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作者：光明日报评论部编辑、博士 钟超，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 丑则静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舆情治理；网络民粹主义；协同共治
美国互联网技术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克莱·舍基（Clark Shirky）如此评价社交媒体，“当科技变得无聊，其社会影响就开始有趣起来”［1］。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量的不断激增与功能的逐步拓展，社交媒体已经渐趋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开始有能力改变一些国内甚至全球性事件的走向。美国是社交媒体的诞生地，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将社交媒体作为重要的执政工具，但当社交媒体全方位主导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并在特朗普“推特执政”格局下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时，社交媒体已从美国政府管理与推广民主的得力工具沦为暴露自身民主乱象的显示器，社交媒体时代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尽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2］（p.117）。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加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两微一抖”等社交媒体用户也呈快速增长趋势，网络舆论与官方舆论“两个舆论场”并存、对垒的格局渐趋形成。如何吸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大国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引导，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现实问题。
一、社交媒体：美国政府重要的执政工具
互联网自出现以来就被用于促进社会互动。进入21世纪后，Web2.0和用户生成内容模式（UGC）的快速扩散与逐渐普及，为无数互联网用户通过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信息发布、应用更新，进行明显区别于过去的互动式信息传播提供了可能，加速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3］。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坐拥技术优势与媒体话语权，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挖掘社交媒体在对内社会治理、对外价值观输出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一直以社交媒体时代的“赢家”自居。
（一）社交媒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分析
首先，在用户使用量方面，美国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均拥有巨大的用户使用量，且具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根据2016年韦氏词典的最新定义，社交媒体即各种形式的线上社交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资讯、观点、个人信息的交互共享［4］。此概念对社交媒体所依托的各种社交、社群网站进行了突出强调，而现实也确实如此。以脸书、推特、照片墙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站，虽然在受众群体、目标定位上略有差别，但从其创立至今10余年的时间里，功能越来越强大，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民在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参见表1）。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8年美国社交媒体使用报告》中，就美国目前最富人气的社交媒体平台及美国成年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平台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以脸书这一美国最具人气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其在各个年龄层、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程度都拥有庞大用户群体，约68%的美国成年人是脸书用户，且74%的脸书用户每天都会访问该网站［5］。
表1 主要社交网站使用情况（截至2020年1月）［6］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在信息接受程度方面，社交媒体正成为美国民众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美国学者曾这样总结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四方面特征：一是基于Web2.0互联网的应用；二是用户生成内容是社交媒体的命脉；三是用户创设适用于特定服务的信息内容，以方便社交媒体的设计与维护；四是社交媒体通过实现个人信息的共享对接，促进在线社交网络的发展［7］。而在这四方面特征中，除第一方面强调了社交媒体的互联网技术依托外，其他三方面都突出强调社交媒体必须直面用户，以实现信息来源的平民化、互动反馈的便利化。社交媒体变政府与公众、传统媒体与读者关系中的公众与读者等客体受众为主体信息源，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媒体与传播的格局。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便是社交媒体具有不可比拟信息传播力的充分展现。特朗普曾在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专访，他谈到：“我在社交媒体上有着很多粉丝。我认为这种优势帮助我赢得了此次大选。”选后的分析文章显示：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意见往往通过转发、评论等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随着选战的深入，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声明最快速的发布平台，总统候选人无论面对正面报道还是危机事件都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作出回应［8］；另一方面，近半数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有44%的美国人坦言他们会从社交媒体上获得一些不同于主流媒体的总统竞选信息，年龄在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2／3的人将社交媒体认定为最主要的信息接收工具，即使是“被遗忘的一代”与“婴儿潮一代”，这一比例也分别达到了50%、40%［9］。
（二）“线上化”的政府管理与外交实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将Web2.0时代下的政府管理评价为“以一种更具互动、协作、响应的方式所设计出的公共政策与服务”［10］。在社交媒体时代，美国各级政府机构都开始积极探索利用社交媒体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公众参与以及为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展开创造有利条件。
