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宁浩式喜剧的最大瓶颈？
因为此前《我不是药神》的火爆，坏猴子计划系列的第三部公映电影《受益人》备受观众和影评人期待，但其实际的观片效果却并不理想。这部很像宁浩喜剧的新片，它的问题其实展现的也是宁浩式喜剧的一些问题。
从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开始，宁浩式喜剧逐渐跻身最有代表性的国产喜剧类型。它的基本配方简单说来就是成熟类型+喜剧+小人物，从而形成一种情节主导型喜剧，通过对各种成熟类型进行借鉴与混合，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艺术创新能力等都比较强，小人物的加入又使这种喜剧能产生与社会文化需求极其贴合的作品。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优势，宁浩式喜剧带动了很多优秀喜剧电影的出现，对国产喜剧电影这些年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从《受益人》来看，这种喜剧类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也潜伏着不少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影响这种喜剧类型的继续发展。
危险一：
成熟类型借鉴与混合的过火与失误
2006年《疯狂的石头》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主要是它在情节上直接模仿后现代黑色喜剧《两杆大烟枪》的网状叙事，以几伙盗贼抢夺玉石过程中阴错阳差的情节设计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2014年的《心花路放》在类型借鉴上更加复杂，其主导借鉴类型是1980年代的治愈式旅途片，宁浩正是看中这个类型对处理中国当代都市白领人群的焦虑是十分合适的。它同时还借鉴1970年代出现的男性情节剧，通过展现男性情谊来释放中国当代都市男性日益严重的性别焦虑。2019年的《疯狂的外星人》则对好莱坞外星人科幻电影进行借鉴，而且同时借用其类型与反类型，使外星人兼具正面与反面，成为复杂的形象。
以上这些成功的类型借鉴与混合为宁浩式喜剧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可能。但对成熟类型借鉴必须要考虑文化问题——类型电影与文化需求和焦虑有密切的关系，成熟类型往往承担着特定的文化功能，所以在借鉴时一方面需要对成熟类型进行细致的分析，谙熟其所建立的文化语境和承担的文化功能；同时，更需要了解当下所面临的真正的文化冲突与焦虑，使对成熟类型的借鉴与混合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当年紧随《疯狂的石头》之后的《疯狂的赛车》，对后现代黑色喜剧的借鉴就有些过火。《石头》中的网状叙事使用还是比较节制的，《赛车》中的网状叙事则变得十分复杂，反而带来了观众观影的障碍。影片同时将后现代黑色喜剧中的无序、混乱和滑稽等后现代特征完全借鉴过来，这种文化表达与中国观众当时的文化感受是不匹配的，使观众没有办法与影片产生共鸣。
刚刚上映的《受益人》在类型借鉴和混合上则出现了失误。从其骗保题材来看，黑色犯罪片应该是这部电影的主导借鉴类型，如1944年由怀尔德导演的《双重赔偿》讲的就是一个保险推销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一个主妇合谋杀死其丈夫并骗保的故事。黑色犯罪片的类型愉悦主要来自犯罪行为的惊险，是有很强社会批判性、充满悲观色彩的类型。但《受益人》又强行加入了疯癫喜剧类型，其中的骗婚情节很像1947年的《假凤虚凰》，这部经典国片正是对1930年代风靡的疯癫喜剧的借鉴成果。疯癫喜剧的类型愉悦则主要来自男女双方的性别战争所产生的喜剧感，是一种强调社会融合、充满乐观情调的类型。《受益人》将这两个文化功能差异巨大的经典类型进行混合，则出现了关公战秦琼的荒唐结果。两种类型携带的类型元素和文化诉求相互冲突与消解，不仅带来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诸多裂缝，更是造成了观众十分别扭的观影体验。在该害怕的时候被搞笑所冲淡，在该欢笑的时候又被罪恶感所缠绕。
为了将宁浩式喜剧黑色幽默的招牌继承下来，影片又将后现代黑色喜剧的戏谑元素生硬穿插在剧情之中，光是滑稽追逐桥段在片中就使用了不下四次。不仅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而且戏谑元素的加入又将前两种类型的类型愉悦进一步消减，最后是既不害怕，也不欢乐，变成了尴尬和迷茫。
危险二：
小人物沦为空洞符号
