释放“中国之治”的文化能量
本期嘉宾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张国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尹韵公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崔桂田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宇文利
张国祚 郭红松绘
尹韵公 郭红松绘
崔桂田 郭红松绘
宇文利 郭红松绘
1 在创新中强健中国制度的“筋骨”
光明智库：坚持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如何处理我国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国外现代化发展经验之间的关系？
崔桂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为借鉴，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的智慧之源，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和价值导向，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主要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作出的一般真理性预判，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没有留下具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或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我们以国际视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但各国的国情、历史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制度设计和道路模式也是不同的，对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张国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好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中国特色，必须立足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三是现代化标准，必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
宇文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提供了原则指导和思想方法基础，必须遵循并加以科学运用。中国历史文化是孕育中国制度的母体，但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不断因时制宜、革故鼎新，在创新中强健中国制度的“筋骨”。国外现代化发展经验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参考，但我们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这三者之间，马克思主义是灵魂，需要灵活运用但不可教条化；中国历史文化是母体，需要扎根传统但不可泥古；国外现代化发展经验借鉴得好、融入得恰当，则会有所裨益。
2 用教育的力量解决认知问题 用制度的力量解决行为问题
光明智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作出部署，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在您看来，怎样切实完成这方面任务？
尹韵公：文化的硬核是意识形态，抓住了意识形态这个牛鼻子，就等于抓住了文化工作的关键。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
舆论引导工作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就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特别要反对那种只管流量、不管内容的网络运营思想，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保证网络空间风清气正。
张国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总体布局、全面思考，着力抓好以下工作：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
崔桂田：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信心，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关键还是要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出发，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让广大人民通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加来切实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进而增强“四个自信”。同时，也要根据大数据、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特点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的方法和手段，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方法创新、平台和手段创新的立体发展中不断“活化”，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宇文利：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要用制度力量保障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做到用教育的力量解决认知问题，用制度的力量解决行为问题，切实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
当今时代，面对多样的文化和多样的价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需要从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入手，解决人们在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追求上的名实矛盾、义利矛盾、理欲矛盾、知行矛盾，找到解决实际矛盾和问题的制度切口和制度缝口，搭建价值法则与文化内容沟通的制度平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涵养水平。
3 依靠人民创造文化 为了人民繁荣文化 通过人民展示文化 保障人民共享文化
光明智库：对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您有什么建议？
张国祚：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重点要认清和解决好三个问题：必须明确我们要保障的文化只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吸引人民接受并喜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建立和完善满足人民享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权益的体制机制。从长远和根本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为人民提供积极、健康和充满智慧的精神食粮。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认知和赞赏并不是自发自觉的，需要我们讲述清楚、展示明白其内涵、价值和魅力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文化产业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兼顾两种属性和两个效益，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价值导向，否则就会背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应该有完善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
尹韵公：把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是为了让文化事业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应当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也获得了很好保护。同时，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权益问题，出现了很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比如，智能时代的知识产权问题、网络数据风险防控与舆论引导问题、社交媒体情绪表达问题，等等。这些方面，都要坚持依法治理、依规管理。
崔桂田：保障大众文化权益、发展被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是“为什么人，如何为”，核心是文化资源和成果共享，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句话，依靠人民创造文化、为了人民繁荣文化、通过人民展示文化、保障人民共享文化。为此，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要构建和完善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体制机制；要构建和完善人民群众共享公共文化的体制机制；要构建和完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效能转换体制机制。
宇文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正在探索和形成中的文化，亟须得到制度保障。例如，切实增强文化工作的法治意识，加强文化立法和文化制度建设。再如，进一步加强针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制度建设，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加以完善。
4 不断提升文化的感召力、引领力、支撑力、凝聚力和辐射力
光明智库：实际上，高质量完成《决定》中部署的13项重点工作任务，都离不开思想文化的力量。对于发挥文化作用、完成好这些工作，您还有什么建议？
张国祚：“中国之治”，于内，追求的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于外，致力于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都需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都需要发挥文化的感染力、渗透力、说服力。比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需要情感的沟通、心灵的交流、理论的说明、舆论的引导。一言以蔽之，都需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尹韵公：虽然思想文化建设是软性的、无形的，但它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思想文化建设要积极服从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面对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文化自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崔桂田：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需要整体谋划、顶层设计，把形成文化合力作为着力点。形成文化合力，要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为基础，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大逻辑相结合，改革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建设和提升文化的感召力、引领力、支撑力、凝聚力、辐射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
宇文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决定》中的13个“坚持和完善”，实际上都受到思想文化力量的影响。充分发挥文化作用，要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的价值，特别是找到文化发挥作用的合适载体；同时，要把握好文化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使文化工作与其他各方面工作有机协调，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蒋正翔、蒋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