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定位再探讨

　　内容摘要：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里程碑,但学界对这一里程碑含义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这一理论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科学化的起点,而是对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论点的历史性再诠释。沃尔兹和其他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相信实力对比是进行利益划分的客观依据,劝告政治家遵行责任伦理。古典现实主义者与沃尔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大,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安全,他们发现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安全困境,追求过多权力会导致不安全,国家追求权力应适可而止。古典现实主义者还发现世界政治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事件的结果绝少和当事者的动机一致,"事与愿违"是政治中的常态,这与沃尔兹强调的"系统效应"相似。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将沃尔兹的理论进一步科学化,他们希望结合结构变量与单元变量,提出更科学的理论解释、预测国家的行为,这不仅误解了沃尔兹,也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

　　关键词：理性的限度；新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系统效应；国际政治科学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 1924-2013）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迅速流行源于其理论的两个重要美国特征：美国传统文化反感以马基雅维利、黎塞留、德·迈斯特和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权力政治观，经沃尔兹涤去权力政治色彩的现实主义变得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沃尔兹将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了，这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了美国社会科学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潮流，人们认为正是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研究推进了科学的殿堂。当美国的行为主义者自以为找到一位学界领袖引领大家科学地研究国际政治时，沃尔兹却出人意料地与行为主义派保持距离，他强调国际政治中可以发现的规律非常有限，而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又非常多，对其不可能进行简化，他并不看好新古典现实主义“改良” 新现实主义的尝试。

　　夹在古典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一道独特的景象，该如何评判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位？本文将尝试从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演绎出它的核心命题，辨识新现实主义理论继承了哪些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又做出了何种创新，最后，考察沃尔兹对待那些自称受其启发、立志要发展更科学理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态度。通过探索沃尔兹的理论与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关系，本文期待推动学界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位产生更深理解。

　　一

　　大多数美国国际关系学入门教材在介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或思想）的时候会提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所谓古典现实主义者就是那些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者。这种看法可能是对古典现实主义思想的误解，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人是理性主义者，他们鼓励人们将所有可能的情况考虑在内，综合比较各种可能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决策。多数古典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决策者可以做到完全理性，这缘于他们对人的理性能力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是古典现实主义学说的重要理论假定，基于这个假定可以推导出古典现实主义实现和平的路径以及它的国际伦理学说。

　　（一）理性的限度

　　对理性主义的怀疑早已有之，只是伴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衰落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怀疑才开始引人注目。自由主义秩序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后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虚假的，通过教育的方式使所有人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利益后，冲突自然就会消失。理性主义者还认为，人能够通过创造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庭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自然科学自启蒙运动后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理性主义者相信同样的力量也可以用来改造政治。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和雷蒙·阿隆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批判理性乐观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

　　卡尔很早就指出，“利益和谐论”经常是国际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饰辞，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客观存在，理性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真实利益，但更多时候它被人们用来为私利辩护。卡尔在批判这种“利益和谐论”时同时借鉴了经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后两者之间的分歧同样根深蒂固，但它们都怀疑“客观中立的理性”。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的情感支配理性，理性只是工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理性只是统治阶级的理性，受阶级立场限制的资产阶级在利益冲突中绝无可能做到客观中立。摩根索也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者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理性主义者（“科学人”）忽视了社会世界的复杂和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他们改造政治的努力一直流于空想。雷蒙·阿隆的思想渊源也是来自对理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存在主义思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主张复兴西方文化中的犹太传统以对抗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希腊传统（理性主义传统）。

　　古典现实主义者一致反对理性主义并非某种巧合，而是逻辑上的必然。他们认为利益冲突客观存在，而不是误解所致，人们需要找出客观的依据来解决利益冲突，理性无法承担这个角色，寄希望于人们“再理性点”即可解决利益冲突只不过是重复一种无望的解决问题方式。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实力对比是更客观的依据，政治家应该据此解决利益冲突。

　　（二）通过权力实现和平

　　自由主义者相信理性说服的力量，只要人们能够理性沟通，最终能清楚地发现各自的真实利益所在，利益冲突就会消失。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人不仅具有理性，更是有情感且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他们会利用理性为各自利益辩护。指望说服侵略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放弃侵略是天真的想法，唯有权力才能保护利益。