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推动管理创新，提升线上政府管理的质量与公众感知度。社交媒体相较于传统的政府门户网站，具有更广泛的用户群与更强的时代感［11］。2009年，奥巴马带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在其宣誓就职当天，白宫网站便推出了全新界面，预示着以“沟通、透明、参与”为理念的政府管理时代的开始。随后在奥巴马的执政团队中出现了社交媒体主管、网络安全办公室主任等新职位，美国数字服务系统也在2014年8月正式建立，美国政府“线上化”运行的趋势愈发明显，且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特朗普当选就任美国总统而终结。特朗普政府曾就美国数字服务向国会报告，高度肯定美国数字服务在保障联邦政府高效运转、提供高质量的政府服务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具体介绍了在他任内美国政府在消除纸质应用程序、聘请顶尖科技人才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目前，无论是医疗改革、移民系统项目，还是简化伤残索赔系统、纳税人信息安全访问，美国各联邦政府机构都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技术、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分享政务信息，并与公众开展快速、广泛的沟通交流。例如，美国内政部就设有详细的社交媒体使用准则与意见，鼓励部门内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创立社交网络账号，进行信息发布、数据共享、政策讨论、组建用户群组等活动［12］。早在2016年末，美国各联邦机构社交媒体账号注册数就已超过9000个［13］。其中，在社交媒体平台的选择上，以在美国使用率较高的脸书和推特为主；在社交媒体账号的数量和多样性上，国防部因其较大的机构规模、国务院因其庞杂的涉外事务分别居于榜首。
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开展社交媒体外交，将其作为推广美式民主的新手段。社交媒体凸显个人言论、行动价值，重塑国家政治、社会议程，正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变量［14］。美国是对媒体的权力属性认识得较早、较为深刻的国家，在现实运作当中，媒体的这种权力属性不仅仅体现为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还更多地体现为它对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与渗透。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社交媒体与美国外交结合发展出的“E外交”“数字外交”已经成为美国传播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甚至颠覆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政权的“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也是一支利剑。
政府机构制度建设与社交媒体外交实践是美国社交媒体外交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反映构想，后者检验成效。将美国在网络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引入政府外交领域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这一时期（2002年）美国国务院组建了网络外交机构与全球传播办公室；2009年，深谙社交媒体营销之道的美国首位“互联网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其上任伊始便致力于推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实现“三位联动”，全力提升网络空间的战略地位，将社交媒体引入美国外交政策布局［15］。美国国务院相继公布《美国政府IT战略发展规划：2011-2013》《外交手册5FAM 790：利用社交媒体》等报告，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美国“巧实力”，为国家外交战略服务［16］。
相比于政府机构设计，美国依托网络优势与他国进行暗战、利用社交媒体开展外交实践似乎开始得更早。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交战双方虽未形成明确的网络战计划，但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网络资源来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在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中，美国政府利用移动通讯工具与互联网影响民意，成功扶持格鲁吉亚等东欧、中亚国家的亲美势力，实现了政权的非暴力更迭。而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移动互联设备逐渐普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量也出现激增。以叙利亚为例，2010年“阿拉伯之春”刚刚爆发的时候，该国只有40%的人口拥有手机，但仅仅3年时间，这个比例就上升至95%，所有这一切都为美国开展社交媒体外交提供了便利条件［17］。基于对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乐观预期，在奥巴马执政后期，“互联网自由”已经成为美国外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其实，企图在其敌视国家内部制造混乱局面、以压促变的美国社交媒体外交，在本质上仍然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和霸权主义外交的变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媒体外交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
二、社交媒体时代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
当代美国正经历深刻的国家社会变革，虽然该国仍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表现，但是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制度僵化等问题正成为促发变革的重要潜在因素。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大批美国民众表现出对自身经济状况、国家社会政策等的焦虑与不满。这种个人的焦虑与不满，借由社交媒体不断传导放大。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正深刻地改变着美国国内的政治运行与社会生态，也使得社交媒体这一美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广民主的得力工具，逐渐沦为美国社会乱象的主要幕后推手。
（一）政治信息传递的个性化与不可控性显著增强
“永恒选战”（the permanent campaign）指政治人物运用现代科技，用选战的思路进行管理、指导施政，它既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也广泛存在于美国的政治实践之中［18］。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中，宪法对国会所拥有的十余项重要权力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对总统到底享有哪些权力却并未做明确说明，因此总统所行使的行政权便成了边界未明的“说服性权力”［19］。很多情况下，总统为顺利推行其政策主张，会选择沿用选战风格，直接发动民众，携民意施压国会以寻求支持。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社交媒体平台吸引了数亿规模的用户群体，并在美国目前的媒体信息传播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政治人物越来越倚重社交网络平台开展政治宣传、展示个人形象、表达内政外交立场观点，他们吸引的网友关注与转发数量越多，收到的宣传效果也就越好。特朗普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施政经历的地产大亨和真人秀明星，由于深谙社交媒体的游戏规则，凭借一系列讨好选民的言辞和搏出位的行为，制造了超高的话题度，在总统竞选期间成功拉拢了众多“铁杆”追随者。执政后，特朗普更是变身为“推特总司令”，随时随地通过由140个英文字符组成的推文，毫无遮拦、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对国内国际大小政策甚至丑闻八卦的看法，搅动舆论并影响和塑造民意。社交媒体催生的“形式主义与无底线的竞选风格”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中被延续，虽然这种公关作秀、“永恒选战”的执政风格能在短时期内增加总统的民意支持度，但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表态发声与过多个性色彩的注入，使美国社会的“真议题”渐无立足之地，也为弥合美国社会的内部分歧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二）“真假新闻之辩”不断升级
