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影响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 张盟初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这不仅是由于语言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推动了语言的发展。社会语言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速度成正比，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媒介语言尤其是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

　　广播电视语言作为当代社会当中较重要的语言潮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用语。本文从广播电视语言切入，试图从媒介基础、影响内容、影响机制等分析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用语的影响。文中所使用的“广播电视语言”即在广播和电视上出现的，包括播音语言、主持人语言、节目解说词、采访同期声等在内的有声的、抽象语言符号系统。

　　广播电视语言影响社会用语的线性因果关系不一定是成立的。首先，除了受广播电视等媒介语言的影响外，社会用语的使用还受到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如学校教育、人际交往等。其次，广播电视语言并非凭空产生、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用语为原型提炼出来的。广播电视语言不可能脱离社会用语而自成独立的语言系统。再次，不得不承认的是，语言的传播受制于分立主义的乡土根性，使得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1]。但是，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用语的影响是深刻的。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在《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提到：“媒体语言（包括文字），尤其是广播电视语言，太重要了。它对社会语言和民族化的走向有着其他载体不能比拟的影响力。”广播电视语言在向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以播音语言为代表的表述方式同时作用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语言使用的各个情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语言。

　　要想更详细地探讨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复杂的、多元化的影响关系，我们需要对语言做历时性分析。在做历时性分析时，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可以通过逆时间潮流而上的“回顾性展望”以及顺时间潮流而下的“前瞻性展望”来着手，本文将采用索绪尔的理论框架来研究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影响。

　　一、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产生影响的“回顾性展望”

　　1940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开始筹建，同年12月首次播音，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从此发端[2]。从一开始，播音工作细则就规定了播音时使用的语言应该是简洁、标准、音韵优美的普通话。1958年，新中国第一家电视媒体北京电视台（1978年改称中央电视台）诞生，同年9月2日经过试播后正式播出电视节目[3]。北京电视台以及之后出现的电视台也仍主要以普通话为播音语言。改革开放后，我国进一步推进了加强广播电视语言规范化的工作。1987年4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共同颁发的《〈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要求：“广播、电影、电视使用语言文字应做到规范化，对全社会起积极的示范作用。”管理部门从始至终寄希望于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语言的正面引导，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具体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学者们做了各个方面的探讨。

　　（一）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产生影响的媒介基础

　　广播电视是面向大众的传播工具，因此它所使用的语言应具有最广泛的社会交流特点[4]。其不仅对人们的话语方式、话语心态，甚至进一步对导致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种特点：

　　遍在性。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1%，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4%[5]。如此高的覆盖率是其他媒介无法企及的，所以广播电视信息所及的受众是广泛的，语言传播从“古典传播方式”跨入了“现代传播方式”[6]，从而大大提高了语言传播速度。

　　共鸣性。广播电视语言是通过媒介规范、媒介加工后的社会语言，它根植于社会语言之中。广播电视语言系统在语音、用词等方面与社会话语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就使得人们会在社会用语使用中与广播电视语言体系产生共鸣。

　　积累性。广播电视语言在对大量语言进行运用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文化提升，并随着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扩充[7]。媒体语言的自我重复，通过共时和历时的信息传播，在无形之中强化人们已经接受的话语方式，并使之不断固化产生积累效应。

　　（二）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产生影响的内容

　　广播电视主要影响口语或书面语的口语表现形式，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表述形式、表述内容及表述心态，而且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学者俞香顺在《广播影视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影响》一文中还提到了广播影视语言对社会语言词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词古义的复活、日语词汇的输入、旧词新义的产生、时尚语言的造就[8]。

　　王德春提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语言体系中的词汇和语法都是音义结合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义是语言的意义内容。”[9]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从“语音-语义”及“词汇-语法”这两个维度上来对广播电视语言进行理解。

　　首先，从“语音-语义”维度来看，广播电视用语主要影响的是语音的改变。口语表达中，语音是语言的载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用语的影响在语音上得以体现，尤其体现在受众使用语言时音位和音素的变化上，而且这些改变是渐进式的，最终也许改变的是一整套发音习惯，这在普通话的推广与传播方面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语音变异在语言的使用中是很缓慢的，通常需要30年或30年以上，才能看得出某些语音有显著的普遍性变异[10]。从第一次广播播音开始，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其中改革开放后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尤为显著，这正是广播电视媒介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对个体家庭深入影响导致的结果：不仅能够听、说普通话的人数迅速增多，方言中也日益掺杂了普通话的语音。