　　国际冲突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很难找到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进行协调和仲裁，国际法、国际制度虽可以化解一些冲突，但是当国际法、国际制度与大国利益不一致时，它们就都成了摆设，甚至沦为大国攫取利益的工具。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实力对比是解决利益分歧的更客观依据，人们可能会在“谁的意见更正确”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在评估实力对比时不会有太多偏差，实力较弱的一方应该做出更多让步，即使它自认为更有理。将实力对比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客观依据易招致“强权即公理”的指责，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秩序与正义是任何政治共同体都追求的两个目标，在国内社会获得秩序后人们转而要求更多的正义，而在国际社会中常常连基本的和平都难以保证，奢谈正义就是舍本逐末。更何况，他们发现实现正义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道德世界具有根深蒂固的模糊性。

　　（三）道德怀疑论

　　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世界的冲突也是虚假的，借助于理性人们就可以澄清围绕着某条道德原则产生的理解混乱，化解不同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道德学说的两个基本派别自然法学派和功利主义虽然在道德原则产生的根源上有不同见解，但都认为道德难题原则上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自然法学派通过对冲突的道德原则进行先验的排序，功利主义通过比较不同道德原则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影响）。古典现实主义者发现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且人的道德观念受时空的限制，这导致他们对永恒的道德法则持怀疑态度，不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难题。他们不是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而是强调不同道德原则之间永恒的悲剧性冲突，这种冲突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是“诸神的冲突”，人无力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冲突，现实主义者都是道德怀疑论者（或道德相对论者）。

　　道德世界的冲突无法彻底消除，但政治家仍需要在冲突的道德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独自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对后果的强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伦理观。与之相反的信念伦理则认为目的高尚、动机纯洁在道德评价中占据更重要地位，即使结果不如人意也不应受过多指责。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在冲突的道德原则之间做选择的必要，但他们不会宣称自己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们会将人类理性能力存在限度牢记在心，视审慎为重要的政治美德。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理论假定）是强调人或国家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正是这一假定将古典现实主义与沃尔兹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沃尔兹只是在晚年的时候才明确肯定这一假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更愿意强调自己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创新”，使其具有了科学理论的特征，对这些“创新”的细致分析将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二

　　新理论的提出者喜欢强调与先前理论的不同，借此突出自己理论的新颖，常用的做法是片面归纳既有理论，借以树立批判的靶子。沃尔兹的学术生涯使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学术诚信，但他在对比古典现实主义与自己的理论时确实过于简化了前者，沃尔兹若能略过只言片语，将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完整范式来看，就会发现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鸿沟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它们都发现了权力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认识到了国际政治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也都将理论的限度铭记在心，新现实主义理论对这一系列古典现实主义的经典命题做了创造性的再阐述。

　　（一）权力与安全

　　沃尔兹认为古典现实主义者过度沉迷于追逐权力，将权力本身视为政治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实现安全的最可靠手段，古典现实主义者都是“权力政治者”，摩根索等都是推崇权力政治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强调了人性中支配他人的欲望。新现实主义者将安全而不是权力最大化作为政治家的行动指南，不仅更道德，也更有助于和平。

　　霍布斯在政治哲学史上因其对自然状态的阴暗描述，以及推崇专制政府作为结束这种状态的解决方案而著称，他提醒人们注意自身“永无休止的权力欲”。从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支配关系来看，它既可以带来好处也可以带来坏处，大多数国内社会能保持基本稳定就是因为存在着等级、服从关系，人类历史的物质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支配自然的欲望所驱动，很多社会美德背后也受权力欲驱动，将权力欲从人性中祛除人类社会将变得贫乏得多。摩根索也提醒人们注意人性中权力欲的根深蒂固，它是“行动的生命力，是政治作为一个独特人类活动领域的构成原则”，忽视权力欲就没有办法理解很多国际政治现象。认识到权力关系的普遍存在并非意味着古典现实主义者将追求权力视为政治的最终目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鼓吹无限制地追求权力。

