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远年根基与时代召唤

　　文学之于人心、社会的作用，自古就被高度重视。《尚书》首篇《尧典》里颂扬尧的第一个词汇就是“聪明文思”。西周建礼乐制度，派官员去各诸侯国采集民间歌谣，目的是用诗歌来陶冶人心。今天，有多少人会觉得文学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呢?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常有读者问我：你怎么看文学，或怎么看报告文学?也有不少作者说，我写完这篇报告文学就去写小说。在他们心里，小说是更艺术的。我应邀去作讲座时，听者提出的问题更多种多样。我在这里谈的只是我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写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报告文学，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柳友娟 制图

    有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

　　“报告文学是个年轻的文体。”这句话，文学界很多人都不陌生。然而，记述真人真事的文学，在中国有很久的历史了。

　　《国语》以记言为主，《左传》以记事为主，《史记》以写人为显著特征。《史记》把记言、记事、记人融为一体，写出传千秋的中华历史人物。前面说到的《尚书》首篇《尧典》，写的就是尧和尧时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纪实。没有比纪实文学更悠久的文学了。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均有恢宏的远年根基。

　　在我国多种文学形式中，报告文学算不算文学?这似乎不是个问题。然而，不同的看法是早已存在的。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报告文学不算文学，最多是准文学。”这位老师是很重视艺术的，曾帮助我深度地打开对艺术的鉴赏力。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一篇报告文学，老师对艺术的见解和尊崇，对报告文学不算文学的说法，在我后来权衡要不要用这种形式写作时曾令我相当痛苦，当然也促使我深思。

　　在我写出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后，某次我与多位文艺家同去欧洲多国访问，一位电影导演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不写电视剧?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呢?”

　　交谈中，我知道对方很替我惋惜。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根本就算不得文学艺术。他坚定地认为：“有新闻报道，还要报告文学干什么?”这惋惜，让我很难解释，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尤其在搞艺术的人群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小说、诗歌是艺术，对报告文学即使不说什么，心里是另有一种评价尺度的。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难题，这里有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坐下来静静地反省，我想，报告文学遇到的窘境，有作者自身的问题。某年，我去首钢采访，看到炼钢的过程，于是想：采访好比采矿，创作却不是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给读者。创作要把矿石粉碎了，还要加上作家的生活积累，然后在作家思维和情感的熔炉中炼成钢。可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只做了类似采矿和选矿的工作，然后用文学词汇给矿石抹上似乎具有“文学”的色彩，就这样推出来了。这便怨不得别人不把报告文学当文学。

报告文学的艺术特征

　　报告文学有没有艺术可论，或者有多少艺术可论?今人会把即使很难读懂的小说视为艺术，甚至把越读不懂的越视为艺术。但在读报告文学时，即使很受感动，也很少人会去论艺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报告文学有没有艺术，是可以通过以下这样一种方式来窥望的——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限制的艺术，艺术就是对限制的认识和突破，在突破中获得表达的自由。譬如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都是限制，如果某人做七律感觉某句用七个字不足以表达，便用八个字……只要多一字，这律诗立刻就不是东西。李白在那限制中自由如云，宛若诗仙，所以是李白。再看走钢丝，那一条钢丝就是很严峻的限制，杂技演员突破了那限制，所以称杂技艺术。走马路就不算什么了。

　　小说塑造人物，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可以杂取种种而成阿Q。报告文学写人物则不行，你只能努力从张三的身上去写张三，不能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张三身上。写报告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有如走钢丝，写出来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下，写得不像或不是，认识张三的人都会喊起来，就像你从钢丝上掉下来一样。写报告文学，甚至有如要赴一条“穿过雷区的小道”，不定何时就踩响了伤人伤己的地雷。

　　我以为，限制或忌讳，都是对作家的挑战，都是对能否运用思想认识和艺术造诣去实现突破的挑战。报告文学创作受到许多特定的限制，如果在种种限制中仍能写出生动的人物，并通过性格迥异的人物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且感人至深，怎能没有艺术!

