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绮：从医家到翻译家

　　上海素有外国文学翻译摇篮之称。清末民初上海翻译初兴之时，便已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至今薪尽火传，其中傅雷、戴望舒、孙大雨、草婴、方平等都曾名重一时，钱春绮也是其中之一。上海曾表彰九位德高望重、从事翻译事业达40余年之久的上海翻译家，钱春绮赫然居中，他还获得过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的确，在诗坛和翻译界中，钱春绮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歌德、海涅、席勒、波德莱尔、尼采等许多德、法诗人的美丽诗篇，都是通过他的译笔传到中国来的，许多青年人就是背诵着他所翻译的西方诗人的名句长大的。比如我，就曾熟读和背诵过海涅《新诗集》里的许多诗，那些清新活泼、美丽动人的爱情诗，曾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和爱情时光。

　　掐指算来，我与钱春绮的交往有好几十年了，而他去世也将近十年了。

弃医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弃医从文的例子很有几个，像鲁迅、郭沫若等本来都学过医学，后来都因各种原因而弃医从文，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人都知道钱春绮是翻译家，并因读他的译诗而走上诗坛，却没想到他也有一个弃医从文的过程。

　　钱春绮祖籍江苏泰州，从小在上海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上海工作定居。1994年，在他来我家聚谈的一天下午，我曾问起他早年的读书生活，他坦诚地对我说：“我之所以能从小在上海读书求学，主要是靠我哥哥在经济上的帮助。”

　　钱春绮小时候就读于上海万竹小学，这是一所市立的名牌小学，在小北门附近。由于他读书刻苦勤奋，后来考入了上海中学。“那时的上海中学算是江苏省立的中学。”钱春绮回忆道：“师资力量比较强，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王纪林，很有教学经验，仅一年时间就让我的英语大有长进。当时老师很强调外语学习，认为多学一门外语就多打开一个窗口。我就听老师的话，学各种外语，珠林书店那时出版的《日语自习》《俄语自习》等，我都曾饶有兴趣地学习过。”

　　我说：“您后来翻译作品，似乎都是从法文或德文这边来的吧?”

　　“这没错。”钱春绮点头承认：“不过，法语和德语都是以后学的。”

　　我不解地问：“您除了外语，难道就没有其他兴趣爱好了吗?”

　　“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读书时爱好绘画，也画了不少东西，可后来搞翻译，工作忙，就没继续坚持下去，的确有些可惜。”接着，他还对我说：“我在上海中学读书时，校内的读书环境很宽松，校方对学生读书的范围和内容没有很多的限制。如果学生在外面书店看到一本感兴趣的书，只要把书名写在条子上交给校方，学校就会把这本书买来，这样你就可以经常阅读了。”

　　“我读书的范围比较广。”钱春绮说：“除外文以外，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方面的书都读。不过，我们当时年纪轻，思想比较激进，所读的书刊也以进步和左翼作家的为多，比如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最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就已阅读周学普翻译成中文的一些歌德作品，如《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自己也翻译起歌德的作品来了。”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

　　我问他：“您后来翻译的几乎都是诗人的作品，如歌德、席勒、海涅、波德莱尔等，那您当时对诗已经产生兴趣了吗?”

　　“应该说有点兴趣了。”钱春绮想了一下说：“我那时读书还比较用功，总是名列前茅，就用一些课余时间写散文，投寄给《大公报》，居然也刊登了。那时大概读初一吧。此外，我还写了一些新诗，自己装订成册，后来抗战爆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这本诗集丢失了，我原来想考交通大学的美梦也破灭了。”

　　钱春绮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医学院，这个医学院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相关外语，于是钱春绮在原有英语的基础上又勤学德语。他当时学的医学专业是五官科，毕业以后即在一家医院担任耳鼻喉科的医生。我听了他回忆的这些情况，就对他说：“您本来做医生不是挺好的嘛，为何要弃医而从事翻译工作呢?”