　　古典现实主义者还强调了安全困境的存在，权力是维护安全的最可靠手段，但是一国权力的增加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过度追求权力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进而导致国际冲突，寄希望于通过扩张权力保障安全经常发现安全不可得。权力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提醒政治家不要试图通过无限扩张权力的方法实现绝对安全，国家应该满足于相对安全，“我活，也让他人活”。古典现实主义者主张国家要自我克制，过分扩张经常会招致毁灭，此外，他们还视均势为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基本工具，均势政策要求制衡过分扩张的国家，不管一个国家动机是否高尚、是否与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致、是否是民主国家，只要它的势力过分扩张就应受到制衡。古典现实主义者并非如沃尔兹所言那样，将追求权力视为国家的终极目的，他们和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区别不在于“和平是否可得”，而是在实现和平的具体路径上有不同看法，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尊重实力对比的现实，并根据实力对比的变化调整相互关系才能实现和平。

　　（二）因果关系

　　沃尔兹认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层次集中在人性、国家制度上，这种方法是还原主义的，自己的理论强调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及互动对国际体系稳定的影响，分析层次集中在国际结构层面。国际后果需通过国家间互动产生的“系统效应”来解释，而不能用国家特性或决策者的动机来解释，沃尔兹认为这也是他的理论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

　　古典现实主义者认识到人性中的权力欲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认为战争根源于历史中某种具体的制度（政府形式、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倒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只要消除某一制度就可以实现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认为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度和资本主义就可以促进人类日臻完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带来永久和平。摩根索指出这种“单一原因方法”（认为战争由某个因素所致，只要消除它就可以实现永久和平）是自由主义和平纲领的最基本特征。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社会世界的复杂，它认为寻找罪恶的最终源头，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罪恶是一种徒劳。

　　沃尔兹认为古典现实主义是还原主义的，他们将事件结果与行为者的动机或国家特征联系起来，忽视了其他原因，尤其是行为体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这并不是对古典现实主义因果观的准确归纳。古典现实主义者很少直接求助动机或国家特性来解释国际结果，他们意识到决策者的动机很复杂，不可琢磨。他们也避免将某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与国际结果直接联系起来，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预料自己行动的后果，正如摩根索所言，“行动一旦做出，它就变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创造变化，挑起其他行动，与其他力量相碰撞，所有这些行动者可能预见也可能无法预见，他即使能控制这种力量也只是在很小程度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这些想法的结果却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新现实主义受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启发，市场上的行为体（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供求法则的支配下早晚会实现供需平衡（均势）。沃尔兹读本科时主修经济学，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非常熟悉，这使他后来很自然地联想到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与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过程很相似。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市场主体之间交换信息过程的复杂性（哈耶克将其称为“复杂效应”），人的理性能力有限，无法彻底理清市场主体之间互动的详细机制，正是基于此他们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各种人为设计的制度。国际政治中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国际制度，对理性设计的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古典现实主义是政治学中保守主义思想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行动的“未曾预料的后果”。沃尔兹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竞争模型以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系统理论”启发，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国际政治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这是沃尔兹的一个理论创新。

　　（三）国际政治理论的限度

　　沃尔兹认为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是历史分析的路径，即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关注同类国际政治事件的规律性，因此古典现实主义没有“理论”。古典现实主义者将解释国际事件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工作，而正如恩斯特·内格尔（Ernst Nagel）所言，“一切解释之中必然暗含着理论”，理论总是假定其研究对象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理论是对这种重复现象的一种因果关系说明。仔细阅读古典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将会发现他们大多数都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反复出现、呈现规律性的现象，对此可加以总结（generalize）。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第一版中就指出国家之间互动存在着某种模式，他用字母ABC指代各类不同类型的国家，指出他们在实力对比变化后的有限政策选项，这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均势理论。卡尔也将大国实力对比变化之后如何实现“和平变革”视为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问题，他认为“根据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调整领土和其他利益的分配”是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最可靠路径，这里显然提出了一种权力转移理论。雷蒙·阿隆深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影响，认为人类历史的每一阶段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个人或国家的行为模式施加影响，在20世纪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工业化、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反殖民化运动等，所有国家都受这些社会力量影响，它们使20世纪各国的内政与外交呈现一些共性，阿隆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上述几位古典现实主义都提出了某种国际政治理论，同时他们和沃尔兹一样都没有提出很多国际政治理论，因为双方都认为国际政治中呈现规律性的现象有限。

