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抗疫看“自由和自律统一”
作者：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全球抗疫的艰难历程，既是对各国制度体制和动员能力的考验与检验，又折射出不同文化理念的差异和价值立场，并再次将诸多问题置于人们面前。自由与自律孰轻孰重？二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就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正是由于14亿中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我们才经受住了这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总书记讲话强调“自由和自律统一”，强调“自律观念”及其重要性，对自由、自律问题及其辩证关系给出了简明而精确的回答。
自由与自律的观念由来已久。中国从老子、孔子谈及，西方世界从古希腊时代（如伊壁鸠鲁）肇始。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虽然着力强调人的自律，如“不学礼，无以立”“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但并非缺少“自由”之论。除佛教“修行无碍”、道教“寡欲归真”之自由追求，庄子“无待”“无己”“坐忘”之自由意境外，孔子也讲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这种“自由”，在孔子看来，须符合“礼”的要求、达至“仁”的境界，以发自内心的道德认同为前提。
西方世界关于自由与自律的论说中，康德的思想颇具代表性。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自由”在其道德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其道德律令所以可能的基础。康德自述，有两件事物令他充满敬畏，即“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一向崇尚自由的康德以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强调“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在于自律，理性的存在者要为自己立法，同时又依此去行为、去做事，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
可见，古今中外凡是有见地、有智慧的思想家，都把自由与自律结合起来思考，讲自由不忘自律，谈自律蕴含自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是一致的。大致说来，中国古代社会以封建宗族为基础，其伦理道德以强调自律为主；社会主义中国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将自由建立在自律基础之上。而从中世纪宗教统治走出的近现代西方社会，则以私有制度为深厚根基，表现出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体实现的明显倾向，往往将自由放在比自律更为优先的位置上。这是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价值立场上的区别，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选择。
总体上看，思维倾向的不同与侧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或颠覆人类对自由与自律基本关系的理性把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没有将自由或自律任何一方绝对化、唯一化，这是足可让人欣慰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令人深感忧虑，即在应对处置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如果在自由与自律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当、造成失衡，如果仍固守惯常思维与行为方式而不能及时作出必要调整，那将会带来出乎意料甚至是可怕的灾难性后果。遗憾的是，这种担心已经不是多余，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还在持续之中。
在抗击这场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国人以高度自觉、严格自律，护佑健康与生命，从根本上讲，就是守护祖国的自由、人民的自由、明天的自由。
像中国这样恰当处理自由与自律关系的国家，大多较好地控制了疫情蔓延。不过仍有不少国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未能采取最坚决最果断的防控措施，致使疫情快速传播，严重危及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如作为最便捷有效的防控方法之一，戴口罩可谓是举手之劳，然而有的国家从政府层面不予倡导，不少民众也以妨碍自由为由而拒绝，甚至游行示威进行抗议。在危及自身和他人健康与生命的关键时刻，不能恰当有效地处理自由与自律的关系，这已经不只是文化差异、价值取向问题了，而演变成一种自私与偏狭之见。
没有脱离自律的自由，也没有不求自由的自律，二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支撑才能实现。恩格斯强调：“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这些论述虽然是就社会历史发展层面来说的，但对人的思维方式、道德行为、交往处事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坚守“自由和自律统一”的价值立场，既是全球抗疫的基本启示，更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写照。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 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