　　钱春绮淡然一笑，简单答道：“各人有自己的兴趣，我也是因为喜欢诗所以才改行的。”我不无遗憾地对他说：“您不应该弃医从文，而应该一边做医生一边搞翻译，那该多好!”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很难办到。”他向我摆摆手：“搞翻译必须聚精会神，边从医边翻译几乎不可能，精力也不够，必须两者取其一。”接着他又坦诚地对我说：“如果我的医学专业是外科，也许我并不会放弃，但耳鼻喉科我不太喜欢，所以才放弃了。”

　　当我后来把他这些话告诉冯至先生时，冯至曾感叹地说：“我认识钱先生，真没想到他竟是学医出身。钱先生在德国文学翻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你代我向他问好。”

　　钱春绮这么一改行，竟成了中国德语诗歌翻译方面的权威，先后出版了近50种译著。我与他相交数十年，可他从来不谈自己翻译工作的艰辛，即使谈到，也都轻轻掠过，转到其他话题。英诗翻译家黄杲炘对我说：“钱先生朴实谦虚，其实他在德国诗歌翻译上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人可比。”

金秋诗会

　　钱春绮是以外国诗歌的翻译为主。其实，上海在外国诗歌翻译方面的力量相当强大，除钱春绮外，像孙家晋(吴岩)、冯春、吴钧陶、黄杲炘、王智量、薛范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正因为如此，上海翻译家协会每年都举办一次“金秋诗会”。

　　199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钱春绮，他特邀我一起去参加下午的金秋诗会。钱先生年近八十，精神尚好，穿一件深藏青的中山装，挎一老式背包。聊至中午，我请他至门外餐馆用饭，他摇摇头：“不必了，我已把饭带来了。”说罢，即从旧包里取出一个塑料盒，里面果然饭菜俱备。我说：“您这么大年纪，又走了这么远的路，何必呢?”他微微一笑：“我这样可以少给别人添麻烦，只要微波炉一转，即可食用。”结果，他只喝了我一碗隔夜清汤，便高高兴兴地与我一起开会去了。

　　由于我与钱春绮相熟，所以每次“金秋诗会”我几乎都与他坐在一起，听他介绍各方前来参加诗会的翻译人士，不住地握手，不停地招呼，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1997年的“金秋诗会”在上海文艺会堂如期举行。那天我坐在钱春绮与草婴之间，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冯春忽然走到钱春绮面前，问他译诗带来了没有，叫他准备上台朗诵。原来这年恰好是德国诗人海涅200周年诞辰，“金秋诗会”除了请诗人和翻译家朗诵各自的诗作和译诗以外，还特地请钱春绮朗诵一首他所翻译的海涅诗歌。可钱春绮嫌自己朗诵效果不好，便委托我代为朗诵，我执拗不过，后来我们两人携手共同上台，由他先作介绍，然后由我朗诵。海涅的那首诗表达的是战士保卫祖国的爱国热情，由于钱春绮的译笔雄壮流畅，现场朗诵的效果特别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记得还有一年“金秋诗会”，屠岸正好从北京来上海，也受邀来参加诗会，宫玺、黎焕颐、黄杲炘等这些老朋友都与他围坐在一起交谈。钱春绮向我介绍屠岸的翻译成就，说他对诗的研究很深，并凑到我耳边说：“你也许想不到，他原来是上海交大的学生，是学工科的，也是后来才走上翻译道路的。”

　　在“金秋诗会”上碰到的每一位翻译家和诗人，只要我问起，钱春绮便向我介绍他们的成绩和贡献，朴实而中肯，从不带虚假的夸饰溢美，更没有贬抑别人的微词。

听他谈诗

　　钱春绮是闻名全国的翻译家，他翻译起诗歌来简直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但他的衣着穿戴却十分简朴随意，一年到头便是那几件中山装、夹克衫和白衬衫，只有开会才会穿西装。家里布置也极其简单，放眼望去，桌子、椅子、床、沙发、茶几，到处都堆满了书，德文的、英文的、法文的，虽凌乱不堪，但他却了如指掌。

