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爱的劳作”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翁敏华

　　9月20日晚，我国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克鲁先生因病去世，留下了《茶花女》《悲惨世界》《家族复仇》等1700万字的文学译著，以及用平生积蓄设立文学翻译奖的遗愿。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每念及此，不禁落泪叹息。不久前，还看到他拉着一个带轮子的书包，在学校西门进进出出，直奔他设在东校区光启学者楼的研究室，在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两顿饭都在食堂吃。

　　1987年，郑先生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当时，由于专业不同，笔者与他并不相熟。1988年，笔者打算赴日进修，做中日戏剧比较研究。适逢郑先生着手新建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于是，笔者把自己的设想向他请教。这一接触，以及后来的一来二去，笔者逐渐感受到，郑先生是一位真学者，一位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位真性情、生命力旺盛，性格中严谨与灵动相结合的老“文青”。

　　多年来，郑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搞外国文艺学研究，最好要翻译一些他们有关的作品。这不但因为多读多看，有助于自己辨别能力的提升，知道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差，而且翻译也是创作，或谓二度创作。精准的、精益求精的译文，是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精美精神食粮，是比物质食粮更长远更重要的精神养分，我们如何能掉以轻心呢！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可是此时，郑先生已驾鹤远行，留给人们无尽的怀念。回顾他的学术成果，思考他的治学理念，笔者豁然有悟：作为一名人文学者，一名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文艺创作的根本要义，那就是“心里有人民”。

　　郑先生一直崇敬的傅雷先生，就是一位心里有人民的大翻译家。傅雷的翻译作品从不卖弄学问，从不“掉书袋”，而是在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吃透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尽量用中国人一听就明白的大白话来翻译，同时又不失雅致精美，力求达到雅俗共赏。郑先生也是这样，翻译行文朴素、言之有物。在近六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的译著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翻译过程中，他时刻把读者放在心里。例如，随着网络用语的流行，他在翻译年轻人喜爱的科幻小说时，会谨慎地、有选择地用上一些，以使小说产生一种时代感。

　　十年前，郑先生从学校退休。退休后，他依然惜时如金，努力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为读者再烹饪几道精神上的美味佳肴。在翻译作品选择上，以一流法国文学为主，二流作品偶然为之。这就好比一名厨师在食材上的严格把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界比较注重作品是否畅销、收益多少，而对作品质量缺乏耐心。对此，郑先生痛心疾首，一有机会就大声疾呼，希望读者提高审美鉴赏力。在文学翻译领域内，他身先士卒、迎难而上，以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为学生、后辈树立了榜样。

　　翻译是一种二度创作。创作，是一项劳心劳力甚至需要呕心沥血的艰苦工作。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创作过程，必须静下心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译文语言上，郑先生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希望用好作品来温润心灵、启迪心智。

　　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是郑先生读研时的导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外文所”）工作期间，郑先生与钱钟书夫妇、卞之琳、柳鸣九等不少名家是同事。良好的熏陶，为他的翻译生涯开了个好头。“翻译是文字的媒婆”是外文所的共识。杨绛经常为“词到译时方恨少”而恼火，译《唐吉坷德》时每句试译三、四种，然后挑好的杂糅，给自己规定一天只译600字。傅雷创造了先译从句后译主句的方法，同仁们纷纷学习模仿。但郑先生后来发现，“先从后主”法也有问题，译出来的句子意思有跳跃。所以，他每每在“先从后主”之后，对照原文意群语序再调整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先生的译文里，偶尔会出现一些古典词汇，例如鹣鲽情深、病势尪羸等。这样，不但译笔丰富美丽，还激活了不少沉睡的古典用语，使人们在阅读外国文学的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国文素养。除此，郑先生还非常关注新词汇的诞生，常常向学生请益，让自己的翻译作品更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他说，一种意思应该准备好十个同义、近义词。例如，“美丽”不能一味地“美丽”下去，据说《聊斋志异》里关于美丽，就有近百种表达，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在郑先生眼里，翻译是一种“爱的劳作”。这爱，包括对作者、作品、外语的爱，还有对读者、自己、祖国的爱，是一种大爱。郑先生作为优秀人文学者的精神品质，与他的精彩译著一道，都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一笔宝贵遗产。（翁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