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之塑,见内美之光——雕塑家司徒兆光逝世
司徒兆光
2020年3月4日下午18:50,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司徒兆光先生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0岁。
司徒兆光是著名雕塑家,艺术教育家,中国城市雕塑奠基人。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城雕艺术委员会委员、首都城雕艺术委员会委员。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称号;被授予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称号。
1962年在列宁格勒
194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开平市,已故著名电影人、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之子,195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61-1966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留学,从师著名雕塑家米·康·阿尼库申教授。1966年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曾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艺术精英人才,也曾为中国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的建设推广做出重大贡献,很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收藏。
1966年,司徒兆光从苏联归国,为北京工业学院创作毛主席雕像
1973-1975年完成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组雕《农奴愤》。1979年在北京参加九人雕塑作品联展。1979年作品《扬青稞》获北京市美展优秀作品奖。1981年作品《春》等在香港展出。1982年作品《雏鹰》在法国黎春季沙龙展出;为茅盾文学奖奖章创作茅盾浮雕。1983年赴苏联考察城市雕塑,并于市长讲习班授课。1984年作品《多多》、《背》等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小型雕塑展览;石雕《廖公》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并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木雕《妮》获北京市美展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年为人民币百元创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浮雕像;创作完成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大理石像。1986年为国家体委创作贺龙纪念像;应邀访问日本国;同年创作完成大理石刻《读》坐落于北京市政府门前,该作品于 1987年获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评选"优秀奖"。1987年为匈牙利著名诗人山道尔·裴多菲故居博物馆创作中国作家孙用铜像。1988年创作完成北京郭沫若故居的郭沫若纪念铜像。
1984年创作《读》
1990年为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创作我国首个户外人体雕塑《遐思》;出访新加坡;作品《妮》、《远友》等在新加坡展出。1992年在京举行首次个人作品展览;同年赴欧洲考察访问,在巴黎举行个人作品展览。1993年在台湾参加雕塑名家五人展。199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称号。完成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型雕塑《劲射》;为北京宋庆龄故居创作宋庆龄胸像。1995年创作马寅初、梁思成像。1996年完成贺龙、李维汉纪念像。1997年为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创作石雕《何香凝像》。完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同仇敌忾》《巾帼赞曲》。1999年创作不锈钢像《牦牛》,2000年为香港大学创作《孙中山像》,2002年创作《春雪月夜》长春国际雕塑公园。2005年创作抗联战士冯仲云、薛雯大理石浮雕像。2009年为中华世纪坛创作梁思成像。2010年为铜陵市创作作品《遥望》;《郭沫若像》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2012年《孙中山像》参加《雕塑百年》展、国家博物馆收藏。2013年在国家大剧院画廊举办“生命之歌——司徒兆光的艺术情怀”展。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为司徒兆光先生题写挽联
惊闻司徒兆光先生逝世的噩耗,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代表中央美院、中国美协对司徒兆光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致以问候。
1985在中央美院雕塑工作室工作
他谈到,司徒兆光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优秀雕塑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为中国雕塑事业和雕塑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司徒先生早年赴前苏联留学,形成了坚实的雕塑造型功底,他留学期间的一批“雕塑体”的素描在美术教育中曾引起广泛影响。在创作上,他吸收融汇欧洲古典雕塑的优长和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经验,作品富有刚强雄健的艺术语言,更有深沉含蓄的内在意蕴。他关注现实,深入生活,注重雕塑的公共文化意义,在艺术质量上精益求精。他的人物肖像雕塑将“写实”与“传神”融为一体,尤其注重塑造刻划人物的性格、气质与精神,创作的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朱德、廖承志、贺龙、郭沫若、马寅初、梁思成等一大批肖像雕塑犹如凝固的人物传记和静穆的生命形象,富有经典感和永恒性,是新中国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品。
1994年王府井时期教学
司徒兆光先生长期在中央美院任教,怀以大爱之心培育青年学子,在教学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同时爱生如子,以自己朴素真诚的品德感染和引导晚学。他担任雕塑系主任期间,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和师生创作,以宽厚的胸怀和宽容的态度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深受同事们和青年学生的敬重。他在晚年虽遭受病扰,但仍关心学校事业和中国雕塑的发展,体现出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我们不能面向司徒兆光先生告别,但司徒兆光先生的艺术人生已如他塑造的永恒形象,让我们永远铭记!