长期以来，由知名报纸、杂志、电视组成的美国主流媒体，在构成美国社会“第四权力”的同时，也充当着美国普通民众了解美国政治社会运行的主要信息渠道。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美国民众已再不满足于仅仅从主流媒体获得同质化的信息，“当美国人知道从主流媒体上自己永远和邻居获取一样的信息时，社交媒体似乎成了一个更简便化、情绪化、个性化的信息源”［20］。在各社交媒体平台上，无止尽的信息被不停地输入与讨论，这在催生巨大信息泡沫的同时，也折射出美国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局与挑战。在“双中心”的媒体格局下，事实似乎已经不再重要，真假新闻激烈辩论，压缩了“第四权力”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空间。
在美国，对新闻行业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倾向、精英化思维以及“权力异化”等现象的讨论与批评由来已久，2016年总统竞选中主流媒体民意调查的集体沦陷以及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蹿升，更助长了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感。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出现了“炸弹包裹”案、犹太教堂枪击案等一系列可以左右选情的突发事件，美国主流媒体据此反思特朗普针对政治对手的分裂、刻薄言辞，认为这些言辞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深深的裂痕。特朗普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他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发文，“我们国家有很大的怨气，部分是因为失实甚至是欺诈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假新闻媒体、真正的人民公敌必须停止这种公开和明显的敌意，准确而公正地报道新闻”。可以说，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弥漫在全美社会的对主流媒体的消极情绪，无论选前还是选后，但凡出现对其不利的新闻，他都在社交媒体上予以猛烈还击，并将其冠上“假新闻”的帽子。
（三）民意表达的分散性与民粹化倾向日益明显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在盖茨堡发表著名演说，将美国政府的性质定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美国冷战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也曾指出，民意与政策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是政治运行的一条重要定律。总而言之，在美国社会，民意长久以来一直被奉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引和政治科学的核心关切。
在美国，第一个已知的民意调查活动发生在1824年，虽然该活动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但这种以民意测验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方式开始引发各方关注。1936年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第一次将预测建立在现代统计方法之上，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成功预测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当选。此后，盖洛普倡导的按各州比例选择测验对象、派调查员面访、统计调查结果并作分析说明的抽样调查方法广受追棒，以盖洛普民意测验为代表的众多民意测验报告也常常见诸报端，成为民意的一种较为权威的表达方式。
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虽然选前多家权威机构的民调数据均显示希拉里的民意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但最终选举结果却与此恰恰相反。有人据此抨击美国主流媒体、民意调查机构，认为其“并非追求准确性与公正性，而是为希拉里胜选的结论寻找论据”［21］。不可否认，自由主义倾向、精英优越感、固化思维等问题确实广泛存在于从事民意调查的美国各主流媒体与民调机构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交媒体异军突起，其独有的“反馈回路”机制，使民意表达越来越具有分散性，“社交媒体发掘到大量沉默选民的意见，在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民调数据中，预测到了特朗普的胜利”［22］。
在社交媒体时代，一方面，社交媒体上聚集着大量和你一样对现状不满的人。一个坐在电视前的不满现状的白人工匠，或是一个排外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自己持相同立场。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持各色观点的人很容易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找到同类。他们通过社交网络顺畅地沟通、创建群组，赋予民粹主义的情绪宣泄和意见表达以实实在在的政策影响力。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似乎天然排斥一种有秩序、可预测的世界。在美国有“话语窗口”（the Overton Window）的传播理论，即一个言论的政治生存能力取决于其是否置于公众可接受的话语窗口，一个政治家欲赢得或保持公职，应尽量使自己的政策主张符合“政治正确性”的要求［23］。但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滋生极端言论的土壤变得肥沃，这似乎使以大胆、不可预测的方式改造历史成为可能。特朗普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大肆抨击华盛顿政治生态，一再抛出明显有违美国多元社会传统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观点，并以此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将自己的胜选与执政建立在民粹主义与分裂之上，给美国社会留下了累累伤痕。
三、社交媒体时代美国舆情治理困境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源地，互联网社交媒体在美国催生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虚拟社会，这个虚拟社会中的每一个节点与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相互对应，使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虚拟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人类通过科技创造的新的殖民地，目前，这块新殖民地中的运行规则和内部秩序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网络舆情治理的各种问题仍在给现实世界带来消极负面影响。社交媒体深刻重构了美国社会公共权力格局，传统政治权力的稳态结构遭到破坏，政治人物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规律操纵公众情绪，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这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来说殷鉴不远。
