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预期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一鸣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2020年的成绩单，可以用“一个好于预期”和“两个标志性事件”概括。“一个好于预期”，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十三五”收官迈上这一大台阶具有标志性意义，也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2021年经济稳定复苏面临六方面挑战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仍面临新的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保持经济稳定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新冠疫情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出现反弹，新兴市场国家确诊病例突破新高。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破亿，累计死亡病例突破200万。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压力增大。受疫情的不利影响，去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去年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可能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制造业投资比上年下降2.2%；民间投资增长1%，低于全部投资1.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中70%以上为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反映民间投资尚未完全恢复。

　　第四，中小微企业发展仍面临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受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原材料成本较高、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中小微企业亏损面仍然较高。从行业看，餐饮、旅游、交通、娱乐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给就业恢复带来挑战。今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就业压力明显增大。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屡有发生。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今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有可能积累，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反弹。

　　第六，外部短期资本流入压力增大。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超宽松、近零利率、非常规纾困政策将持续一段时间，并继续与我国保持较大的利差水平，短期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压力仍然存在。如果外部短期资本持续流入，可能增大我国资产泡沫化风险。

　　除了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今年经济走势也将呈现新的特征。由于去年基数较低，预计今年经济将强劲回升，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甚至更高，并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经济运行也可能出现宏观指标大幅转好，而微观主体仍面临较大困难的局面。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不平衡，一些风险会逐步暴露，要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调整具有渐进性。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政策要分类调整。考虑到“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资金需求较大，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议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保持适当规模。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既要保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大体匹配，又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做好跨周期平衡。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可适度接续，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政策应有过渡性安排，适当延长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逐步提高信用贷款比重。

　　积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加大相关政策措施力度。在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在调控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但在引导消费方面政策工具相对有限。近年来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宏观调控需要更加注重引导和扩大消费。短期政策上，要稳定大宗消费，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随着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要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还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中长期看，要推进制度性安排，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消费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从供给端来，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进一步强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尤为重要。针对“卡脖子”问题，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推动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要利用我国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发展的高潮，“十四五”时期可能形成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浪潮。要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挥好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也将改善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