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旗帜：战争、历史和英雄

　　短短两个月拍成的《金刚川》，显示出中国电影工业迈向体系化的成熟进步

　　金涛

　　2020年是中国电影战争片的大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双子”纪念，以《八佰》和《金刚川》为代表，新一轮的战争片创作已成热点，并将成为接下来影视创作的热潮之一。

　　从目前已经问世的作品看，随着电影工业体系的日益完善，国内战争影视剧的技术水准已经不输于任何国家，真正的看点还是在文本层面。面对牺牲，如何表现战争？面对家国，如何讲述历史？面对传奇，如何塑造英雄？恐怕是这类题材战争片创作必须攀登的三座山峰。

　　集结号角

　　战争呈现和制作潮流

　　战争是生和死的考验。作为所有矛盾的对抗点，战争电影具有天然建构戏剧冲突的特质，战争环境下，个人命运和战争胜负并不是正向关系，造就了战争片的伦理内核：战争是一面镜子，折射人性意旨（美好与邪恶）、社会伦理（文明和野蛮）和生命价值（生存和毁灭）。今天，战争片早已摆脱了简单再现胜负，其创作的难点在于如何站在今天的角度，从艺术的高度，去思考和表现战争。

　　也许是巧合，从电影《八佰》到《金刚川》，最后的高潮都是热血“桥”段：无论冒死“冲桥”还是和蹈火“过桥”，都令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

　　桥，在战争片中，多被赋予强烈的喻义，既是故事的胜负手，也是人物的生死线。对每一个走进战争的导演而言，则是摆渡口，选择一座细小的桥，连通历史和当下，表现战争的牺牲、军队的血性和儿女的柔情，是最普遍的叙事策略。我们看到，以《金刚川》《战火熔炉》《英雄连》《跨过鸭绿江》《长津湖》和《最冷的枪》等为标志，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正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波“雄赳赳过桥”的热潮。

　　和早期《上甘岭》《英雄儿女》高扬“战旗美如画”的英雄赞歌不同，也不同于《我的战争》凸现“战地生死情”的局部回望，这一轮的创制热潮，我们更多听到了“黎明静悄悄”的战场号角。观《金刚川》可见微知著，当下，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制作和国际主流趋势高度接轨：以小搏大。一是小视角再现大叙事。首次出现的后方视角，真实还原了战争全景；二是小人物表现大主题。普通一兵的群像塑造，再度诠释了英雄主义；三是小战斗呈现大视觉。关注局部战斗细节体现了工业化制作的技术水准；四是小团队体现大合作。许多新片都采取导演集体执导、单元合成的模式，分队作业，把控品质。

　　在笔者看来，短短两个月拍成的《金刚川》，显示出中国电影工业迈向体系化的成熟进步，超过5000人庞大规模的制作班底，体现了国内战争电影专业化的硬核实力。全片虽然在剧作结构方面稍显薄弱，但是，真实战争场景的还原，战斗场面的技术特效及军事装备的考证制作，给人以强烈的视听震撼，表演、摄影和剪辑等环节衔接流畅，整个电影呈现了较好的战争片质感，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大规模的战争片视觉呈现。

　　当然，摆在导演们面前的挑战依然。战争片是每个男性导演渴望越过的山丘。从《敦刻尔克》到《1917》，从《决战中途岛》到《灰猎犬号》，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战争片永远都不缺故事、资金和技术，缺的只是视角、观念和方法。欧美电影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演绎手法非常多元，时而多线叙事，时而一镜到底；既有战役战斗，也有战术战法，其中的硬核是：无论镜头如何变幻，焦点不脱离真实历史的语境，以及人们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一条大河

　　历史视野和主题挖掘

　　战争是血与火的历史。还原历史，讲述故事依然是时下战争题材电影需要倾力的一项任务，从史学建构的角度说，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里，随着时间流逝，对于战争的记忆会日渐模糊、残缺，甚至空白，电影构筑的是一部战争影像史，人们不断地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当下的意义。

　　长期以来，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呈现出一个特征，即纪实非常活跃，剧情相对较冷。近年来，反映这场战争的纪录片一直细水水流，异彩纷呈，既有全景式反映战争历程的《较量》（1996）和《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也有聚焦重大关键战役的《冰血长津湖》《断刀》《上甘岭——最长的43天》《铁原阻击战》，更有表现各军种战史的《铁血大动脉》《50军血战朝鲜》等等。这些纪录片注重文献整理、人物口述和战史研究，从宏观视野对战争全貌进行描述，从专业角度对战斗细节进行还原，在军迷和历史爱好者圈内，一直颇有影响。今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雄儿女》《为了和平》《英雄》等等，把纪实热推向高潮。这些重磅巨制，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温，对英雄的缅怀。

　　但是，就影响力而言，纪录片和剧情片还是不能等同。1956年的《上甘岭》作为第一部抗美援朝电影，不仅树立了一座战争片丰碑，也为后人构筑了一片精神高地。它和《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奇袭白虎团》等作品一起，组成了最早表现抗美援朝战斗的剧情片，这些电影大致可以归结为战史电影的范畴，主题是对军事胜利的纪念，对战斗业绩的颂扬。

