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棒——陈燮阳

　　“地中海”式长发，金边大眼镜，指挥棒一拿，舞台一站，不怒自威，陈燮阳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被誉为“中国第一棒”的他，创造了太多的传奇，即使已经年逾耄耋，但只要扬起手中的指挥棒，他那充满张力的“精气神”就会让人产生他依然年轻的错觉。

　　陈燮阳(中)

　　1939年，陈燮阳出生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外祖父是国画家，祖父是前清秀才，母亲是京剧爱好者，父亲是著名的出版家、词作家陈蝶衣。耳濡目染之下，陈燮阳也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燮阳旧照

　　12岁那年，陈燮阳的母亲病逝，父亲远走香港，他被送到了常州乡下的祖父母家中。

　　14岁时，陈燮阳的人生迎来转折。当年，姐姐陈力行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中的招生信息，里面提到学校提供学费和助学金，于是她建议弟弟去上海报考。

　　陈燮阳(中)与家人合影

　　因为家境清贫，陈燮阳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姐姐请了自己团里(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钢琴演奏员陈钢，对陈燮阳进行了几天紧急培训。

　　“(我)连五线谱都不认得的，最早就自己瞎拉一把二胡，还是邻居的一把破京胡改的，我们自己打的蛇，把皮剥下来，蒙上，没马尾，就把黄牛尾巴上的毛剪下来，做琴弓，很难听的。后来去南京找我姐姐，姐姐的一位同事送了我一把二胡，才算有了个乐器。”

　　陈燮阳旧照(右一)

　　到了上海，姐弟俩才得知学校只收小学应届毕业生，在姐姐的恳求下，时任上音附中校长的姜瑞芝同意先“听听看”。陈燮阳也不负众望，他拉了一曲《二郎山》，又唱了一段《歌唱井冈山》，破格拿到了“特1号”的准考证，直接参加复试，迈入了附中大门。

　　陈燮阳(左)与恩师黄晓同(右)

　　在学校的日子里，陈燮阳埋头苦读，等到高三毕业时，他已经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变成了样样精通的优等生，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和作曲系的老师都抢着要他。

　　最终，陈燮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中国指挥界一代宗师黄晓同教授。

　　大学毕业后，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接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指挥工作，一挥便是16年。

　　陈燮阳旧照

　　1981年9月，陈燮阳应邀赴美考察，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进修指挥课，指挥多个美国乐团演出。1982年，他应邀在第33届美国阿斯本音乐节上献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他被一再叫出去谢幕，“那天半夜我回到酒店还有点激动，立马给家里、领导写信，报告他们我为中国人争气了。”

　　从此，陈燮阳闻名遐迩，经常到各个国家演出。

　　陈燮阳(左)与小泽征尔(右)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他拥有无数个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

　　陈燮阳

　　若说这位星途璀璨的大指挥家人生有何遗憾，那便是与他的父亲陈蝶衣有关了。

　　陈燮阳

　　词作家陈蝶衣，对儿子陈燮阳来说，融汇了太多复杂的情感。13岁，母亲刚刚去世不过一年，父亲就离开了他们姐弟俩远赴香港，并且重组了家庭。陈燮阳说：“(我)也怨过他，甚至恨过他。那时候妈妈去世了，父亲走掉了，我就是‘孤儿’一个，连姐姐也去朝鲜抗美援朝了。”

　　陈蝶衣与陈燮阳

　　《挥出一片艳阳天——速写陈燮阳》一书中，记录了父子俩久别后的第一次见面：“1982年2月，陈燮阳在结束赴美考察、指挥后回国，途经香港，终于与阔别30年的父亲相见了。在机场，陈燮阳一眼认出了80多岁的父亲，并没有想象中的奔跑拥抱，他只是快步走上前用上海话叫了一声‘爹爹’，眼泪就下来了。老先生也只是抓住他的手叫了声‘燮阳’，任泪默默流下。那一刻，冰封在心中的恨已经被血脉中同样的温度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