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人生》：一个失去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们儿时的朋友那年没有搬走？如果我们在另一个城市长大？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在餐桌另一头遇到的伴侣是别人，我们还会和他们在一起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其诗歌《未选择的路》中，诚实地表达了人不能在河的两岸同时行走的困境。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结局，但在中途，他想象有一天会回到那个比喻的岔路口，去尝试另一条路：“然而，知道一条路通向另一条路，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回来。”

　　《过往人生》电影海报

　　多元宇宙或是维度跳跃，未走的路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概念在电影中一直获得着大量关注。今年在柏林电影节上，以黑马之姿成为主竞赛单元口碑电影的《过往人生》也是如此，尽管不带任何科幻色彩，但韩裔加拿大电影制作人、纽约剧作家席琳·宋的这部电影处女作，对“如果……会怎么样”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深刻感人又层次丰富的答案。

　　这部电影缘起于席琳·宋在纽约一家酒吧里的经历。当时她坐在儿时的朋友和她的美国白人丈夫中间。他们正试图了解对方，但彼此之间有着陌生人的尴尬。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这两个人之间的通道或桥梁，传递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在好奇地看着他们这个奇怪的三人组合。这时，她与其中一人有了眼神交流，她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哦，你真的想知道我们是谁吗？如果我真的努力告诉你呢？”

　　她将这个场景作为这部电影的开头，镜头外的声音猜测着三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引领观众回到24年前的首尔，开始揭示那个并不那么明确的答案。

　　12岁的罗英告别青梅竹马的海盛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二人遂断了音讯。十二年后，现在名为诺拉的前者移居纽约，追求她的编剧梦想，后者服完兵役，修完学业，回到父母身边。互联网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二人重新建立了联系，而随着频繁的视频聊天，诺拉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对她来说只存在于屏幕上的男人，却知道双方都不会为了彼此放弃自己的生活，“我移民两次来到纽约，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想着如何坐上回首尔的航班。”过去将二人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将他们分开。

　　当移民的人年纪大到足以形成对家乡生活的记忆，但仍然年轻到足以被新环境重塑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位移，如烟往事开始消失在潜意识的角落里，被怀旧的蛛网覆盖，只在某个瞬间掀起一丝回忆的涟漪，就像诺拉的梦话只用韩语呢喃那样。遥远距离的穿越和个体身份的巨变，可谓是前世今生，前世无法摆脱，今生也难以安顿。但对于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人来说，她的存在却成了一个凝固的记忆，一如海盛念念不忘的是那个争强好胜的女孩，即便知道她就是注定离开去往更大世界的那种人，但他爱的就是这样的她。然而，他们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交网络与兴趣爱好，如蝴蝶扇起风暴一般，最终扩大和膨胀为截然不同的人生。

　　又一个十二年倏忽而过。诺拉既没有像12岁时所希望的那样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实现24岁时许下的拿普利策奖的志向，她甚至为了绿卡而提前结婚，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作家，住在纽约的一所小公寓里，而如今的海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做着普通工作，拿着普通薪水的普通人，且刚结束一段恋情，与父母住在一起。当诺拉告诉丈夫亚瑟，海盛将要来纽约见她时，亚瑟半开玩笑地告诉妻子，他觉得自己在她的故事中是个局外人，“邪恶的美国白人丈夫挡在了命运的路上。”诺拉开玩笑地叫他闭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我脑海里的那个孩子……我想念他。”亚瑟知道事情不止于此。海盛是诺拉童年身份的一部分，过去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她进入成年而消失。

　　《过往人生》电影剧照

　　在拖延已久的相聚中，二人在布鲁克林海滨享受久别重逢的美好时光，然后乘坐阳光明媚的渡轮环绕自由女神雕像，最后在东村迷离恍惚的街灯中漫步。这些场景与电影早期在首尔的背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那时海盛和罗英走路回家，在公园里的现代雕塑中玩耍。但无论在哪里相遇，镜头都会创造出一种他们之间的联系，一种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重要的感觉。影片简单而优雅的构图，使得人物彼此的空间关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酒吧里尴尬的沉默，或等出租车这样的简单时刻，都传递着巨大的力量。演员之间的眼神交流也拿捏得恰如其分，即便刘台午和格丽塔·李的肢体语言极为克制，观众仍能感受到暗潮汹涌的往日之情。当镜头在两者之间漂移时，他们的分离虽不显山露水，却令人难以忍受。那种咫尺天涯的感觉带来这样一种共鸣：有些裂痕是无法修复的，但也许值得与它们和解。

　　拍摄一部既低调克制又充满感情的电影，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在一部处女作中能够如此出色地完成这一壮举，就更令人惊叹了。在诺拉、海盛和亚瑟之间的三角关系中没有坏人，也没有混乱和冲突，只有三个正派的人在努力寻找存在的意义。这个情节简单但情感丰富的故事所带来的冲击力，全部来自人物细致入微的表情变化和深邃幽微的内心谜题。和科恩最好的旋律一样，这部电影拥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影片中许多扣人心弦的部分都是无声的，如诺拉和海盛在视频通话中不知如何打破僵局的尴尬微笑，还有每一个渴望的眼神，每一个焦虑的傻笑，都慢慢导致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这对一部通过感觉而不是故事来传达主要意义的电影至关重要。

　　三位演员都很好地唤起了各自角色所感受到的爱、孤独和不确定感。无论是扮演20多岁的艺术硕士，还是30多岁的剧作家，格丽塔·李的表演都以外科医生给陌生人做手术般的不经意的优雅，切中了角色自我分裂的核心。她用诺拉的自信和创造性的野心作为盾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使得她少见的放松警惕的时刻有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脆弱。她以足够的权威展现了角色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而刘台午饰演的海盛从未表现出投机取巧或顾影自怜的样子，只是那暗流涌动的眼神流露出的既有今非昔比的哀伤，也有物是人非的遗憾，更有对往日之情的怀念。

　　这不是一个失败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失去的爱情故事，因为人物成了时间和环境的牺牲品。电影以一种浪漫的视角审视那些本来可以是什么，现在可能是什么的事情，就像欣赏被时间冲刷的沙堡一样欣赏它们，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或许会思考它是如何与自己的生活状况相呼应的。无论我们是谁，来自哪里，我们都是由近乎无穷无尽的巧合和选择塑造的。有时，我们会有意识地做出改变生活的决定；有时，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却只有在事后才意识到变化的发生；有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改变，却无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