　　沃尔兹强调自己的理论不解释国家的行为，只解释体系互动的结果，即势力均衡的反复生成，很难说这是比古典现实主义更进步的科学理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没有说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会做出“制衡”的行为，只是说国家之间的互动在长期内会实现势力均衡。凯恩斯调侃经济学中放任自由学派的话同样可以用来质疑沃尔兹的“长期论”——新现实主义只告诉我们在未来不确定的某个时间会出现均势，却没有告诉我们产生均势的具体条件或时间节点，这个理论没有做出可检验的假说，理论本身近似于无法证伪，按照卡尔·波普尔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它很难算是科学理论，因此也就谈不上比古典现实主义更科学。

　　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的限度”问题上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复杂性，他批判古典现实主义没有意识到国际政治领域的自主性，“只有思想，没有理论”，正如我们所揭示的那样，古典现实主义有“理论”，只不过认为可总结的呈现规律性的国际政治现象有限，在这点上沃尔兹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而沃尔兹与致力于建立科学理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才是根本性的。

　　三

　　受沃尔兹启发的很多学者认为可以提出更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此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外交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他们自称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主张结合单元层次变量与结构层次变量就可以解释很多国家行动。这其中较为著名的尝试,如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家会基于成本-收益的算计做出是否挑战国际格局的决策；约翰·米尔斯海默假定国家会抓住一切机会扩大权力，因此大国之间实力对比变化后一定会以冲突收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认为国家对威胁的感知是更可靠的判断国家结盟倾向的变量；兰德·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认为一个国家对待现有格局的态度（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和他的实力地位共同决定了其外交战略。沃尔兹不赞成这类试图发现国家行为模式的努力，他有时认为这类努力只是理论的应用，而不是提出了国际政治理论，有时又批判他们将国际政治理论变成了外交理论。沃尔兹指出 , 影响外交决策的变量非常多，在每个具体决策过程中不同变量的重要性也因时因地而异，若在解释中囊括所有变量，这类解释将变成特设的解释或历史的解释。

　　科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尽可能多的案例，还应准确地预测未来，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理论的期待，他们认为评价一个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标准就是它是否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新发展。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没有预测到冷战的结束，也没有具体指出什么时候、哪个国家会制衡美国的霸权，他因此广受指责。沃尔兹回应道，预测并非是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国际关系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努力为国际事件提供更合理的解释。预测需要一个比较可靠的理论和确定的前提条件，国际政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科学中理论的可靠性较低，再加上前提条件出现的不确定性使预测成为根本性难题，沃尔兹肯定不会反对摩根索认为国际预测是“赌马术，而不是驯马术”的看法。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喜欢“科学的现实主义”这一称谓，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称谓隐含的内在矛盾。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古典现实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一词暗含着人们正在从事一项终将彻底理解研究对象，并凭着这种理解改造研究对象的活动，它天然地带着一股乐观的情绪。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却流露出一种悲观态度，这种悲观态度源于他们认为人认识、改造国际关系的能力有限，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相信“历史循环论”，发现“均势总是反复生成”的沃尔兹也是悲观主义者，他不认为可以彻底理解国际政治，更遑论改造国际政治了。

　　对现实主义理解不深刻的学者可能会觉得沃尔兹很傲慢, 如果国际政治中可以发现的规律很少，且已经被沃尔兹发现，那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理论终结者？国际政治研究自他之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沃尔兹的个人修养和理论主张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和古典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际政治现象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总结出理论，但他们都不追求更抽象、解释力更强的理论，而是主张将理论与具体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析具体情境中哪些现象呈现规律性，哪些现象又是独特的，这两者又是如何一起作用才导致了这一具体情境的出现。

　　米尔斯·凯勒（Miles Kahler）发现 ,“对理智力量进行怀疑的现实主义怀疑论是以欧洲学术思想为基础的，但来到美国这个新家之后就受到了清洗”。美国第一代现实主义者大多是受反理性思想影响（尤其是19世纪德国的反理性智识传统）的欧洲移民，“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是他们进行政治推理的前提，这种思想传统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理性乐观精神截然不同。后来的美国现实主义者或是用一种美国人熟悉的语言（科学的语言）阐述一种美国人不熟悉的思想，或是抛弃了现实主义的这个核心假定，将现实主义自由化（或“科学化”）了，沃尔兹属于前一类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则属于后一类型，沃尔兹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精髓，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