　　2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几位年轻的朦胧派诗人因拜读了钱春绮所翻译的席勒、波德莱尔等诗集，为其美丽的诗句所打动，慕其大名，一定要我引他们去拜访他。我们在外左叫右喊了大半天，钱春绮才穿着单裤来为我们开门，冷得瑟瑟发抖。原来他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当时正在梦乡。平时傲气十足的朦胧派诗人们一见钱老，个个毕恭毕敬，直说抱歉。而他却毫不在乎，反而连向我们赔不是，穿衣叠被，泡茶让座，好不容易才把沙发上那一大堆外文书搬走，与大家一起谈诗。当朦胧派诗人们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开时，他坚持要把我们送下楼，结果一直送到大院门口方才罢休。在归途中，几位朦胧派诗人都不约而同地赞叹道：“想不到歌德、海涅那些美丽动人的诗句，竟都是这么个朴素的普通老头给翻译出来的。”

　　钱春绮不但精熟西欧诗人的作品，而且也喜欢中国的传统诗词，尤其喜欢听人用方言吟唱唐诗。一次，我与他从上海作协开会回来，听说我会吟两句，他不由分说将我拉到马路边的僻静处，非要我吟两句给他听。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照办了。他一边听一边不住地摇头晃脑，兴趣甚浓，随后还与我大谈唐诗，直至分手。

　　钱春绮本来住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离我的住处很近，我们时相走动，因他年龄大，自然以我去他家的次数居多。他一般都在晚上工作，所以我几乎都是下午到他家，每次去多半都是谈诗和翻译。有一阵，他正埋头翻译法国象征派大师波德莱尔的诗作，我便问他：“都说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有人说中国古代也有象征派诗人，如果比较起来，您看中国哪位诗人与他的诗风比较接近?”

　　钱春绮想了一下，说：“中国李贺的诗与波德莱尔的诗比较相近，他们都喜欢用颜色和形状来说明事物的性质。如波德莱尔写钟声的洪亮，不是直接写钟声，而是通过钟的巨大形体和大红的颜色来暗示，这和李贺的有些描写手法很相近，如李贺描写马蹄的声音也是采用这种手法。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中不谋而合。”

　　有一次，我们谈起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我说：“中国缺少史诗，所以只好把《诗经》中的《公刘》《生民》诸诗暂时作为史诗看待。到了现在，随着整个诗坛的不景气，史诗更难产生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现在没有史诗呢?报上不见发表，不等于不存在。也许有人写了史诗，自己存放着，暂时不发表，或许不愿发表，但很可能以后会公诸于众。这个情况一时还很难说。”

　　当时我听了觉得很惊讶，猜谜似地望着钱先生，怀疑他就可能写有史诗;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仍猜想他可能写有史诗。不过，我只看到过他创作的一本十四行诗集。

　　钱先生的老宅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沿街还有围墙保护，内有小院。他曾跟我说过，这座小洋房已有100多年历史，是个医学界的名流建造的，因为他当时是医生，才分配给他住，已住了50多年。由于环境优雅、闹中取静、交通便利，所以他对自己的老宅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巧的是，市政府设想的地铁二号线将通过静安寺，这么一圈划，把他的老宅也划进去了。在他临搬迁前，我帮他在老宅前拍了几张照片;他则在清理图书的过程中，送了我一些对我专业有用的书，并在我家长谈了一个晚上。

　　当他搬入新居收到我寄去的照片以后，曾给我写来一封信，其中写到他曾去看望故居的情景，他说：

　　寄来照片四张，已收到，谢谢。

　　你给我的故居留下了纪念的摄影，很可贵，将来你写文章，谈到南京西路，附上此照，一定是珍贵的资料。

　　那天，在华山医院配好药后，我去故居凭吊，房子已经拆了，一片废墟，感慨无量，口占一绝：

　　五十余年住此楼，一朝拆毁化荒丘。徘徊不忍多留恋，为怕伤心老泪流。

　　钱先生搬至大华新村以后，曾多次约我去玩，并写了一份详细的线路图给我。我曾与几位诗人和翻译家约好，一起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却始终未能成行。如今旧友相逢，每谈及此事，便感叹不已，引以为憾。好在钱先生的译著依然大受欢迎，大放异彩，也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