1982年创作《伊文思像》
钱绍武:我所了解的司徒兆光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他们默默地劳作着,磨炼着,创造着,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难,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而创造的作品呢,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天颜有喜”,“身”价十倍以外,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当然更没人来买。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寂寞之道”。“文革”结束之后,有了转机,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而一旦展出,往往使人们大吃一惊,惊讶雕刻家的勤劳,惊讶雕刻家的智慧,惊讶那水平之高,数量之富,探索之广,钻研之深等等。好象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但是我要说,事实上,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的是,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科班”出身。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又被选拔留苏。学习上刻苦勤奋,成绩优秀。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上山下乡,折腾不轻。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曾被派往西藏呆了近两年。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乎常情地消极怠工,牢骚满腹,而司徒却有所不同,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他当了三年炊事员),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速写还不算。去西藏一次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又是“双肩挑”干部,只是充分利用了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石雕、圆雕和浮雕。如果说有些同志能够“用志不纷”地做出了好成绩,那末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典型”,就是说他能在头绪纷繁中做出好成绩。我认为这就更加困难,更有意义。但是这就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说到生活积累,我们会立即想到“长期地、无条件地生活中去”这句话。但多长算是“长期”?谁也没有定论。因此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诚然是个颠扑不破的原则,但就像说精神来源于物质一样,真正要解决创作问题却不这么简单。
1984年创作《廖公》
创作活动的第一步首先是获得创作“契机”。而创作“契机”的核心恰是在生活中所产生的真挚感动,是那些各式各样的“动情之点”。而且这些“感动”本身还必须带有专业性质。音乐家如果不对音响的世界感兴趣,光写了很多文字记录,那末他最好转行去当记者或作家,要作曲大概仍然是困难的。同样,一个雕刻家要有兴趣于形体世界,他的动情是对在空间中的形体和其运动的感受和激动。这种形体和运动的感受多了,在某种触发之下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形成创作的“契机”就会“雕思敏捷”,“雕思泉涌”了。当然这种激动本身是离不开作者的思想境界,专业修养,艺术天赋以及责任感的。同时,创作也和任何技巧一样,越熟练、越来得快,越能触类旁通,有如神助。司徒兆光在西藏两年多,他自己说简直有做不完的创作构思。我们看他的创作也确实如此。如《扬青稞》、《母与子》、《背》、《雏鹰》、《藏族小姑娘》、《喂鹿》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层出不穷。他告诉我,进入藏区以后,藏族牧民浑厚淳朴的性格和形象深深打动了他。他看见妇女们背水,那种巨大的耐力使他惊讶。后来又发现他们什么都背,那体积和份量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她们却习以为常,以她们那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那么举重若轻,那么……几乎可说是美丽地负担着,虽然在这个场合用“美丽”二字似乎不大合适,但我一时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坚毅的美,一种克服困难的美。