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意义与限度

　　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一路走来，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所有总结回顾，归根结底都属于“史料”的勘定和梳理，然而，新中国编辑出版的近、现、当代文学大型书系都专门设立了“史料卷”或“史料·索引卷”，将与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的文学事件相关的文献陈列于此，自然，这属于狭义的“史料”。

　　百年中国新文学经典当然也有必要陈列这些与历史运动相关的“史料”，这就是本卷的缘起。翻阅百年来新文学发展中那些卷帙浩繁的文献，在不间断的筛选、编辑之余，我积聚了关于“史料”的诸多感想，这些感想并不是纯粹个人的奇思，而是历史的文献与当下学术生态中“史料观念”的一次碰撞，借着今天史料卷编辑出版的机会，我想首先梳理我的“史料观”，实际上，正是这种对“史料观”的不断清理，才推动了自己的编辑工作，换句话说，以下我对“史料观”的辨析，同时也就是本书逐渐形成的编选原则，最终，也是我们的编选收录的某种取向。

　　在我看来，所谓的史料，从来就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发黄纸册，如何保存这些历史的文献，如何筛选这些陈旧的文字，又如何呈现这些曾经的思想，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十分内在的“文学史观”。因此，当代的文学史料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学史当代意识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现。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却存在着将“史料”与“思想意识”两厢分割的趋向。

　　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当时的人们似乎常常都在关注着从思想文化进行考察的实际效用。尤其是在1980年代，当时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依然更多联系着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想事件，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总是那些能够“拨乱反正”的思想表述。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研究者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与艺术观的提出同时也反映为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相关的“思想意义”的精彩发掘。在这个时候，我们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主观意识所编织的绚烂的景观。以至到了1990年代，有强调“学术规范”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的大多数时候，思想推进的渴望显然掩盖了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专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首先批判了“极左”年代的 “以论代史”，但是，真正将文献史料作为一个“问题”郑重其事地予以阐发的还在今天。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如此推重文献史料，这绝对不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思想启蒙的既有道路，它直接承袭着90年代以降的 “学术规范”的诉求。

　　从以上的“话题发生史”的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目当中，文献史料与思想考察是呈现为某种彼此对立的关系：1980年代的人们，是以过剩的思想理论淹没了文献史料，而今天的我们则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大量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来颠覆过去的那些空洞的思想理论!新的“规范”的学术、“健康”的学风应当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排除我们“先验”的思想理论，最大限度地“返回历史的现场”，放弃个人思想的“主观”，回到完全由文献史料建构起来的“客观”。

　　然而，问题却在于，就在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这种现存的紧张关系当中，其实包含了我们对“历史客观”的许多误解。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发现“纯粹客观”的历史是并不存在的，既往的历史总是与当下的遭遇，与主观心灵的体验紧密相关。历史最终都是由今天的人来“书写”的，没有了“当下”，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了被书写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文献史料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意义的文献史料，一个时代的人们或者重视这样的文献史料，或者重视那样的文献史料，其实都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体验直接相连，而思想理论常常就是人们心灵体验表达的理性形式。换句话说，绝对脱离当下心灵的“纯粹”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是不存在的，进入人们阐释视野的文献史料不可能是一堆与主观思想理论无关的干枯的材料。1990年代以来，人们在“学术规范”的追求中以尊重文献史料来反对思想理论，其实这本身就是某种思想理论的表达，我们其实是用一种“理论”反拨着另外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理论”。当然，其中也包含着特定时代转换过程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需要的体认，包含着这一生存需要下的新的理性认识;同样，思想与理论表达也不可能没有自我支撑的 “质料”的根据，“史料”就是我们思想与理论表达的“质料”，回顾1980年代，在“理论”创新的高潮中，我们何尝又能够脱离开对新的“史料”的发现呢?拨乱反正、“重评五四”，在这里我们发现的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突破唯阶级斗争论的文学史模式，我们便重识了一系列被淹没的社团、流派和作家。只是，在那个时候，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如何在文献史料的发现中发掘出思想的深度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同时，如何让思想的推进保持与丰富的史料相互协调而不仅仅是“冷饭”的“新炒”，这恐怕才是我们今天要认真思考的东西。

