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用“圆形批评理论”体味中国文学

　　【求索】 

　　作者：董中锋（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湖北省散文学会会长）

　　1963年，24岁的华中师范学院青年教师王先霈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在课堂上，他对诗人、学者何其芳讲授的一个观点发生疑义，课后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向何先生请教。何先生约王先霈到寓所讨论，谈了一个多小时，送他穿过院子走到宅门前，分手时说：“今天，我没有能够说服你，你也没有说服我。”前辈学者坦荡的胸怀、平等的意识和对自己信奉的理念的坚守，使年轻的王先霈很受震动。当时给进修班讲课的，不仅有何其芳先生，还有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宁先生、研究美学的蔡仪先生、研究外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袁可嘉先生，有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梁斌，有文艺界领导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陈荒煤、冯牧、侯金镜、袁水拍等，还有音乐界、美术界的名家。王先霈从这些老师那里接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学术品格的熏陶。在此后几十年里，他根植本土，勤奋耕耘，也跻身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之列。

　　学人小传：王先霈，1939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社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撰有《文学心理学概论》《圆形批评论》等专著，《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解码方式》《创造性思维中“有意义的空白”》《兴论新释》等论文，主编《文艺学系列教材》《文学批评术语辞典》《文学美》等。

　　求 学

　　王先霈毕业的中学是江西省九江市第二中学，1950年进校时还叫同文中学。同文中学图书馆藏书很多，王先霈从一位马姓管理员手里借阅过好多本“万有文库”，可那位管理员每次都不很情愿外借，据说那套文库是张治中将军赠送的。

　　到了高三，王先霈开始了大学梦。那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同学们热血沸腾，都想学工科，为祖国建设效力。王先霈很想报考地质专业或建筑专业，可高三上学期体检，医生说他“右上一肋间有条状阴影”，不能报考工科。随后，班主任找他谈话说，上级部门规定，“每个班要有一定比例同学报考师范专业，我觉得你适合读师范，希望你服从组织的意见”。这样，王先霈就把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填为了第一志愿。

　　华中师范学院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与同文中学有点同源性，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同文中学有很多毕业生被举荐到华中大学深造，老师中也有不少华中大学的毕业生。就在王先霈准备到华中师范学院报到时，语文老师特地为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持信面谒这位语文老师的老师——钱基博先生。

　　1956年9月初，王先霈拖着一个铁皮箱子到达桂子山。华中师范学院非常重视本科教学，上基础课的全都是有经验、有学识的老教师。就在大学一年级，王先霈便爱上了中文专业。但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他被派到江夏纸坊的一个采石场打石头，后又被分到武钢跟工人一起干活。1958年，还是学生的他被安排参与教材编写，先后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编写。参与编写《古代文学史》，他负责撰写“庄子”一节，虽基调是批判，但批判也得先读原著。这一读，他便喜欢上了《庄子》。

《王先霈文集》（八卷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王先霈而言，真正走出校园、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际接触，始于1958年参加搜集民歌的活动。到了大学四年级，他被派到武汉钢铁公司写厂史，住在工棚里，与青年工人同吃同住。第一次见到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他非常兴奋，经过两个多月的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江心水泵站的日日夜夜》，被收在《武钢建设史话》一书里。后来，他又到东西湖农场写场史，这也让他有所收获。

　　在大学里，老师们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这给王先霈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多种影响。1960年，大学毕业的他留校任教。1963年，正准备给学生讲“文学概论”时，他被领导通知参加考试，随即到中国人民大学读文学进修班。到进修班不久，他被临时借调到《文艺报》写作组写批判文章，以致他后来一再反思那两年的思想过程。这个进修班的学习方式与众不同，班上四十五六个同学，来自二十来个省市，三分之一是文联、作协、文化局、宣传部的业务干部，三分之二是大学青年教师。学习方式是设立多个专题，每个专题由老师先作启发报告，指定阅读文献，学习读书后分组讨论，老师再作几次报告，回答问题并进一步阐发。这使他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过程，思路非常开阔。讲课的老师来自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多样化的视角，给了他诸多鲜活的思想和难得的治学方法。

　　在进修班学习期间，他有机会跟张光年先生学习写作。张光年先生很注意作文技巧，每篇文章构思，都强调论述“角度”，觉得选取“角度”是否恰当，对文章成败关系很大。后来，冯牧先生也参与指导。冯牧先生讨厌冬烘八股腔调，总是要求“娓娓而谈”。有一次，要写一篇《红灯记》的评论，王先霈看了几遍剧本就打算动笔。可冯牧先生说，不看演出怎么能评论剧本？不只看一场，要看很多场！于是安排他观看几个不同剧团的演出，要求他有了真切的感受，再作理性分析。王先霈说：“他们对文学作品敏锐的感受力，常使我惊奇。他们无言的示范，指引我注重理论批评联系创作实际。”

