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秀丽

　　陕西南部地区的油纸伞传统手工技艺是历史上四川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该技艺得益于自然力量的庇护，是一种既融合了身体技巧、心智技巧和精神技巧又具备地域生态依赖性的传统手工文化遗产。陕南油纸伞文化不仅是地方文脉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隐匿于手工实践之中的“隐性”知识体系。

　　正如油纸伞在清代通过技术移民和文化嫁接植根陕西南部地区所引发的文化变迁一样，当其他地区的先进制伞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传至陕西南部地区后，传统油纸伞在陕南的主体地位开始遭遇挑战，油纸伞的传统手工技艺知识体系也开始消减。这种器物文化的消减引发新一轮的文化变迁现象。当我们今天再入陕南田野，试图记录原初的油纸伞工艺体系时，能找到的仅有个别年迈老人头脑中残碎的油纸伞记忆片段。文化变迁有时代必然性，而器物迭代的背后实则是有关制度、有关文化的宏大命题。如何在技术和时代的“冲击波”中守护地方传统文化遗产，地方文化遗产能否在自适应的过程中完成自身救赎性质的创新性发展，值得深思。

　　文化的符号化转向是地方文化遗产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创新出路。具体到陕南油纸伞领域，在现代伞的冲击下，陕南传统竹骨、皮纸、桐油、柿子油制作的油纸伞在成本、功用等方面均不占优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本的地方生产模式与销售系统亦随之消亡，再一次印证了阿诺德·豪泽尔的判断：“民间艺术中剩下的那部分就只能留在行将故世的老人们的模糊记忆中和对古风和民间艺术感兴趣的学者的发现中。农民的保守倾向是严重的，但一旦他们接触了新的生活方式，并发现新的生活方式不难接受和更加舒服，他们对陈规陋习和旧的伦理观念的忠诚就会迅速地垮下来。”

　　从表面上看，油纸伞是伴随那段历史一起消失的“弃物”，其实不然。文化变迁不是单维的，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涵化、创新、传播等多维演变向度。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去功能化”后，油纸伞作为反向的记忆存储容器转而成为承载某种怀旧情愫和传统文化意义的符号，完成了文化的“符号化”转向。当重生为一个符号载体时，“弃物”油纸伞被注入新的意义和生命，成为承载意义的记忆符号。正如克里斯托夫·波米扬所说：“废弃物不一定是某物的最坏前景。”油纸伞作为历史和文化变迁中的“弃物”，在今天仍被人不断提及，受到关注和消费的正是它完成转向和再生后的新身份——文化符号。

　　将具有“隐蔽性”和靠自身体验习得的个体手工经验转化为可外向传播的公共知识，是文化变迁过程中“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另一路径。在农业文明和手工生产时代，无论家族内部传承模式还是外姓师徒传承模式，“经验性”是传统技艺在历史长河中保证其可传承的一大法宝。口授、心传、眼见、手摸、体感、实操是传授经验的基本流程。但遗憾的是，当传统技艺失去其生发供养的社会大环境，当工匠们陆续与世长辞，这些“经验性”的习得技艺失去了传授的输出主体。因此，这些靠经验代代相传的“隐蔽”技艺急需转换成“显性”的行业知识，以新的身份出现在人类文明宝库之中。换言之，技艺的“知识性转向”，能够促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携带着自身体验和个体生命轨迹的记忆是当今文化研究中一个备受瞩目、充满活力的内容。但鲜活的、有温度的记忆不能永生，将让位于由媒介支撑的人工文化记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存储记忆的媒介形式也在丰富，除了基本的存储支撑作用外，还能够实现与记忆的互动，使记忆和过去成为各自在当下基础上的自由建构。阿斯曼曾论及“记忆的潜能”和“记忆的实效”两个概念。“所谓潜能指的是有关过去的信息存储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承载物，而实效指过去为当下服务的效力，即从当下的社会需要出发赋予封存的记忆以新的意义。”沉没到历史之中的文化应被赋予它们失去的声音。陕南油纸伞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符号，既能编码遗忘，又能解码回忆。它背负过去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已被人遗忘，变得陌生，但同时，它也使回忆成为可能。因此，探索陕南油纸伞文化记忆的“媒介化转向”，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地方的民间传统文化或因地域或因式微等诸多原因，正在迅速失去其生存的空间。陕南油纸伞作为民间技艺的个案，能够反映我国地方传统手工文化的历史沉浮。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文化变迁中，“记住”可以成为向过去消逝的“传统”和向反方向飞速发展的“现代”之间的润滑剂，消弭二者之间的距离。如何“记住”，以陕南油纸伞文化为个案的“符号化转向”“知识性转向”“媒介化转向”，或能成为可资参考的路径样本。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丝绸之路陕西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对外传播”（2020Z2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陕南民间传统油纸伞工艺可视化复原及文化研究”（17YJC76009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