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曲牌研究的体系化建设探索更多可能

　“曲牌是历代艺人所创造的艺术，正因此，它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一切传统音乐无不存在曲牌式的表达。”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傅利民在《传统声乐曲牌之表达》一文中写道。这篇文章是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课题组发表的论文之一，傅利民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图为项目负责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傅利民作《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汇报。

　　6月15日、16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传统音乐曲牌及其传承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学院教育学院及“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课题组承办，中国音乐学院科研处和中国乐派研究院共同协办。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音乐专业院校的百余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的魅力和价值，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见解。

　　“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项目是以曲牌为核心对象，追踪曲牌发生、发展、变异的社会轨迹，运用音乐形态研究的理论、观点、方法对曲牌现象及本质进行全面考察、提炼，继承曲牌音乐及其哲理思想并逐步完成体系化建设。课题组成员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博士后及硕博研究生组成。

图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蔡梦作主题发言。

　　傅利民介绍，立项以来，课题组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8篇，目前基本完成结项报告初稿近30万字，以分头作业、聚拢研讨的方式对课题设立之初的构想与设问作出研究与解答，基于大量的田野和史料工作，对传统音乐曲牌展开全面探索。后续，“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课题组将以更开放、更真诚、更专业的态度，与专家学者开展讨论、与国家及民间院团交流合作，听取意见建议、完善课题成果，以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话题。

　　研讨会上，来自音乐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了对于曲牌研究、传承、运用等方面的思考。“近年来，学界对以“曲子-曲牌”为中心的研究逐渐走向深水区，已经形成既有研究论域的拓展，即整体乐学视角把握，还应对该形态有更为深层的感知与感悟，在夯实和提升学术理念的前提下进一步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说。

图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蒲方作主题发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曲牌音乐研究和创作，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耀华总结道，我国在对新编历史题材和现当代社会生活题材的剧目、曲目的曲牌音乐创作中，进行了两种创新模式的探索，并且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以传统曲牌为基础的创新，这指的是对传统曲牌的运用并没有脱离原曲牌的基础，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删繁简练，精益求精；二是突破原框架的新曲牌创造，这是出于传统曲牌对现实生活表现的需要，而寻求新旋律、新节奏来表现新时代人物的豪情壮志。

　　曲牌研究所涉领域浩如烟海，声乐的、器乐的、民族的、区域的、剧种的、曲种的、教育的、运用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晓萍表示：“在曲牌研究中保持问题意识，关注曲牌历史溯源及历时性研究、同宗曲牌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声乐曲牌与器乐曲牌的共生关系研究以及数字化时代对传统曲牌音乐的影响等，都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的传承与发展，拓展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与深刻理解，为曲牌的进一步研究探索新的方向和途径奠定扎实基础。”

　　苏州大学教授王宁谈及昆曲“倚字声行腔”的曲学本质与戏曲史意义，“‘倚字声行腔’从方法论角度确立了文词在词乐关系层面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确立了昆剧‘普泛的文学性’和‘深刻的舞台性’的剧种特质，同时也为文学进入戏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春福关注曲牌的曲式结构，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曲牌便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曲式部分，因此，多个曲牌的组合也就可以与曲式理论中多个曲式部分的组合联系起来。曲牌的使用完全可以依据并列原则、再现原则、循环原则与变奏原则这四种原则来进行组合。

　　在曲牌的总体研究、个案研究、研究方法的探寻中，一些曲牌现象也成为研究焦点，比如“润腔”、集曲等。“曲牌性思维下造就的‘润腔’体系，虽从‘传统’中来，却因其概念的当代生发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色彩。作为在表演上极具中国特色的‘润腔’唱法体系，其在塑造中国风格的过程中是怎样发挥其固有价值的？又价值几何？”山东大学副教授郭瑾将“润腔”置于当代“中国声乐”的范畴，对其当代表演价值的“用”与“不用”进行了辩证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范勇冠对于当下学界对集曲结构的认识提出质疑：“在当下的研究中，对集曲一词作深层解读时应从曲调拼接的思维跳转至乐曲结构的思维，从关注曲调过搭之处转变为从宏观上俯视乐曲的结构形式。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对集曲结构的分析则应从‘体式’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

　　一方面是传统研究更为广泛、深入、全面，另一方面是新思维、新技术的介入。江苏师范大学讲师黄金龙为“百年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教育家吴梅的弟子汪经昌精通填词、打谱、吹笛、身段表演，为曲学研究的港台、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汪经昌著述谨慎，所作不多，其代表论著有《曲学例释》《南北曲小令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板俊荣认为，歌唱领域的学术研究不能再停留于歌唱技巧与经验介绍或者作品的演唱体验层面。在人工智能、控制科学和脑科学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有较客观的实验数据来支撑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谢呈、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教师郑学铭从建构中国音乐教育教学法的时代需求出发，提出曲牌作为一种框架式的“即兴”进入到体态律动教学过程中，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曲牌文化育人的功效，力求在音乐教育人才培养与向下辐射一般学校音乐教育中达到普及性的“泛”传承态势。

　　研讨会上，音乐学界分享了《曲牌在蒙藏佛教音乐中的交融特征》《音乐地理学视域下的宋明曲牌传播概述》《沅江流域码头音乐中的曲牌流变研究》《民族地区高校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的学校传承及思考》《〈普庵咒〉乐目家族传承谱系梳理》《传统南音曲牌可视化研究》等丰富的研究成果。“是时候了，我们各个戏曲剧种、曲艺曲种、民族民间器乐乐种的工作者和爱好者，是否应当向魏良辅先辈学习，对各剧种、曲种、乐种的包括曲牌在内的音乐家底做一次清理，对历史负责，做一次承前启后的传承、发展、创新的桥梁工作。”王耀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