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网生代”叙事模式成为综艺节目的创意策略

　　作者：尹一伊

　　随着节目模式的大量引进和普及，季播综艺已成为各大卫视及网络平台着力打造的重要产品。然而，对于大多数爆款综艺而言，保持季播内容对观众的吸引力、维持品牌效应并非易事，“综艺N代”往往难逃“高开低走”的命运。在众多季播综艺中，明星推理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第六季上周末刚刚收官，目前其本季累计播放量已超过20亿，豆瓣评分9.1分，基本保持了前五季的关注度与口碑。

　　作为一档主打分众市场的推理型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维持常青的原因当然是多元的。目前，大众与媒介话语对《明星大侦探》的分析通常还停留在节目模式、营销策略等方面，却忽略了真正为节目提供实质内容的叙事创意策略。应该说，《明星大侦探》在整体布局上准确地抓住了网生代观众的文本消费与创作习惯，从而开创了独具一格、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网生代”叙事模式。六季以来，《明星大侦探》对叙事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且通过衍生创作、世界观搭建等方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永动”的创意机制，不仅令节目成为当下国内市场中将叙事、游戏与综艺文本融合的优秀范本，更带动了“剧本杀”等线下创意娱乐产业的发展。

　　尽管想象力与创造力仍然是内容创作的核心基础，但是，在网络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以网络为主要投放平台的各类媒介文本如何觉察、研究与顺应网生代受众的文本消费特征，应该成为业界与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

　　以叙事悬念取代游戏悬念，新的受众互动模式随之产生

　　《明星大侦探》的节目制作模式引进自韩国JTBC的推理类真人秀节目《Cr ime Scene犯罪现场》，自第一季起即沿袭了母版节目的核心模式，由嘉宾进行角色扮演，于特定场景中寻找证据、推理案件真相。

　　与《犯罪现场》一样，《明星大侦探》有着明确的游戏流程与轮次，并设有点数（投票）、奖励（金条）、阵营（侦探、嫌疑人）等鲜明的游戏化元素。作为许多真人秀与综艺节目的主体内容之一，“游戏”环节往往能够提升节目的娱乐性与互动性，以环节设置、嘉宾互动和游戏结果作为悬念，激励观众的兴趣与参与感。其重点在于呈现嘉宾对于游戏环节、规则的现场理解与反应，并由此建构通往游戏结局的多重可能性。例如《奔跑吧！兄弟》《全员加速中》《极限挑战》等真人秀节目，均以“游戏”作为主要的悬念机制，着重于对配合、输赢、复活等游戏元素的设计和描写。《犯罪现场》原版也注重“搜证”“推理”等游戏实践，以烧脑繁复的推理过程与高门槛的受众参与而著称。

　　但是，尽管设计巧妙的“游戏悬念”能够在短时间内为综艺带来显著的可玩性与娱乐性，也能激励观众的心理参与和互动感，但游戏机制的重复性和套路化往往也导致以游戏悬念为核心的节目在“新鲜感”消退后失去对观众的吸引力。过于复杂的游戏设计意味着受众理解和准入的高门槛，而当简单的“规则”“玩法”被穷尽，游戏机制带来的悬念也会随之消失。即使是规则繁琐、可玩性极强的“狼人杀”节目也在红极一时后走入自我重复的瓶颈。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明星大侦探》虽然同样以推理游戏模式贯穿全程，却并不以“游戏”作为核心悬念机制。实际上，在迄今六季的创作过程中，《明星大侦探》与其韩国母版模式逐渐分离，开始实现对游戏悬念的弱化。尤其是在第五季和第六季中，嘉宾对“密码”的破译过程几乎隐去了。可见，《明星大侦探》正在将“游戏过程”逐渐简化为“信息陈列”，这意味着“游戏悬念”的失效，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故事结局为导向的“叙事悬念”。通过调用丰富的故事题材、不断创新的类型叙事，节目弥补了游戏玩法的单调，完成了从“叙事型游戏”向“游戏化叙事”的转向，成就了节目的常看常新、常青不败。当观众的关注点从看“推理”转向看“故事”，叙事的反转和“神展开”取代了推理的正误和游戏的输赢，新的受众互动模式也随之产生。

