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可敬的人树碑立传

　　就李彦的《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当代》杂志2019年第4期)，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家丰云教授评价说，这篇精彩的非虚构作品，通过美国人毕森这个关键人物，将20世纪上半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惊鸿一影”的汉学家们，从历史的烟尘中打捞出来，让普通读者了解到，他们因为对红色中国的友好情感而在西方遭受迫害和打击。李彦的书写，勾连起了故国和居留国的历史，真正展现出作为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视野。

　　李彦将毕森博士从历史的尘埃中搀扶起来，让他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觉到他的脉动和心跳，领略到他的冲动和坚毅，听到他与同伴们在卢沟桥事变前夜奔赴延安的坚实的脚步声，看到毕森被麦卡锡分子折磨时无奈的目光，让我们对饱受磨难后的毕森仍在滑铁卢大学开创中国文化课程投去钦佩的目光。

　　毕森踏上中国这片热土后，“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在反共思潮肆虐的日子里，远在大洋彼岸的毕森，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这是何等的气魄!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毕森是第一个撰写专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西方学者。1943年初，他在美国国会里挺身而出，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这是何等的勇气!

　　掩卷而思，我陷入了遐想。

　　假如李彦没有撰写这篇纪实作品，假如她这篇作品未能发表，托马斯·亚瑟·毕森的名字是否会被永久地尘封起来?果真如此，我们不就辜负了这位一生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了吗?

　　毕森的儿子、哈佛大学历史系一位老教授对李彦说：“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如果你的研究能够发表出来，就对得起我父亲对中国一生的热爱了。”这也是对历史的请求。

　　假如毕森教授在1972年没有拿出来那部隐藏了数十年、字迹潦草的《延安笔记》，假如这位“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丽霞未能在打字机上一字一句地把这部书的草稿敲出来，历史就会少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少了一颗赤诚的心、少了一个鲜活的细节。不过这又是不可能的。毕森还是要请另外一个人来整理他的书稿。因为，他对中国的情谊都浓缩在这本书里。他终究会把他的心捧出来。

　　毕森一行四人，当年只能悄悄奔赴延安。在短短的四天四夜里，通过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采访，他们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假如毕森始终待在中国，情况会怎样呢?他或许会加入共产党，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他或许成长为八路军的一位干部。假如他一直生活在中国，他应该过着温馨的离休生活。然而，当年他却离开了。

　　假如麦卡锡主义未在美国盛行，毕森等人的命运会如何?美中关系会如何?美苏关系又会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毕森不会受到迫害，也不会流落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里就不会出现他的身影，并开创中国文化和语言课程。

　　在美国，有很多在抗战期间到过延安的人士，他们若没有受到迫害，肯定会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深厚的关系。除了斯诺、斯特朗，还有谢伟思等一大批美国青年才俊到过延安。但是，杜鲁门政府打击了一大批对中国拥有正确认识的人士。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假如这批人当初能在美国政界有所作为，历史就会重新书写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对待历史。对于毕森，我们就是为他树碑立传，记住他，怀念他。

　　我们要记住他写下的关于延安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用这些话来形容今日的中国：“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那是因为延安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人们分享着内心的幸福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