　　近年来，也有类似《集结号》和《我的战争》等零星作品问世，但是总体上，和抗美援朝题材本身所具备的史料丰富性而言，剧情片对此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和苏联卫国战争电影所形成的特有风格相比，我国战争片的类型化探索也只是刚刚开始。

　　今天我们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已70年，记得一位苏联导演说过，表现战争题材，距离战争时间越远，历史和艺术的观察点就越高。人们并不满足于“我们是如何战斗？”而要知道“我们为何而战？”以及“我们为何能赢？”并以此揭示战争对新中国带来的巨变，对军队灵魂的重塑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锤炼。这要求创作者要有更为全面的历史观。近年来，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在主题方面也是在不断探索和深化的。

　　例如，“每一个平凡的牺牲，都是永垂不朽”。2007年的电影《集结号》，用极为冷静的叙事，讲述了连长谷子地带领连队，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牺牲以及为47位烈士正名的过程，大胆地探讨了战争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又如，“修桥也是打仗”。当年电影《上甘岭》通过聚焦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表现了整场战役的惊心动魄。同样，电影《金刚川》通过一座桥的毁灭和重生，去窥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残酷的牺牲。最小角度的切入，却是最大视野的观照，首次将抗美援朝的创作视野伸向后勤战。再如，“我是为谁而战？”今年的电视剧《战火熔炉》大胆借鉴了海外剧《兄弟连》的手法，从一个俘虏的视角，聚焦了一个连队的士兵在经历严酷战争洗礼后，获得重生并相互接纳的故事。这样的主题挖掘和叙事结构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可以预见，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对文艺创作界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如同长津湖的冰雕连，具有沉默如雷的力量，不用任何戏说和胡编，只要真实还原历史，就能打动观众。

　　向我开炮

　　英雄情怀和复调叙事

　　战争是人和神的传奇。刻画人物，塑造英雄，是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创作最为关键的环节。英雄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时代，那场战争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当下的文艺创作，要从中发现、挖掘和塑造符合时代语境的英雄性格，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英雄形象。那个时代的英雄，有着更为多元、丰富和真实的精神特征。

　　抗美援朝电影中，有两个瞬间永载中国电影史册：一个是《英雄儿女》的阵地前，孤胆英雄王成身背话务机，扛起爆破筒，冲向敌群，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叫，感天地、泣鬼神！另一个是《上甘岭》的坑道中，卫生员王兰深情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些片段，每每重温，总是澎湃不已。一句台词和一首歌曲，分别诠释了铁血和柔情，这是中国式的英雄主义。

　　残酷战争何以能拍出如此动人的豪气和诗意？除了那个年代的质朴底色外，还有极富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这场战争的动员口号叫“保家卫国”，清楚地表明了“家国”是抗美援朝题材文艺作品中最朴素的英雄情怀。这也是中国战争片区别于好莱坞乃至外国电影的特点，家国观念是中国电影的原生基因，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一体”理念，在主流电影中均体现为“向我开炮”的忘我之境。

　　《金刚川》的英雄观依然是东方式的。导演精心设计了三位主角：李九霄饰演的刘浩、吴京饰演的关磊、张译饰演的张飞，分别对应了三国“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个角色在性格塑造上虽说带有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争议，但是，角色内核依然是中国传统的英雄侠义，兄弟情谊的背后是舍生取义。此外，主要角色大量使用各地方言，表明了编导的用意，家国对应着乡土。

　　家国是情怀，人民即英雄。《金刚川》首创的非线性叙事和多视角拍摄，引起热议。在开放的英雄观指引下，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呈现出从剧本、样式到制作更为复杂的“复调结构”：

　　四个章节、三个视角、两门炮和一座桥。《金刚川》呈现出介乎纪录和故事之间的报告文学体例，首次正面刻画了美军飞行员的角色形象，没有刻意丑化和矮化，“机炮对决”的传奇一幕非常震撼，其实验性和开拓性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也有内容方面的考量。

　　管虎、郭帆、路阳的《金刚川》，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的《长津湖》，作为献礼巨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制作沿袭“三驾马车，三位一体”的联合执导模式，集结大牌导演，既有商业市场的考虑，也有艺术创新的要求。

　　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王海大队和张桃芳组成了“真英雄联盟”。动画片《最可爱的人》重新演绎了志愿军五位特级战斗英雄的高燃故事，继纪录片和故事片后，动画电影也加入到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艺术表达，也是一种有益尝试。

　　中国军人素以 “精、气、神”为魂，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本身即是复调叙事。抗美援朝战争诞生了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一位老英雄说过，有信仰、有信心、有智慧、有勇敢精神，是他们战胜敌人的法宝。战火硝烟里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人，所谓可爱，因其铭刻着忠诚和仁爱、勇敢和血性、隐忍与坚韧、创造和智慧。这些英雄业绩和精神遗产，为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原型和价值选择，远未穷尽，值得我们深深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