　　其次，从“词汇-语法”维度来看，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用语中词汇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在历时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词汇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的。词汇的变化最能体现出社会时代的变迁。词汇在不断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新词的不断生产和旧词的逐渐消亡。同时，词的语义内容和词的语音形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11]。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语言新词的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外来词的引进。第二是科学技术用语及行业用语扩展成为一般用语。正如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所言，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借词成为语言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例如“放送”一词是由日语引进，在广播电视中常常被借用如“周末大放送”等。伴随新词的产生，旧词的废弃也出现在广播电视用语中，如“大哥大”等，即是旧词的废弃或不断消亡。词义的语义内容外延常常在社会变迁中扩大或缩小，以及词义的迁移。但这涉及到语汇学辩证法的相关概念，需要辩证地看待吸收和污染的关系。

　　“每一个语言学家都知道语音变化时常引起形态上的重新布置。……把语音和语法孤立起来当作互不相关的语言学领域，是一件不幸的事。”[12]语法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规律，包括词法和句法。其实语音的变化无形中便已经造成了语法的变化，不能将语音和语法武断地分割开。广播电视语言是规范的口语化表达，较符合语法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定冠词的句子慢慢被默认为正常的语法准则。用“文章说……”来代表特定的某篇文章，很可能是解放初期（50年代）大量翻译俄语的电讯或文章，而俄语不用冠词（英语用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造成的。

　　以上这些影响并不能完全说明是由广播电视这一单一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些变化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大规模地使用于广播电视语言之中，这就无形中提高了这些语言的认可度与地位，进而被社会语言所接受并大量应用。

　　（三）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产生影响的机制

　　广播电视语言往往先由个体采纳，进而传播扩散开形成一种社会语言环境，对社会用语系统产生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个体因素的存在以及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等多因素的共同存在是要同时考虑的问题。

　　从社会视角来看，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为社会个体所接受，然后个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形式，增加了社会有机体的黏度，在社会整合上起到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将言语事实变成语言事实，影响到整个社会用语的演变。同时，广播电视传播的广度促进了人们对话语的相近解读，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社会用语整体改变之前，首先是无数个个体模仿广播电视用语，进而对自我语言系统进行修改。每一个个体的改变都发生在言语层面，都是言语的事实。而这个形式一再重复，最后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正如索绪尔所言，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先都是出现在个人层面，然后成为社会用语习惯。关于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的影响应该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的：首先是个体接受广播电视语言，其次是社会采纳个人言语更新社会语言系统。社会学视角将阐述第二个阶段，接下来的心理学、传播学视角将会解释第一阶段，及深入探讨第二阶段。

　　人们所处的社会交往产生的接触和相互作用，对于语言的扩散是举足轻重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语言的扩散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使用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相互交流，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从而促成彼此理解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为，正是语言这个交往的纽带在促进着语言的传播，在语言扩散中调节社会成员的一致性。

　　从心理视角来看，广播电视语言是在个体受到环境刺激，并在个体认知的作用下，将之采纳进自己的语言生活之中。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个体在社会环境下的认知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观察学习亦称替代学习，是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下提出的基本概念。人们从观察别人中形成了有关新行为如何操作的观念，这一编码的信息在以后场合中就作为一个行动的向导。[13]个体并非简单机械地去模仿广播电视语言，而是在观察及观察结束之后对观察到的行为通过认知进行取舍、抽象、概括，加以储存，在日后特定的环境下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一般来说，广播电视语言在规范性和艺术性上要高于社会用语，它的权威性也受到广播电视媒介地位的影响。当人们接受了广播电视语言是独具魅力的语言的观念之后，便会增加对于广播电视语言模仿及采纳的倾向。个体对于广播电视语言的学习和接受，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环境及语言系统进行选择性吸收，成为自己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班杜拉三元交互理论中，学习过程中认知、行为、环境三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虽然有时某个因素占据绝对影响，但在一般情况下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从传播视角来看，广播电视语言对个人言语产生影响，是传播致效的正面结果。在传播致效的进程中，个体首先选择了广播电视媒介，在个体内心产生反应并生成心理能，达到传播的第一级效果，这种心理能外化为行为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从而达到传播的第二级效果。