　　治 学

　　有人说，王先霈是40岁才开始做学问的。对此，他自己说：“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原来不做吗？也做，但做的是错误的，也写了一些文章，一些‘批判’文章。到4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做学问。”

2006年，王先霈在讲座后与同学交流。资料图片

　　1972年，王先霈离开大学，到江西大山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教书。做乡村中学老师的经历，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1976年，他又回到华中师范学院任教。1977年以后，他想到要做学问了，并且开始比较明确地追求独立思考。那时，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可以说是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学术条件，但领导都非常支持他。王先霈开始了他的马列文论研究。

　　为了研究马列文论，王先霈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学术旅行。在出发之前，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当时能找到研究马列文论的文章编了一个索引，然后拟出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疑难困惑问题，以便向各地老师请教。从1977年11月8日至1978年1月4日，他们历时两个多月，走了大半个中国，辗转十多个城市，走访数十个单位。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先生带着全所30多位研究人员接待他们，中央编译局的陆梅林先生也接待他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先生、蒋路先生、程代熙先生都应约和他们谈学问。1978年，华中师范学院在全国率先举办马列文论研讨会，并成立全国性的研究会。这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至今仍活跃在学术界。

　　此后，王先霈发现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几乎被忽略了，需要发掘。于是，他又和同事一道，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图书馆的规矩是，书上午借出后可以下午下班的时候还，中午可以不还，但需有人看守。为此，他和另一老师轮流守书，轮流到街上的小餐馆吃饭。因为没多少钱，也就充饥而已。但每当找到一篇不曾见过的小说序跋，读到里面的精彩观点，他就兴奋不已。他说：“一本本捧读那些好几十年没有人借过的古书，偶尔在其中看到前代学人夹在里面的条子，多少有些思接百载、千载的况味。”如此这般，他和周伟民合作，写出了《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这是一本有特色的著作，是最早的一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以此为出发点，王先霈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小说大辞典》《古代小说序跋漫话》《小说技巧探赏》《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论小说的文体特性》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说理论批评。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研究后，为了填补知识结构上的空缺、深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王先霈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和文艺心理学，成为国内较早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说：“研究文艺心理学，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触及对做人、对人生的看法。中国古代心理学材料，像庄子一派、魏晋玄学、佛学，陶渊明、苏东坡的材料，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阅读这些内容，对人们是有益处的。”为了探索中国人跟西方人心理的差异，他十分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心理学的研究，出版了《文学心理学概论》，后来进一步深化，修订为《文学心理学读本》，以期证明中国古代也有文艺心理学。有感于中国艺术心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写作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一书。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读后非常欣喜，专门撰文，认为“王先霈有一种难得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他深入中国古代艺术心理的堂奥，经过刻苦地钻研，以他独特的眼光和谨严的学风，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思想作了一次清晰细致的梳理、力透纸背的分析和切中肯綮的概括”，“给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先霈重新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并寻找独特的批评方式和体味方式，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解码方式》《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等系列著作，同时还建构了影响广泛的圆形批评理论。

　　此后，王先霈将教材建设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他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注于民族性和本土性，同时注重文艺学学科的时代性和广泛性，通过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完善了他的文艺学体系建设。

　　无论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还是文艺心理学探索，无论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还是文艺学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本土化一直是王先霈思考和追寻的问题。他认为，本土化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观念、立场的本土化，但决定性的、起关键作用的是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的本土化。“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目的首先是回应中国本土文艺实际中的问题；能够推动本土实践中重大问题的解决的理论，自然就具有本土性”。

　　王先霈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但没有深思熟虑，他一般不会发表意见。最近出版他的文集，所有篇目都经他精心挑选而定。出版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他多选一些篇什，且对字数和卷本不加限制，但他仍从严要求，自认为意义不大的均予以舍弃。最终，《王先霈文集》成八卷本问世。

　　教 学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专业没有独立开设过文学批评课程，有关内容只是在文学理论中简单带过，更没有专门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王先霈在国内率先单独开设文学批评课程，并于198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教材《文学评论教程》。该书对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批评家的素养、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批评的写作、文学批评文章的样式和特点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了文学批评学体系。

　　在教学中，王先霈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注重教学成果的转化，在做好理论阐述、传播的同时，又为创造性的理论建设提供参照。他说：“我在教材编撰和教学研究上投入了颇多的精力。在教材中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这些成果作梳理和综合，给予恰当的评价。”他主编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文本解读》，后经发展完善，编订为“文艺学系列教材”，即《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文学欣赏导引》《文学发展论》。此外，他还领衔承担了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建设任务。