　　作为现代社会分工的自然要求，学院派学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系列的“行规”，积累起了一些共同遵守又确实有利于我们工作的“约定”，这或者就是所谓的“学术规范”。我们应该承认，作为社会分工的自然要求的“规范”是必须的，作为若干学术经验组成的“规范”更是有益的，然而，“学术规范”本身也同样不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僵死的内容，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规范”，而不是“规范”限定着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于“学术规范”的寻求与理解也完全可能是不同的。学术事业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而人类认知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存体验变化之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离开了思想观念的发展，单纯求助于 “规范”是无济于事的。文献史料价值的格外推重固然契合了1990年代以降“学术规范”的诉求，然而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相当表面化的契合。姑且抛开90年代以降中国学者在政治压力之下的退缩和自我的生存“规范”不论，(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众多“规范”产生的深层原因)就是在文献史料今天被不断发掘和展示的过程中，我们也依然可以读出一种思想意义上的重要变化：传统“主流”文学价值逐渐为“非主流”文学所分享，“中心”区域文化现象的独霸地位的不断削弱与“边缘”区域文化意义的提升。检点引起人们兴趣的新的文献材料，我们就会知道，新近发现的史料大有从“中心”向“边缘”大规模扩展的趋势。在过去以“中心”、“主流”为阐发对象的文学史研究中，“边缘”部分的史料是最容易被遗忘或淹没的，这里不仅有技术上的原因，更有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我们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更像是一部社会文化“中心”的描述史一北京与上海这两大中心常常占据了历史的最主要的图景，而其他非“文化中心”的边缘世界则被或多或少地漠视着。然而，正是在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增长了对于“外省”文化、“边缘”文化、“非主流”文化乃至“地下”文化的认识，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成效毕竟不能仅仅由少数中心城市来衡定，广大的外围与边缘状况同样是至关紧要的。以少数“中心”的描述来代替更广大的场景，这既不符合现代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的事实，也并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未来。例如，关于五四新文学的描述，我们历来的重心都是在《新青年》与北京大学，这固然反映了历史的基本事实。但这样的一种描述无疑也包含着这样的思想意识：《新青年》与北京大学就代表了当时文化发展的主流，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一个远较文化中心的激烈斗争复杂得多的过程。就是在《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已经达到了“高潮”的时候，在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也依然是传统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如果我们仅仅将新文化与新文学发展的情况定位于《新青年》与北京大学，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完整体现了整个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实际动向?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内陆腹地部分的文学活动，我们了解得很少。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在成都就出现过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社团——草堂文学社，《草堂》是他们创办的四川本土最早的新文学刊物，核心人物叶伯和也很早就尝试着中国新诗的写作，其尝试之早甚至超过了胡适。这个现象不能为我们所忽视。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局限，这些偏于西南内陆的青年作家最终并没有将自己的探索坚持多久，这同样发人深省。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的视野遮蔽，这些内陆学人的身影和成就几乎被遗忘了，其实，叶伯和对中国新诗的“前卫”探索和他回到四川以后的艰难处境都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另外一番景象：走出传统文学的尝试的地区广泛性，同时各个不同区域的尝试也由于更复杂的区域原因而严格受制于文化的环境。新文学在当时中国广大地区读者中的实际影响由此可以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说明。在这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仅仅看到《新青年》圈子的热烈和成功就是颇为不够的了，因为《新青年》的关系而忽略了对其他边缘文学现象的考察也是远远不够的。近年来，文献史料的发掘已经从《新青年》、北京大学向着更广大的范围扩展，这当然不是出自于阅读范围的简单扩大而是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某些重要改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新中国以后，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总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京沪两地的主流动向，而像广大内陆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就较少注意，仿佛京沪一动，所有的中国人就随风起舞，无一例外，对于其中的个体文化人，却鲜有留意，特别是作为“日常生活”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越是在这些普通基层，在“落入民间”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文人的真实人生状态，这种状态又恰恰是我们进一步读解当代文学生态的最感性的材料。史料“人民共和国卷”收入吴宓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日记与书信，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耐人寻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体验。吴宓的“学习会”记录、“批斗会”记录可以与丁玲、老舍、赵树理等人的反省、检讨比较对读，其中反映出来的政治文化生态和两代文人的有差异的“时代认同”，都启发我们从一个更复杂的角度来理解那段新中国的历史。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常常被描绘为一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史”，是“党的”、“人民的”、“正义”的力量不断战胜“封建的”、“反动的”、“腐朽的”力量，政治的斗争演化成文学史描写的“主流”、“支流”和“逆流”，当然，我们能够读到的主要是“主流”的史料，能够理所当然进入讨论话题的也属于“主流文学现象”，即便这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主流”的定义也存在差别，比如1950年代一切“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左翼”的都称作主流，但是“文革”降临，随着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的倒台，1930年代的左翼却不再“主流”;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一些研究者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发掘某些“支流”，进而是作为“批判审视”之用的“逆流”，文学史的面貌为之扩大。到今天，不仅左翼文学之外的自由主义文学声名显赫，当年作为“新文学”批判对象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也得到了空前的整理和勘探，当然，还包括国民党右翼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近年来的抗战文学研究热与沦陷区文学研究热中看到。抗战文学研究与沦陷区文学研究在近年来都先后为我们贡献了许多的珍贵史料，这里同样是一个重新认识 “抗战”与“沦陷”的精神意义的问题。仅以抗战为例，传统文学史研究是将抗战文学的中心与主流定位于抗战救亡，这样，出现在当时的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就只有备受冷落了。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的就仅仅是抗战歌谣、历史剧等等，描述的中心也是重庆的“进步作家”，西南联大位居昆明，为抗战“边缘”，自然就不受重视，即便是抗战中心重庆内部，也仅仅以“文协”或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为中心。近年来，众所周知的是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而重庆文坛也不仅仅只有抗战历史剧，其“边缘”如北碚复旦大学等的文学活动也开始成为硕士甚至博士论文的选题，这无疑得益于人们在观念上的重大变化：从“一切为了抗战”到“抗战为了人”的重大变化。文学作为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最有价值的恰恰是它能够记录和展示人在不同生存境遇中的心灵变化。