　　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创新与扩散是侧重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的经典理论。大部分新观点、新事物都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呈现S型的扩散曲线。开始传播进展缓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数量后扩散过程开始变快，当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并采纳新观点达到饱和后，这一过程又逐渐放缓。在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过程中，最关键节点是创新者、早期接受者以及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对广播电视语言形式较为敏感并且接受能力较强，社交广泛，乐于传播，并且可能是多个社交圈的意见领袖。

　　这个理论让我们注意到两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层面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是广泛而频繁的以及在传播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节点。在创新扩散理论中还提到了饱和点的问题，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广播电视用语对社会用语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并不能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也就是创新扩散并不能百分百致效，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有限度的。

　　和语言的演变不同的是，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语言产生影响的过程是专注于语言演变之后的传播过程。这种在空间上的语言的扩散可以用施密特的波浪理论进行解释。此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研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语言的渐进性扩散的。施密特认为所有语言都从某一地点出发，以波浪的形式向四面八方扩散，而且不同的用语之间存在相互重叠的可能性。但语言向外扩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次扩散均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以及不同的牵制因素，如个体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广播电视语言的扩散也同样遵循差异化的规律。

　　语言本身没有生命，不会扩散。它的扩散完全是由人员的流动造成的，因而需要联系人民的迁徙、社会环境的改变来研究语言的扩散[14]。广播电视语言对于社会语言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并且，这种影响的制约性因素是很多的，有媒介自身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我们研究电视语言对于社会用语的影响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的。

　　二、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用语影响的“前瞻性展望”

　　近些年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的发展势头强劲，尤其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及语言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数字传播革命甚至会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继语言、书写、印刷之后第四次传播转型[15]。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力似乎逐渐式微。

　　而网络语言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产生，丰富了汉语语言文字表达形式，为网民们带来了一定便利，为社会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16]。很多网络语言变为流行语，进一步影响社会用语，这是语言的吸收功能。但与此同时，怪异化、粗俗化,的网络语言也造成了语言污染，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危害。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语言的创造，新词不断生产出来并改变着原有的语言系统，使其杂糅了标准汉语、方言、外语等各种形式的语言。但是，由于网络语言缺少规范和监管，伴随着社会用语的改变，语言污染也会随之出现，这是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这种语言污染一旦进入社会用语中，对于社会用语以及青少年的语言学习会造成极大的干扰。

　　学者李宇明曾在《大众媒体与语言》一文中提到：“权威媒体和社会亲和力强的媒体，对语言的影响力大。权威媒体主要影响社会主流用语，社会亲和力强的媒体主要影响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用语。”广播电视由于其专业性、公共性等原因，其公信力仍然占据优势，因而广播电视媒体在语言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在普通话等语言的推广方面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17]。在保证广播电视语言规范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广播电视媒体也需要不断从网络语言中吸取先进、创新、有活力的部分，并对偏离社会规范、语言规范的内容进行纠正，这样才能增加其对社会用语良性影响的强度，进而提高媒介地位。

　　参考文献：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87页，商务印书馆, 1980。

　　[2]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一九四〇——一九四九)》第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

　　[3]高贵武《从“北京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新闻前哨》2016年第10期。

　　[4]毕一鸣《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6]付程《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7]唐丹《论电视语言的价值及其实现》，中南大学, 2005。

　　[8]俞香顺《广播影视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影响》，《中国电视》2005年第11期。

　　[9]王德春《语言学通论（修订本）》第1页~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陈原《社会语言学》第207页，商务印书馆，2004。

　　[1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第3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爱德华?萨丕尔、陆卓元译《语言论》第166页，商务印书馆，1985。

　　[13]阿尔伯特·班杜拉、陈欣银等译《社会学习理论》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91。

　　[15]Mcchesney R Digital Disconnect: How Capitalism is Turning the Internet against Democracy p72，The New Press，2013。

　　[16]汪凡凡《网络语言污染及应对》，《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8期。

　　[17]刘涛《浅谈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力》，《新闻知识》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