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欧洲人制作地图中的“世界”
作者：邢媛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把图像纳入史料范畴，扩大了传统史料来源。将图像广泛应用于史学研究中，不仅可以用来证史，还可以此为主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图像史学的基本要义。把包括地图、图画、铭刻等在内的图像资料作为历史分析的切入点，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反映当时人的认知、观念、心态等。图像史学的兴盛，为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本期刊发的文章，通过分析地图、漫画等图像材料，介绍图像材料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图景，以期对图像史学研究取径的认识有所深化。
托勒密地图 资料图片
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图像史学应运而生。地图是地理信息的直观载体，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图像史料之一。地图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被记录在地图中。早期欧洲人制作地图所蕴含的知识体系是被深刻解读的历史文档，是欧洲文化精英对整体世界观念的生动写照。早期欧洲人制作地图上的“世界”，经历了被古代人们“开启”、被基督教“定义”、被探险家“发现”、被贸易与霸权“包围”的演化，是反映过往历史的一扇窗口。
一
原始土著地图鲜有留存，但考古学家还是能追踪到蛛丝马迹。木条、贝壳、珊瑚等代表的河流（风向）、山丘、聚落反映出人类的原始认知，懵懂的世界由此开启。作为向文字时代的过渡，原始土著地图呈现出象征符号趋于图像形式的演进，是人类文明用地图进行自我表达的发轫。
古典时代的文字地图有了显著多样性，海图、平面图、宇宙图等集中涌现出来。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平面图中带有星占学和宗教学的铭文显示出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当古埃及几何学与地理学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后，希腊成为世界地图的摇篮，树立起大地是球形的观点，旧世界三大陆地初现雏形。一旦球形大地概念被接受，逻辑上的下一步就是测量。亚历山大大帝向印度北部的远征使用步测组以估算行军距离，扩大了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托勒密以经纬线划分世界、制作地图投影，创造了特殊的制图技艺。探险家从本土经中东抵达美索不达米亚，沿途见识不断丰富着地图内容。
受凯撒大帝控制的托勒密也为罗马服务，古罗马人成为希腊地理学的继承者。因为要用地图辅助帝国军事与行政，罗马人在地图绘制中更强调实用性。随着腓尼基人参与到罗马的社会活动中，罗马地图在吸纳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对中世纪地理学和宇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中世纪的世界地图被教会定义，基督教义规定了中世纪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社会中，制作地图的宗旨不是追求地理上的准确，而是借图帮助人们理解《圣经》、创世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当时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世界图景。以“神圣地理学”为要旨的地图甚至进入到基督教书籍中，成为其坚定不移的拥趸。渗透宗教寰宇观、对世界程式化描述的T-O图符合《圣经》教导，在中世纪大行其道，圣依西多禄大主教就是最古老的T-O图的制作者。
13世纪T-O图上的绘画展示出基督教的文化成果。在《赫里福德世界》等百科全书式地图中，文本和图像以复杂的视觉冲击体现出神学对人的主宰。尽管很多城市早已沦为废墟，但从作为历史文献和文化遗产的地图本身可以看出，中世纪精英们对其所处世界已然有广泛了解。
地图呈现的是教义统治下的和谐，但现实世界中战争频仍，还有残酷至极的压迫。在“地图光鲜”与“现实黯淡”的大撕裂中，波特兰海图（即航海指南书）是一抹照向新世纪的烛光。在战争和经济的双重驱动下，最古老的波特兰海图《比萨图》上的沿岸地带已标记1000多个地名，从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经地中海到黑海东北角的遥远区域被统揽在一起。延续《比萨图》风格，制图师将地中海画在世界中心，这为欧洲精英们打开了看非洲的方式。
当基督教地图还在描绘怪诞的未知大陆时，海图强调的却是南方水域的巨大商业潜力。在航海图的冲击与融合中，教会学者对地理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中世纪形成了新的世界观。