　　在过去，除了文学作品本身，我们对于文学的关注主要在于思潮、流派、运动的各种信息，最近一段时间，“文学周边”的内容也开始进入“文学研究”，例如文学生存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环境，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所承受的各种“制度”的制约和优惠等等，包括出版发行、著作权保护以及审查禁忌之类，这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西方1990年代中期开始传入的“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将“文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加以综合性地考察，当然，其背后的重大原因也在于人们逐渐形成的对1980年代“纯文学”追求的质疑和调整，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可能有别于西方，并不单纯就是对“艺术”本身的痴迷和沉醉，作家、读者乃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对它寄予了太多的“文学之外”的期待，对于这些期待的优劣得失的判断是一回事，但是正视并以此为认知基准却必不可少，这样的研究，最后当然就是将“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结合了起来，或者说将“文学”与“文学周边”连为一体，新的“文学史料”的发掘无疑就包括了对这些“周边材料”的发现和梳理。

　　所谓“中国新文学百年”，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严格追问起来，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落中历史演变的方式根本不同，我们曾经用“现代性”、“新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来一统之，都功勋卓著，但越是迈过新世纪的门槛，疑问也不断增多：是不是因为强调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我们至少部分地压抑或者说遮蔽了另外的一些差异性呢?于是，近年来，学界兴起关于“民国文学”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新概念，这两个概念试图作家文学史观察的国家历史视野，将百年中国文学分别纳入到“民国”与“人民共和国”的语境中加以认识，那么，这样的认识框架能否有利于文献史料的再呈现呢?就是在阅读、筛选、编订我们丛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再一次的触摸历史，人类史长河中“百年”不过弹指一瞬，然而，这一“瞬间”的变化对于我们生命短暂的个体而言却竟然有恍若隔世之叹。

　　以上大体上就是我对自己“史料观”的梳理，出于这样的基本观念，我们《史料卷》的编选，在保存和呈现中国新文学运动主流文献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展示文学发展的多样化面貌，特别是注意补充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忽略的文献材料。

　　最后，我还想谈到文献史料的“限度”问题。

　　每一种文学史的叙述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视野“中心”，而“中心”都会对其它外围与边缘的现象构成压抑与排挤，而新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善于在传统压抑、排挤的部分发现“意义”，这里自然就存在一个文献史料的不断丰富问题，但文献史料的不断丰富却往往不过是一些更复杂的思想观念变动的结果。所以说，在文献史料问题日显突出的今天，我们恰恰需要思考：是什么样的思想的掘进在影响着这一倾向的发展，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自我发展的认识，对于文献史料真正含义的把握，以及对于“学术规范”的自觉体认都会更加富有意义。

　　我们断定文学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存在一个不断丰富的必然过程，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切不断被“丰富”出来的东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呢?这在过去，人们也说存在一个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鉴别问题，而在我看来，所谓史料的真伪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同样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文献史料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研究程序的。

　　文献史料究竟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研究程序的呢?这里有一个至关紧要却可能被人忽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学研究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基础为起点的研究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应该承认，无论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社会历史材料，可以浏览多少的正史与野史，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只能是一个，这就是文学作品。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因为，只有语言文字所构成的作品才成为了我们研究的最可靠的“实在”。连作家本人也不具备这样的可靠性，因为人本身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没有他外在的社会性活动的标识，我们是无从获得描述和评价的理由的。对作家的研究，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对作品的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当指出的就是：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它与作品认知、作品解读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文献史料只有在它有助于文学作品意义把握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只能成为一堆垃圾。今天的文献史料工作，既要有坚持不懈投身故纸堆的毅力，也要有将文献史料纳入文学精神内涵加以统一感受的能力与智慧。文献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是为了展示文学作品阅读中的个人感受，而是怀着窥视作家生活隐秘的心思，将一切可靠与不可靠的所谓“史料”都视作珍宝，那便可能将文学研究本身引入歧途，而这些所谓的史料其实也不过是历史的唾沫与垃圾。在最近一些年出现的“翻案”史料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的垃圾。好像我们能够在一个伟人的身上找到一点污点就是惊人的发现，而在一个恶人的身上找出一点光彩也足以颠覆历史!或者，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的大堆作品就证明他也是一个“大家”。中国当代的文献史料建设是围绕中国文学作品阐释的重要工作，它不能成为中国式“逆反心理”的用武场，也不是拒绝文学感悟的理由。我曾经将这种与思想掘进相交织的史料的发掘称之为“新考据研究”，并予以呼唤和提倡。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一渐成气候的学术潮流的时候，却似乎应该保持一份格外的冷静甚至警惕：在所有的学术趋向中，都存在它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要正视它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有必要检讨它已经形成的“方法”。

