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汪介之

　　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生活面临的许多新现象，向人文学科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仅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就有这一研究到底有何“用处”、如何建立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等问题。

　　聚焦经典作品研究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学术话语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见解和思想的表达。学术研究中论点的提出、论证的展开和结论的形成，构成学术话语的主体。当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有了较长时间的、较多的积累，相应的学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范式，拥有一系列基本概念、专门术语、习惯提法和常用的表述方式时，一种话语体系的轮廓就呈现出来。因此，某一专业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也即该专业研究中成系统的言说方式，其内涵是特定专业研究领域中凝聚的认识与思想。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历来的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有许多不尽相同的说法。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

　　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经典作品始终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具有无可非议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经典作品的阅读过程就是研究者日益走近研究目标的过程。正是阅读使研究者直接面对研究对象，为从文本出发展开研究提供基本保证。经受了历史检验的文学经典往往拥有一种标尺的意义，代表了较高水平，也为检视其他作品提供了衡量的标准和必要的参照。聚焦经典研究还具有“高峰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无论哪一个时代、民族的文学，也无论哪一种文学思潮、流派和倾向，都是以某些经典作家作品为标志的。这些文学经典构成了各民族、各时代的一座座“高峰”，代表了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建树、价值和特色。如果疏离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就只能是一种空谈。

　　依托经典展开文学批评

　　经典作品也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雷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无独有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广义的“文学经典”应当包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这类经典是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直接理性资源。朱光潜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书籍虽是汗牛充栋，真正有科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部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黑格尔的《美学》。”如果说文学理论经典阐述了文学的基本原理，经由对文学的起源、本质、构成因素、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系统探讨，构成了关于文学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基本观念体系，那么文学批评经典则通过对文学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示出历代研究者的关注侧重、问题意识、切入视角和批评方法。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核心概念和常用提法，乃至行文方式和话语风格，都为后来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范例与参照。沿着文学批评史的脉络系统阅读德莱顿、狄德罗、萨缪尔·约翰逊、莱辛、别林斯基、圣伯夫、泰纳、勃兰兑斯、欧文·白璧德、T. S. 艾略特等批评家留下的文学批评遗产，就有可能掌握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避免被某种偶然碰见的“最新”理论著作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哈罗德·布鲁姆才一再强调：“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毫无疑问，熟读精研外国文学批评经典是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必要而可靠的基础。

　　以研究实践推动话语体系更新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自然发生、逐渐显露、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是绵延不断的研究实践结出的学术果实，与批评活动紧密相连，而不可能先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因此，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可能像建立某种“语料库”那样，事先着手“建构”一个包括所有基本元素的全面完整的话语体系，再运用这一体系来开展研究。

　　国内学界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事实上已经存在，它呈现于迄今为止全部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中，当然它远不是完善的，仍需充实和更新。这种充实和更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现有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各种基本元素，拥有一种表明自己究竟有无生命力的天然功能。那些在文学理论与批评史上早已存在，并且至今仍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话语元素，其生命力自不待言；而那些已不再被人使用的话语元素，其实已被自然淘汰。新的话语元素如果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为学界所认可和接受，也就获得了进入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使用频率过低、很少得到认可的话语元素，只能耐心等待或终于被接纳或基本被拒绝的命运。这一筛选过程同样具有永远的“未完成性”。

　　有可能被纳入和充实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中的新话语元素主要来自文学范畴内，虽然它并不完全排斥源于其他学科领域的话语。也就是说，更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重点不在于借用其他学科的话语元素。美国文论家韦勒克早就提出，“必须把人类文化活动的总和看作包含许多自我进化系列的完整体系，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艺术史家、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以各种艺术的独特性质为基础为每种艺术发展出一套描述性的术语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理应遵循这一规律。当我们有意识地把外国文学研究引向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开始强调文学研究要适应对外交流、经济社会发展及各类涉外行业的需要时，这一点尤其应引起重视。

　　强调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设与更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以消极被动的态度对待它。事实上，外国文学学科领域内的所有研究都是对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客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话语体系的更新。笔者相信，我国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将随着外国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而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史》翻译与研究”（16ZDA19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