　　将理论教学和当代文学作品评论有机结合起来，是王先霈教学的一大特点。由于他对湖北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了解本土文学状况，所以他在教学中有诸多互动。他曾将当时本省青年作家黄大荣的短篇小说《在小叶女贞墙那边》作为课堂讨论的材料，让每个同学评论分析。至于讲课过程中引述的最新作品，那就更多了。此外，他还开办文学评论研究生班，成立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分别举办刘醒龙、邓一光、李传锋、熊召政、刘继明等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使作家和师生双方受益。

　　王先霈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他态度温和、为人大度，即使是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也能包容和善待。在课堂上，他并不借助语气和动作追求生动效果，反而显得比较严肃，他能用平和的语调、严谨的态度，讲出丰富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这使他受到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欢迎。他讲课的时候，常常只拿一张很小的卡片，或一支粉笔，但能信手拈来，将知识、理论、观点、方法讲得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枝蔓。也许是他讲课的神情所致，研究生见了他，往往感到紧张。甚或吃饭时，只要他在场，那些后生们一个个都不敢“放肆”。其实，无论后生们如何“放肆”，他都会宽容，更不会责怪。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打消别人的顾虑，他还带头讲个笑话，以活跃气氛。尽管如此，只要他在，那些弟子们仍然比较拘谨。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就有“好事者”把他“请”去休息，然后，其他的人便可以“为所欲为”了。虽然他不言自威，不权自重，但还是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很多学生和老师都喜欢和他交往。

　　立 学

　　文学批评的本土化，也是王先霈所追求的。针对那些偏执的“直线批评”，王先霈力图总结出具有规律性和理论形态的文学批评观念。20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了“圆形批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个体和群体的思维都是螺旋发展的，螺旋上每一小段都近似直线，而其整体则呈圆形，这种圆形，一是在过程中实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正、反、合，趋向圆形的境界；二是经由不同的个体、不同群体的对立、争论和交融而实现。这就克服了把文学性质的某个侧面孤立起来、凝固起来而无视其他方面存在的弊端，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互谐，达到“圆形”的境界。他说：“这里所说的‘圆形’，是一种批评观念，是对文学批评的感悟性与思辨性的一种体认，对文学批评的对象的审美性质的体认；它又是一种批评原则和一种阐释方式，贯穿在批评活动之中，贯穿在文学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的把握过程之中，贯穿在主体思维活动的形态之中。”在文学批评中，“圆形”体现在对客体的把握程度和主体思维活动的运转形态两个方面。王先霈所建构的圆形批评理论，在他的《圆形批评论》《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等著作中有详细论述，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王先霈认为，在文学批评领域，教学和研究、理论和现实、学人和社会，应紧密结合。这种结合，也许就是王先霈孜孜以求的本土化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他曾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本土性。”有鉴于此，他特别注重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就对王先霈心存感激，因为他的获奖小说《张居正》曾多次得到过王先霈的建议与提醒。当作家邓一光的千字散文《生日快乐，爸爸》发表后，王先霈就给未曾谋面的邓一光写了一封信，说：“作为老红军的后代，您的特殊视角足够创作一部中长篇。”三年后，思想火花被点燃的邓一光相继创作出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小说名篇。当作家刘醒龙在创作上迷茫和徘徊的时候，王先霈特意召集了一次讨论会，指出“你最大优势在于你是农民的孩子”。刘醒龙受到启发，写出了《凤凰琴》等名作。作家洪洋发表《徐迟的第二次青春》时，听取了王先霈的建议，当年便引起很大反响，多个媒体连载、转载、报道，成为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作品。

　　写文学评论，既是王先霈的职责所在，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但他最大的兴趣是发现新作者、发现新作品。他给湖北老中青几代作家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其中就不乏刚刚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者。作家晓苏的早期作品有的是他推荐给文学期刊的，晓苏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也是他给组织的。在他的帮助下，晓苏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作品越来越成熟，影响也越来越广泛。王先霈认为，“在一个作家成长道路上，能够有一点新的发现，你的意见写出去之后他看到了，或者跟他谈了以后，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见，都会对他的创作发生切实的影响，哪怕是从反面激发他。不去说那些人所共知的差不多的话，也不仅仅限于锦上添花，在作者最需要外界关心的时候投以关切，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社会职责”。

　　王先霈说，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要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化存在’中，提炼出自己的话语，并且融入本民族的术语体系、语言体系，与本民族精神形式的传统相衔接”。圆形批评理论正是基于问题意识和问题情境的“中国化”，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的。王先霈的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从另一方面确证了他的圆形批评理论，确证了圆形批评理论的本土化特色。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