（一）深刻认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政治属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发展进步和社会利益分化，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打破了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治国家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标志着现代国家的诞生，政治哲学家开始取代宗教神学家为社会公共权力的现实来源提供合理解释。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国家是享有自由平等天赋权力的个体为避免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建立的契约，公共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让渡。在现代社会中，从政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私人开始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以政治国家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和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博弈的动态格局。
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打破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清晰界限，政治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区分不再明显，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再清晰，公共权力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转移，由传统的政治国家掌控的新闻媒体、文化机构、教育机构都受到信息技术力量的侵入和改变，市民社会内部开始孕育出巨大的公共权力能量，庞大的社交媒体网络增强了将共同体中的所有行为人动员起来的可能性。从政治运作过程来看，传统的政治活动如政治选举、民主协商、公共辩论都能够转移至网络虚拟空间，公共权力的游戏规则发生改变，这对世界上任何融入互联网的政治组织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广泛联通且不断拓展的平台，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博客、微博、网络社区、BBS、社交网站都集聚了大量用户群体，为政治参与、民主协商提供了沟通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功能的逐步拓展与用户量的不断激增，社交媒体已经渐趋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在一些举世瞩目的全球事件中崭露头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与《华尔街日报》曾公布一份联合民调的结果，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都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给出了负面评价。特别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黑天鹅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反思社交媒体对现实政治的消极影响，美国政府甚至指控是俄罗斯操纵社交媒体舆论，影响了大选结果。利用用户信息操纵政治活动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曝光后，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受到美国与欧洲议会的质询。根据指控，这家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合作过的政治数据研究公司以不正当方式获取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敏感信息，并基于此判别其政治倾向，再有针对性地投放虚假、夸大或带有煽动性的内容，“将整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有分析认为，这一模式已成为美国政治宣传的常规武器。
梅特卡夫定律指出，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对此，克莱·舍基不无针对性地说：“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2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庞大的社交媒体中蕴藏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同时美国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种种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在我国显现。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展带来的公共权力格局的变化，充分认识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政府机构接触网络，实现“线上化延伸”，促使其与网络时代的市民社会相融相契。
（二）辩证看待民主政治的“数字模式”
从积极方面看，技术进步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便利，互联网发达的国家普遍利用网络开展民主协商、电子政务、网络监督甚至网络选举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Walter B.Wrist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已经形成的规范”［25］。事实上，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塑造“互联网+政治”的新规则，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网络政治变革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西方的选举议程、选举方式，并且通过对选民的影响改变选举投票的最终结果。然而，正如台湾学者夏铸九在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看见历史的尴尬，自由主义者取得的民主制度竟然使人充满了失落感。国家主权与议会代表制度双双动摇。前者终为全球经济所贯穿，而议会代表制所表现的间接民主制度已为大众媒体所表现的象征政治所扭曲，扩大了形式民主的内在弊病”［26］。
数字化民主的理想结局并没有在近年来的国际政治中出现，互联网构建了一个以自由、自愿、自治为原则建立起来的虚拟公共空间，在这里可以开展如电子选举等线上政治活动，但直接选举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善治。民主的内涵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定”，而商定并不等同于“一人一票”。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形式的民主，其中就包括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来看，民粹主义的民主从来不能真正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善治国家大多是由精英主导公共权力，同时普通民众拥有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有效渠道。互联网是人的延伸，社交网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线上化、虚拟化，互联网创造了每个人都能直接表达自身观点、参与公共协商的技术条件，但协商并不一定带来公共理性。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群体拒绝理性，“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必能大获全胜”［27］。这几乎是对2016年美国大选穿越时空的总结。