　　史料卷选编的具体思路是：

　　1.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史料汇编原本已经足够丰富，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从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的收录原则：尽可能收录各种期刊杂志和文学流派的创立信息及丰富的作家小传，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推出最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也大体继续沿袭这一传统，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及期刊杂志的主要信息已经获得了相当详尽的展示。我们新的史料选编应该在尊重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增新，仅仅百万余字的史料不再可能重复各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已经呈现的作家作品信息，在整体构思上，我们还是力图突出文学运动的重要线索，重新编辑那些与文学思想变化有密切关系史料，为读者呈现一种“与思想有关”的文献集成。

　　2.基于我们对于文学史料的认识——真正的的有价值的史料都是与文学发展的思想与形式的重要动向有内在关系的文献，所以本卷选入的文献均反映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入选能够对百年中国文学发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性评论性文献，内容包括思潮、流派、社团、争论、文学运动，重要创作现象以及文学周边的制度政策、社会法规等。与本套丛书中的文学理论卷有所不同的在于，我们更集中于对文学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记叙与言论保存，而不是文艺理论范畴本身的探讨，当然，在中国新文学的实际运动中，理论论述往往都与文学事件联系在一起，由此要完全分割清楚也不大可能，所以本套丛书的文学理论卷与史料卷也不妨参照阅读。

　　2.收录的这些文献重点部分是文学发展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为了弥补个别现象史料之不足，也收入部分当事人在多年以后的回忆或专业工作者对史料的整理综述。

　　3.作为百年文学的主体的文学作品的相关学术批评及论争，限于篇幅，只能选取极少数对文学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字，其他重要作品的相关评论一般不再纳入。

　　4.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之“公共意义”关系不大的私人生活的资料一般不予收录。

　　5.现代中国的东北、华北与华东沦陷区文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属于殖民地文化，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在文化的挤压中接续“五四”的记忆和重复 “文艺复兴”的梦想，或者有意识追述民族文化的文脉，由此而与“中国新文学”保持着深刻地纠缠关系，我们有理由将它们置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框架之中。

　　6.台港澳地区的新文学发展，也是几经曲折，属于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异族文化的改造以及政治治理的分割，在一系列的文学制度、思想演变方面都与大陆中国有相当的差异，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格局，对于这些史料的整理和呈现，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为了避免挂一漏万和削足适履，这些工作应该由专门的卷帙来加以收录，因此本卷不再列入。

　　7.作为史料文献，文字校勘工作理所当然。不过考虑到本套丛书首先还是为了向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展示百年新文学的基本成就，短暂的编辑时间也不足以完成百万字的文字校勘，我们的入选文字首先还是依据目前公认的一些权威史料文献汇编，例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大年选系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文学运动史料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谢冕、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出版史料》等等，所有入选文献标注原始出处，以便于专业工作者由此继续核查原始文献。当然，超出上述权威文献汇编中的部分均采自原始图书或期刊，并一一注明出处。

　　8.收录时间原则上从新文学发生的1917年开始，至编辑本书的最近时间即2014上半年止，但是考虑到文学发展的连续性，收录起点有所前移，以显示晚清末年一系列文学制度及文学本身的变动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转折意义。

　　9.所有史料原则上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同一时段内大体按照国家制度、政策、文学运动、思想讨论、创作现象、期刊杂志动态等板块编排，相关问题与现象适当集中。少量当事人的追忆或文献工作者的综述也放在文献事件发生相应的事件段落，以便读者查阅。

　　文献史料工作是一件“绣花针加放大镜”的工作，“放大镜”指的是见微知著，从细微处读出历史的重要关节，“绣花针”指的是对史料的保存、鉴别需要相当的耐心和精准，就这两方面注定了我们的工作常常有“吃力不讨好”的效果，在篇幅浩繁的史料筛选、爬梳，肯定都有相当的疏漏和遗憾，这一切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共同完善。

　　(本文为《百年中国文学史料汇编》一书所写的“导言”，全书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研究获得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民国时期诗歌教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4JJD7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