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一泓清溪——记叶嘉莹老师

　　作者：郑培凯

　　1971年夏天，我在哈佛学习。我那时在做从晚明到民初的研究，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古籍善本书收藏在独立的一间屋里，不过那时候没有特别严格的登记制度，借阅很方便，跟裘开明老先生说一声就行。裘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燕京图书馆做馆长，也是首任馆长。他是一位很温厚的老先生，觉得有人肯用这些书，就是功德一件了，所以尽量给大家带来方便。这些书大都是他千辛万苦搜罗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收的，也有从日本收的。这些善本当然很珍贵，可是没有像今天那样只能束之高阁供人瞻仰，碰也不能碰，当时我们还可以借出去影印。清朝初年的书都在普通书库里面，随时可以借回家。比如康熙年间的地方志，当年就放在普通书库，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津去重新整理，才把乾隆以前的书都提升为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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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那里，我常常碰到叶嘉莹老师。叶老师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燕京图书馆看资料。其实，我在台大上学时就上过两年叶老师的课。我1965年进台大读书，叶老师在台大教了一年《诗选》就去访学了；我大四那年她回来，我又上了她一年的《杜甫诗》。后来到了哈佛，台大的同学和老师经常聚会，我和叶老师也因此慢慢熟悉起来。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基本上一整天不出来。偶尔我们来叫她，她才会和我们出去吃个饭，聚一下。到了周末，我们会以童子请观音的方式，跟老师相聚，天南地北，像一家人一样。

　　除了台大师生之间的聚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是哈佛一些老师们组织的，叫“康桥新语”（在叶嘉莹老师口述的回忆录《红蕖留梦》里，哈佛的Cambridge译作康桥，英国的Cambridge译作剑桥，以示区分），大概是想要在精神上继承《世说新语》吧。沙龙主要在两个地方举办，一个是在赵如兰家里，一个是在陆惠风家里。赵如兰不用讲了，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陆惠风原来在哈佛教历史，后来也做一些生意，生意做得比较好，家里地方大，有个很大的客厅。我们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沙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70年代、80年代这一段。最早的时候，赵元任先生还在，可他基本上不讲什么话，只是很开心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我们当然知道那个老先生就是赵元任啊，了不得的，他就坐在那里笑，看着他女儿主持。赵如兰老师的先生卞学鐄也在，卞学鐄是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后来我到纽约教书，但是在波士顿还有一个公寓，所以我几乎每周还会去。在哈佛那段时间，我和叶老师的师生关系越发亲密，像家人一样。

　　在这个沙龙里，大家什么都可以谈，每次一两个人，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者特别的想法。虽然跟学术有点关系，但氛围比较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讲了自己对晚明文化的一些看法，因为我研究这个。有一些想法跟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对明朝的看法很不一样。叶老师听了很高兴，她说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很惭愧，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出来。她当时特别跟我说，我讲的几点她很感兴趣：一个是当时对男女关系、对女性意识及性关系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一个是他们的自我揶揄，以嘲讽的态度批评道德规范；还有一点是，追求雅化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叶老师虽不研究这些，可是对我的鼓励与点拨都非常好。总之，在这个沙龙上，大家就是聚会、聊天，环绕着文史主题，天南地北地发挥，赵如兰老师还会煮八宝粥给大家吃。那段生活真是有趣！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一辈的先生虽然离中国很远，可他们思考的东西，都跟中国的文化传承有关。大家始终对中国心存向往。这种向往让我们的生命有了许多意义，在互相讨论中，我们回到一个文学的、古典的中国。而当叶老师和我在很多年后回到大陆，看到西湖还是像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中描摹的那样美，我们都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与文化审美连在一起的，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散。

　　叶老师平时打扮得很优雅，每次上课时的仪容也很漂亮，有大家闺秀的贵气。我还记得，大四那年听她讲《杜甫诗》，她讲到杜甫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各种不幸，口气带有沉重的沧桑，好像她自己就变成了杜甫。她自己遭遇过时代动荡、家庭不幸，而这些她在教书时从没有让我们做学生的察觉到。她在课上谈笑风生，大家都听得好高兴，下了课也不想走，直到上下一堂课的人挤进来把我们赶出去。即便是后来她的女儿女婿意外离世，她照样和我们谈诗论词，好像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那时我就觉得，叶老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非比寻常。她当然没有再谈笑风生，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巨大的痛苦，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交谈，还是继续做之前在做的学问。她把这些苦难的经历，统统转化为理解古人和诗词的养分。许多人讲诗讲文学，我听起来总觉得很空，因为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而叶老师讲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不仅投入感情，还分析得很深刻。一般学者只是引经据典，把学问摆给你，她却能把你整个人跟她讲的文化连起来，还告诉你古诗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叶老师时常引史为证，把读诗的体会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让你感受诗人写诗的心境。她讲《杜甫诗》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这个倾向，这应该是受到传统中国文史教育的影响。不过，叶老师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传统解诗的框架中，而是不停吸收西方新批评的东西。无论是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还是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这些她在1960年代中期上课时都讲到了。我是外文系的，当时学的就是新批评这一套，所以对这些很敏感。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叶老师上《诗选》课，那是1965年下半年，我忘记当时讲的什么诗，她突然提到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恰好我刚读过，听她讲来只觉耳目一新。叶老师不仅文史底子扎实，研究视野更是开阔，总是不断学习未知的东西。但她也不会被流行的理论所迷惑，不会硬套这些理论，更不会学了西方的新东西，就把自己的旧传统统统抛掉。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叶老师197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列举了把西方文艺理论生套进古典诗歌研究中产生的各种误读，强调了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虽然我是台大外文系的，但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站在叶老师这边，对那种乱联想、没有历史根据的结论很不赞成。就像叶老师文中说的：“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

　　和叶老师来往了五十多年，我越来越觉得她了不起。可以说，叶老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一面，是一泓清溪。她讲诗词，更是教我们做人，教我们如何把诗词中的力量吸收进来，去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肮脏龌龊，教我们永远不要同流合污。作为一位在传统家庭中成长的女性，她遭遇过那么多困难，担负了那么多责任，这对于男性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我到香港后，创立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她来担任客座教授，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我们把叶老师安置在黄凤翎楼，那个楼下面有厨房，上面有蛮大的套房，她一个人住了一学期。她那时候八十多岁，讲起课来还是当年跑野马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背后都有很深层的人生体验。

　　叶老师离开香港前我去送行，一进去就见到她在收拾行李。她说：“我都习惯了，旅行时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头，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绑得差不多了，而且绑得非常好。她说：“我自己照顾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心想，我们能够做到老师的十之一二就很不错了。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