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方式，其理想状态是所有享有民主权利的人在平等的发言权基础上，通过广泛讨论形成代表大多数意见的理性“公意”，但这在现实政治活动中会遇到诸多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1961年曾根据实验研究指出一个“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现象：个体在面临群体讨论之后的选择时，其决策往往受到群体的主流观点影响，原来具有冒险倾向的人在群体讨论之后更加冒险，原来具有保守倾向的人在群体讨论之后更加保守。与群体极化相伴随的是“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当个体发现自身观点受到群体认同时，会越发大胆地阐发和扩散其观点；而当个体发觉其观点少有群体成员理会甚至引起反对和攻讦时，他们为避免被孤立往往会选择沉默，这就造成群体的意见不断走向极端化。由于互联网平台具有虚拟性、匿名性、交互性和跨时空特性等特征，置身其中的个人更容易受到群体意见的影响，这也是许多美国民众认为社交媒体撕裂了国家和社会的内在原因。
虽然中国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文化背景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之下，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成为一种超越制度差异的反主流政治思潮，因此，它同样会给中国带来严峻风险和挑战。信息化、网络化、社交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走回头路，而应立足自身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特点，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在前进的过程中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对于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挑战，我们根本的应对之策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红利，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善民生从根本上避免民主制度滑向民粹。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管控，引导公共资源服务于长远公共目标，完善监察体系，保障公民对掌握公权力的精英阶层展开有效监督。
（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一直自我标榜为言论自由的典范，其言论自由传统延伸到互联网政策制定过程中，使美国对网络舆情只采取最低限度的管理，更多地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用户个人自律。这种政策是美国立国以来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然推演和政治正确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陷入网络民粹主义和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而言，网络舆情对现实经济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同样不容小觑，感性的、本能的、情绪化的言论很容易在社交网络中大量传播，特别是在少数极端事件中，如果政府和个别官员行为失当，在网络舆情的放大效应下，很容易给政府带来信任危机。新形势倒逼国家必须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构建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首先，完善政府部门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与美国的两党制不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极大消耗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因此，政府必须首先明确自身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建立多部门横向沟通纵向协同应对网络舆情的体制机制，全天候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及时回应网络舆情的热点焦点问题，避免在信息公布不及时的背景下沦为被舆论裹挟的民意的对立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必须依法推进舆情治理，避免陷入简单化的“一删了之”“一禁了之”的路径依赖。法治是政府舆情治理的根本途径。美国高度重视互联网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窃听法》，允许执法人员在调查严重刑事案件时，在得到授权后进行电子监听，此后又于1980年通过《隐私保护法》，1986年通过《电子通信隐私法》，1996年通过《电信法》，1999年通过《电子签名法》，2000年通过《儿童互联网保护法》，2003年出台《网络安全国家战略》等法律法规［28］。近年来，我国也连续出台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推动构建新技术巨头与政府部门协同共治格局。当前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等新技术“独角兽”在中国悄然崛起，它们凭借自身庞大的用户数量和先进的技术能力逐渐在政府力所不及的领域形成了实质性的“权力”。以过去机构媒体所垄断的新闻信息服务领域为例，报纸、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介捆绑在一起所占份额恐怕已经不足20%，而80%以上的内容分发渠道已由新技术巨头所主导的算法型传播所取代［29］。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引入新技术巨头参与，形成新技术巨头与政府部门协同共治格局，完善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挖掘、分析、存储等在内的全过程管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网民态度倾向模型，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展现事件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通过实行动态数据分析和研判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在重大事件面前对网民情绪和观点倾向开展大数据“画像”，增强网络舆情引导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最后，提高民众网络媒介素养。网络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规律有很大不同，网络公共空间就是一个观点市场，其中往往只有极端化言论才会引起关注，才能得到更多团体的认同、点赞和转发，部分网民会因此隐匿自己观点而随大流。互联网传播中的“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互相推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观点极端化的助推机制，美国社会的极化与撕裂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由是观之，培育具有主流社会认同感的网络舆论领袖（“大V”），对于加强政府与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营造理性平和的社会舆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从长远看，化解网络舆论负面效应还应回到网络舆论循环的初始环节，即着力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引导社交媒体用户理性、成熟、平和地发表观点，建立具有包容性、差异性、多样性的互联网内容生态，增强网民对网络内容的省思能力和遵照法律法规发表观点的法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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