这种美使司徒深有所感,所以他说:“我觉得她们不仅在背水,而且可说背那种沉重的一切,所以我把背的桶做得比较抽象,以求更有广泛的概括性。题目就笼统地叫做《背》”。正是由于他对藏民艰辛的过去怀着深深的同情,所以一旦见到这种坚强而美丽的负重形象就会触景生情。产生了富有象征性的创作“契机”。这作品的尺寸不算大,但做得简练概括,落落大方。他那种大刀阔斧,一气呵成的作风在这儿得到了恰当的发挥。在西藏呆长了就会了解藏族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所以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就特别爱护,几乎时刻不离。她那万宝囊似的大皮袍子就成了“育儿袋”。未来的山鹰们就在这慈爱的怀抱里成长。这种深厚的爱当然又感染了作者,于是诞生了《雏鹰》的创作“契机”。有次去参观牧民们喂鹿,饲养员是个姑娘,拿着牛角正给小鹿喂奶,但小鹿却向她胸前乱拱。小鹿的天真稚气,对她的无限依恋,少女对小鹿的温柔爱怜,这的确是令人神往的,神往那种天真单纯、善良和谐之美。他还有不少藏族的创作,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可说无一不是自己生活中的真感受、真动情而来。所以尽管从题材来看,并不出奇,而就在这些常见的题材中,却可领受到作者的深情,正因为真挚,所以必然有着独创的价值。
司徒兆光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创作毛主席纪念堂大型群雕
当然,他的创作,他的激动不限于藏区,他不放过任何日常生活中的动情之处。他做了一系列亲切可爱的肖像。做了自己儿子的肖像,作了庞涛闺女的像,做了“小咪”的像,做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的像,做了贺老总的像,廖承志的像等等。伊文思是位极富正义感的艺术家。支援过西班牙内战中的人民阵线,和白求恩同志在一起,支援过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可以说凡是进行着正义战争的地方,他都去过。因此,他赢得了“飞翔的荷兰人”的称号。也因此而和司徒慧敏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对兆光也特别关心。这一切就使司徒兆光对他有了不同一般的感情。因此,这个肖像是成功的。那坚强而热情的眼睛和嘴,那饱经风霜的头额,那散乱不羁的银发,那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身姿,处处都体现了“飞翔荷兰人”这个主题。伊文思自己很喜欢这个肖像,把它带到法国,铸成了青铜。司徒自己只好再打了一个木雕。廖公去世之后,大家都十分怀念他,司徒一家都曾是华侨,所以对廖公尤感亲切,因此司徒接受了廖公家属的委托,为廖承志同志塑像。塑像两倍于真人,费时较长,可说是他近期的力作。大家知道廖公是乐观的,但一生道路却是坎坷的。他双眉疏朗,但饱经忧患的烙印竟如此明显。嘴唇是厚道的,而艰险的经历,使他非果决不可。眼睛是善良的,但革命的磨炼却使它们十分锐利。脸型是温和的,但辛劳奔波使它粗糙、坚毅。这些特点都难于表现,难就难在互相矛盾。这种矛盾性在“时间艺术”中还可以表达,而在“空间艺术”中却成了大难题。由于司徒兆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熟悉了这些特点,所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矛盾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一系列肖像中有一件作品引起了轰动。司徒隔壁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小姑娘“小咪”。这是一个谁都喜欢的孩子,性格活泼,懂事好强。说要给她做像,她并不反对,可就是立不定,坐不住。这当然给雕刻家带来了困难,但没有想到,却也带来了好处。迫使雕刻家更多凭着记忆来创作,因此这个像做得更为自由,更为生动和概括。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问题。如果说《扬青稞》等作品是他打木雕的开始,因此显得多少有点拘谨。那末到了这时,技艺已臻成熟,所以打得自由活泼,开阔洒脱。
正在创作的司徒兆光
我和司徒相熟,应该说有了年头了,但因为一直在一起,所以也有个“当局者迷”的问题。我没有认真地、统观全局地研究过他的艺术。这次《美术研究》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对他全部作品整个地想了一下。在欣赏之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就是怎样更好地扬长避短。总的看来,司徒艺术创作的优点是大刀阔斧,惬意潇洒,看来尚未最后完成,正好给观众留下想象的余地,令人觉得痛快淋漓干脆利落。但是有些作品中却没有发挥这个长处,似乎力求深入。好象精雕细琢,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显得罗嗦、费劲、疲软、琐碎了。记得吴作人先生常说:“有些画家老是画个没完,画得没法再画为止。而大画家则不然,他们知道画到什么时候就不画了。”这段话似乎是幽默小品,其实却是至理名言。幸而这类作品在司徒的创作中只占极少数。而且我想也是不难克服的。而克服这种缺点的最新证据就是他的新作《读》。现已立于北京东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中了。这是汉白玉雕刻的少女形象。通身明亮、几乎没有细节,只是以明朗简洁的几大块体积,表现了一种宁静优美的意境。我想人们不会要求去看更多的细节吧。虽然,她衣着的式样几乎没有交待。脸部五官也似乎是朦胧的,但是只要熟悉司徒的人,一望便知这是他的佳作。这才体现了他的长处和特色。