　　从第一季到第六季，除了游戏场景的实景升级外，节目的游戏环节几无变化，而叙事的复杂度则持续攀升，连环案件和案中案成为“标配”。同时，在《明星大侦探》最近的两季中，已经出现大量推理服务于情节的片段。例如，嘉宾在几无依据的情况下迅速点出“灵魂交换”等显然超出一般推理思维的超现实推断，强行推进情节“神展开”，就是为了故事进展而牺牲推理过程的典型。而在连环案的情节中，第一案中的“输家”也能够继续以嫌疑人身份参与后两案，也意味着“输赢”在情节主导的节目模式中不断弱化。在叙事类型方面，节目的情节设计逐步跳出经典的悬疑推理叙事框架，加入大量情感、伦理、恐怖、魔幻、科幻元素，也时常与社会热点话题相呼应，极为可观地丰富了故事的内涵与可看性。情节的反转不再局限在传统推理类型叙事中常见的犯罪手法、证据误导等方面，转而在世界观、人物关系等方面着笔，再次体现出节目设置中弱“推理”、重“情节”的倾向。

　　“连续剧”+“平行宇宙”：开发“网生代”叙事模式

　　作为一档延续六季的“长寿综艺”，《明星大侦探》在分众市场大获成功，收获了相对固定的青年观众群体。2018年，节目曾更名为《我是大侦探》并尝试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却最终没能收获理想的关注度与口碑，只得重回网播平台。推理型综艺上星的“水土不服”，除去在文本创作方面受限等外部原因之外，也由于《明星大侦探》整体的叙事框架独具“网感”。节目对于元文本的开发与创作，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本互动，非常符合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文本消费习惯，却未必迎合大众市场的常规消费偏好。

　　从第一季开始，《明星大侦探》就坚持创作以特定IP为元文本的衍生故事，以各种形式改编、演绎过包括《暗恋桃花源》《大话西游》《东方快车谋杀案》《小红帽》等经典作品。对于青少年受众，特别是网生代受众而言，对衍生创作和同人创作的阅读和消费习以为常。如亨利·詹金斯所言，他们往往不仅是衍生文本的消费者，更是这类文本的积极创作者。在《明星大侦探》中，对经典IP的悬疑化演绎不仅能够唤起特定观众群体的情怀，也容易激起青少年观众较为强烈的参与感，是一种极具“网感特征”的创作方式。但是，改编式创作也受到原作在内容、世界观、人物设计和情节走向等方面的限制，导致《明星大侦探》改编案件的创作水平几乎都并不出彩。二次创作在有效开发并演绎元文本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相较对既有元文本的改编，《明星大侦探》在叙事方面的最大优势是成功将“爆款前作”转化为后续创作的元文本，通过对独立原创故事的衍生创作，实现特定文本的品牌化与系列化。这种元文本与衍生文本的互动与反哺，为节目创意提供源源不断的叙事活力，甚至能够形成世界观。六季以来，《明星大侦探》已经成功打造“恐怖童谣”“NZND”等爆款系列，在第六季第一案中也通过非玩家角色的重复出现完成了与前作中“灵魂交换”设定的呼应。有趣的是，《明星大侦探》对前作的衍生并不是简单的“续集”创作，而是巧妙地维持了故事间的相对独立，转而通过边缘角色、背景设定和视听元素的微妙勾连与前作形成文本间性。

　　如果说“连续剧”式的系列创作仍是满足当下大众消费习惯的主流模式，那么“平行宇宙”式的衍生创作则更加符合网生代与亚文化受众的消费习惯。类似的创作模式，既能够延续前作的主要叙事特点、继承“爆款”的关注度，同时也将部分创作与理解空间下放给受众。看似独立的“平行宇宙”之间的种种关联成为受众阅读、理解文本的线索，也是观众在享受新故事之余，得以建构文本想象和“粉丝”身份的基础。由于卫视平台播放与大众媒介消费的特点，这种衍生创作模式很难在大众市场上生效，却能够有效巩固新生代观众的忠诚度，延续《明星大侦探》对目标受众群体的吸引力。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