　　应该说，限制越大，挑战越大，所能造化的艺术造诣就越发壮丽。这里就有报告文学艺术的诞生，也有报告文学艺术的特征。可以肯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有大艺术的。

　　我不敢忘怀的还有，很久以来，报告文学被认为没有多少文学性，或被视为“准文学”，甚至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自己也看轻报告文学，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者，仍需加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认识、研究、探索，加强文学性、思想性和表达力的统一。

    倾听时代的召唤

　　报告文学创作，语言、结构这些基本要素无疑非常重要。此外，我以为要特别重视写好四大要素：人物、环境、意义、精神。

　　报告文学要写“人”，这本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很多报告文学作品见事不见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有人物的，深受大家赞扬。可是那以后，很多报告文学作品忽略写人物。

　　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有名有姓有事迹，并不等于有人物。人是有性格、有欲念、有心灵的忧伤等种种情感与情绪的，这是个很大的心灵世界。都说“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寸伤心难画出”。尽管难，并非不能。这个很大的心灵世界，或深邃、或诡秘，它与外在的看得见的行动相比，是有内在逻辑和韵律的，也是有个性的，因而不是那种司空见惯到已经概念化的语言所能描述的。一旦使用那种司空见惯的语言描述，所写人物非但不能活灵活现，而且立刻就有如给货物贴标签，那描写的对象就静止了、凝固了。

　　文学作品中称得上人物的人，不但有个性，还有个性的发展演变，有精神内部的风暴。或者，精神已麻木到看起来没有精神，能引起读者的广阔联想，引起读者心灵的波澜，那也是人物。报告文学作品以有个性有韵律的语言，写出有性格的生动的人，便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人生。

　　人们常说文无定法，报告文学也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但文学如果没有写人，是文学吗?报告文学既称文学，如果忽视写好人物，则损失就太大了。

　　要写出生动的人物，还不能忽视写好人物事件的背景。举一个容易理解的神话例子：女娲补天的神话，意义在哪里?老天不停地下雨，大地成汪洋，生灵遭难，女娲奋力去补天!由于洪水泛滥，天下遭难这个大背景，“补天”就获得了意义。假如有人问，这可信吗?然而天地间最伟大的事，就在于奋勇去做看起来做不到的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唯其如此，人类才会在无望中劈开困境，踏出前途。这就是中国先人创造神话的伟大意义。

　　甘肃有个“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的故事。八步沙，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古浪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内沙漠化土地面积239.8万亩，风沙线长132公里。如果说腾格里沙漠是一条巨大的沙龙，那么八步沙就是这条沙龙的龙头张开的一个巨口。20世纪80年代，这条沙龙吞噬着村庄和农田，还向前吞噬着河西走廊。一旦狭长的河西走廊被风沙拦腰斩断，损失不可想象。很多年来，你往河西去，踏上这条古丝绸之路，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千里之内是荒凉，千里之外还是荒凉。甘肃乡村有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就在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治沙。

　　这可能吗?这是不是以“补天”的精神去做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2019年，治沙六老汉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他们有怎样的成就?讲清他们所处的环境，就看见了他们不同凡响的追求和作为。所以，文学不仅要写好人物和事迹，还要高度重视写出人物所处的环境。

　　我所说的“意义”，更多的是指作者开掘出的作品的意义。比如我写的《智慧风暴》中的主要人物是王选，主要事件是王选致力于将我国铅字印刷向激光照排技术转型。我在全书的开篇是这样写的：“市场陈列着希望，也埋伏着陷阱。你听到钱币在生长着钱币，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声音。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互联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我是通过王选的奋斗写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这本书30万字，都在写开篇这句话。这就是20年前写出这部作品的意义。那一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刚刚一年，马化腾始创腾讯有两年。

　　我所说的“精神”，也是指作者应该努力去开掘的作品内在的精神。比如我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通过南仁东的实践，我着力于要表达的不只是如何建造了中国天眼，而是聚精会神地描述南仁东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找回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天眼是物质的，这部南仁东传是精神的。前者是国之重器，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更重要的国之重器。

　　我说的“精神”，还指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我创作40年至今，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世界人的灵魂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激战的年代，选择了一个立场和一种情感的归宿。

　　我说的“时代召唤”，是指在这个万种信息扑面而来的时代，种种扑朔迷离很考验我们的眼睛，传统的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也经历着严峻挑战。时代正要求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能不能有创新的表达形式。譬如能不能打破学科壁垒，打破专业藩篱，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等等融为一体，写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报告文学，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