1990年创作《遐想》
最后谈谈司徒的另一点长处,是造型技巧的熟练,这种纯熟本身就是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木雕的刀法上,这种能力完全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也是扎实的造型基本功所决定的。在某些艺术门类中,往往有人以生拙取胜,名之曰“稚拙味”,特别在文人画的领域中,应该承认这种美感的妙处。但在技艺要求很强的雕刻艺术中,几乎可说带有某些“工程”性质的艺术中却要求完美、精到和纯熟。而纯熟精到,却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长期磨炼这唯一方法。谈到熟炼、精到,在艺术界流传很多“格言”,如说齐白石老先生一生只有十天没动画笔,那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几天。又说音乐家罗平施坦,一天不弹钢琴自己已觉得到差别,两天不弹,他的至友都可发现,如果三天不弹那末一般听众都能品得出来了。这些道理都是我们学艺时的座名铭。但老实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文学界的大部分同志都没法实行这些教诲。原因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现在听来,好似笑话,但却曾经是三十年来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利用各种间隙就成了学问。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司徒兆光在这方面就有他特殊的长处。他长期担任党内工作,又是教学骨干。社会活动也相当频繁,比如前年他参加了苏联第一届全国雕刻展,他拍了三千约张的幻灯片,回国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自党政宣传部门到各艺术院校放幻灯、“拉洋片”达数十次之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着、完善着雕刻技巧,达到纯熟的境界,岂不是难能可贵吗?他真是利用了饭前饭后、中午休息、晚上乘凉的全部时间。因此我想要像他那样幸运地入附中,上大学,去留学,这样的条件是不容易的,但是他那种抓紧一切时间,利用各种间隙,锲而不舍,以抵于成的精神却是人人可以办得到的(如果愿意的话),这样的同志在你身边工作着,这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我自己就经常受到好处。我想这是介绍司徒兆光的作品时不能忽略的吧。司徒兆光正处于艺术生命的盛期,一切优点正在发挥,一切不足正在克服。让我衷心地预祝他更大的成功,用一句陈词滥调吧,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1961年中国留学生访问苏联油画家楚依柯夫,左起曹春生、司徒兆光、王克庆、冯真、楚依柯夫、张华青、李骏、楚依柯夫之子、苏高礼
1963年,参观雕塑家柯年科夫工作室,左起:冯真、曹春生、柯年科夫、司徒兆光、张华清、王克庆、苏高礼
1986年,司徒兆光与王光美合影,为毛主席纪念堂作《朱德像》
90年代司徒兆光陪同导师苏联功勋艺术家阿尼库申访华
1995年司徒兆光在中转办学时给研究班上课
司徒兆光为王合内先生塑像,图为司徒兆光与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合影(翁乃强先生拍摄)
司徒兆光为吴作人先生塑像,图为司徒兆光与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合影(翁乃强先生拍摄)
正在创作的司徒兆光先生
司徒兆光先生作品
《毛泽东》青铜高 50cm
司徒兆光为第四套人民币百元钞四大领袖作浮雕稿
《雏鹰》木高91cm 1981年
《扬青稞》木高94cm 1981年
《醒》青铜高97cm 1981年
《伊文思》木高58cm 1982年
《读》(北京正义路)大理石高200cm 1984年
《廖公》大理石高72cm 1984年
《妮》木高46cm 1984年
《郭沫若》(北京郭沫若故居)青铜 205cm 1987年
《我是中国人》青铜高75cm 1989年
《遐思》(北京奥体中心)青铜 115cm 1990年
《宋庆龄》(北京宋庆龄故居)青铜 100cm 1995年
《遥望》(铜陵市)青铜 200cm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