宁浩式喜剧有一个重要的法宝是塑造与时代极其贴合的小人物形象，这让宁浩式喜剧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强烈的关联。2006年《疯狂的石头》通过塑造以包世宏为代表的下岗工人群体和道哥一伙儿的下层盗贼群体，将小人物形象进行了更丰富的表达，也借由这些小人物故事处理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小人物形象也是宁浩式喜剧在情感上打动观众的重要利器。《疯狂的石头》中，包世宏作为这部喜剧中最正面的小人物形象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之中一直受到“保护”，最终碰巧成了英雄，正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呈现。观众在小人物的象征性胜利中也获得了情感的共鸣与满足。
《受益人》中的小人物则失去了真实的生活质感，有沦为空洞符号的危险，其中尤其是吴海形象相当失败。首先是对他苦难的展示十分浮夸，缺乏可信度。作为单身父亲，他生活比较拮据是有现实可能的。但明明干着两份工，却穷到让自己得哮喘病的儿子只能住在乌烟瘴气的网吧和靠偷火锅店的菜吃晚饭就比较夸张和矫情了。其次，吴海的道德面目也比较模糊，这主要是由于前面讲的两个类型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影片为了给他洗白，不断将江会计的形象进行黑化。但作为多年好友，吴海对朋友连基本的认知都没有就过于蠢了。而他后来在骗婚过程中表现的狡黠又令人匪夷所思。这样道德模糊的小人物形象是不可能获得观众的认同与移情的。
《受益人》的失败说明，小人物形象一旦沦为空洞符号，宁浩式喜剧也就失去了对中国当代真实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去年上映的《无名之辈》则又给我们以信心，那就是一旦重视小人物塑造，宁浩式喜剧就能重新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产生紧密关联，并深深打动观众。该片不仅贡献了一个新的小人物典型“眼镜”，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挣扎和寻求归宿和尊严的无数青年人，还将充满个性的小人物形象借由网状叙事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组寻求尊严的小人物群像。其中对小人物精神气质的塑造甚至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的一些经典作品。
危险三：
价值观的落后与保守
优秀的喜剧电影除了对社会现状和焦虑有敏锐的捕捉能力，还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价值观表达。因为喜剧的亲社会性特点，观众对其中的价值观表达会相当敏感。《无名之辈》就传达了创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和对人的个体尊严无法摧毁的信念。这种价值观的表达是这部喜剧的精华所在。与此相反，之前一些国产电影喜剧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后期的价值观表达上越来越落后和保守，例如2013年的《私人订制》甚至以精英视角对普通平民进行了丑角化处理，把他们塑造成不是渴望权力就是渴望金钱的形象，这直接导致观众既不买账也笑不出来了。
宁浩式喜剧目前也存在价值观落后的危险。2014年的《心花路放》中对女性形象的表达就隐含着比较保守的性别观。影片对脱离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大都以带有负面色彩的女性形象进行展现。在影片最后，只有东东这个无条件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最终通过婚姻得到了幸福。在《受益人》中，这种落后的性别观更加凸显。无论是受骗前以荡妇形象出现的淼淼，还是受骗后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的她，这种两极化女性形象都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想象与规训的产物，都对真正的女性特征进行着遮蔽。尤其是在淼淼被骗与吴海结婚之后，她所做的一切都只为讨丈夫欢心。甚至在得知吴海骗婚的真相之后，依然为他抚养孩子，等他回家。所谓的大团圆结局是以女性的一再容忍为代价达成的，这种性别观几乎可以说是对女性的冒犯了。
以上由《受益人》所引发的讨论并不是要将宁浩式喜剧完全否定。恰恰相反，正是鉴于宁浩式喜剧对中国喜剧的重要意义，由它开创的成熟类型+喜剧+小人物的喜剧样式依然有很大的发展可能性——去年的《无名之辈》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更应该对这种喜剧类型展开严肃讨论。只有不断对其总结和反思，才能促进它更好的发展，也为中国当代喜剧不断增添新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