三
伴随着欧洲诸国完成国内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民族主义悄然觉醒，欧洲君主把远航冒险当作开拓贸易、扩充实力的手段。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贸易的盛衰，刺激着控制新土地与攫取新资源的贪婪竞赛在15世纪开始上演，越来越多的异域土地被发现。随着波特兰海图的赓续、被遗忘千年的托勒密地图重现于世，新奇的非洲南部、印度洋、东南亚、美洲等未知世界以惊人之速被添加到地图上。欧洲人的“世界”不再是上帝神圣不变的命令，而是被不断发现、不断变更，世界的边界被多次重绘。
托勒密地图再现与地理大发现的“不期而遇”，让人们惊叹历史的吊诡，历史偶然中的必然规律在地图史上得到印证。欧洲人制作的首批托勒密地图抄本中，封闭的印度洋还没有明显的贯通海道，被缩小的印度、被夸大的锡兰和明显缺失的东亚海岸都跃然其上。格尔马努斯的托勒密式样地图（1489年）中，清晰画出了迪亚士发现的非洲南岬角，这指引达伽玛发现通往印度之路和马拉巴尔海岸。葡萄牙人往返于印度和更远的东方，使印度与锡兰更接近于现代外观。贝海姆的“苹果地图”（1492年）描绘的大西洋与东亚，成为哥伦布满怀希望向西寻找亚洲的持续动力与指挥棒。
在波特兰风格的坎蒂诺地图（1502年）上，已有卡布拉尔发现的巴西、科尔特雷亚尔兄弟发现的“亚洲北角”、哥伦布发现的南美洲北海岸和加勒比海群岛。托勒密扇子图（1506年）上，日本被画在古巴西部，这是当时人世界观的体现；瓦尔德泽米勒地图（1507年）上美洲的名字（写在南美洲上）第一次出现。至墨卡托地图（1569年）出版的60多年间，有十多个伊比利亚探险队紧随麦哲伦身影，中美洲西海岸、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南方大陆”被顺次记录到地图上。
新大陆先是被航海家发现，之后被绘到地图上，随着印刷机的发明又被印刷在纸上。当印刷商店取代修道院、手稿转变为印刷书籍时，印刷地图集得以普及。印刷地图扩大了读者群，开阔了民众视野，使知识获取变得民主化。
四
随着新大陆被发现与印度航线被开辟，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探险队陆续抵达世界大部分海岸线。欧洲连续几个世纪的探险行为逐渐演变为海上霸权和殖民主义，为其服务的世界地图扮演着关键角色。地图拥有国往往率先描绘出一个地方，并强加上一个欧洲名字来宣示主权，这从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美洲发现中可以找到源头。拿破仑战争后，追求土地优先权成为殖民帝国一项血腥的民族主义竞赛，地图是欧洲殖民者在谋划全球的无序竞争中必不可少的有力工具。在渗透地缘政治考量的地图上，“世界”被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所包围。
荷兰出版商范·林斯霍腾《航海记》中的航线秘密被荷兰政府获取后，阿姆斯特丹的地图交易日益兴盛。透过荷兰制图师的欧式世界观，我们能洞见荷兰黄金时代何以兴起，甚至了解其对外贸易的基本原理。17世纪荷兰之所以异军突起并牢牢控制东方香料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航海和制图技术。将海上贸易和制图权集于一身的东印度公司几乎让荷兰无人可敌。
在与西班牙、荷兰的霸权争战中，英法两国的商船和海军迫切需要更详细的地图和更精准的船只定位技术。航海时钟被应用后，欧洲人此前难以到达或未知的地区纷纷被绘制到地图上。19世纪，欧洲殖民探险活动深入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内部，“月亮山”尼罗河被更名为“维多利亚湖”，太平洋东北航道上频繁可见帝国探险队。英国海军部的大规模探险将最晚发现的北美洲部分海岸与格陵兰岛绘制到地图上。俄国倚仗太平洋探险南下，紧跟美英之后打开日本国门，将之更精确地绘制在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图上。可见，在欧洲国家的争霸战中，地图是与火药一样具有威力的武器，掌握了异域知识（军事情报）和通往富饶新大陆最精确的航图，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支配世界的权力。地图帮助各帝国确立起有着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并确立了其海外划分的势力范围。
镌刻时代烙印的欧洲地图，经历了“世界”观念的变迁，本土与异域、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有序与混沌等形态都在地图上得到彰显。地图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被列强用来进行殖民征服活动，这也使得我们从历史的视角认识技术伦理问题。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2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