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阅读总问题中的马克思哲学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张文喜

　　内容提要：为了努力克服解释褊狭的困难，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依然是初始问题；一般地说，在阅读的总问题中，阅读不是“我们”的阅读，而是仅仅利用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语言因素进行的阅读。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是马克思的重要主题，那么我们不能以自然科学化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尺度来衡量这个主题。阅读马克思的真正理论哲学乃是阅读未成文的《〈资本论〉的逻辑》。它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之令人费解而自称完成的哲学。由此阅读揭示了一个基本悖谬：马克思哲学如今产生的现实作用，并非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及其还有各种各样有影响的形式，尽管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现实性还是被哲学史领会为其特有的历史性的效用，但这总是以马克思哲学如今是现实的话语而揭示了这个可能的存在。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主义/阅读技艺

　　标题注释：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治国理政之道”(项目编号：16ZZD025)和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在21世纪之初，我们就津津乐道一件事：马克思被英国BBC的听众调查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情况该当如此。可是问题在于，实际调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比如提问题，要考虑准确。假如问“你这搞马哲的，知道马克思吗？”，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什么叫“知道”？我记住了马克思的名字在哪本书，记住，算不算“知道”？记住名字，甚至能够背诵整套《全集》，“够”不“够”“知道”？在教条主义、孤立主义下，个人也好，我们这个民族也好，这个问题都是同样存在着的。譬如，在我早年遇见几本提到马克思名字的书中，对马克思思想讲得极差，又都旗帜鲜明地沿用斯大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编撰立场，这个问题就来了，马克思学说真义在那时恰恰趋暗归无，而绝大部分公众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这方面又如何呢？即便在今天，问题当然不是情势中可否选择一本切中的书来阅读，而是当马克思主义规范主义者在全神贯注于“学术”(从现代意义上看，“学术”乃学院中才有的东西)之际，却忽视了事实上政治及社会变化，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反过来，规范主义者冥顽地习以为常地扩展着某种“学术”而带来荒芜时，我们甚至不知马克思是被归在经济学家门下，还是哲学家一路；特别是，人们开始疑虑马克思是否是“我们时代伟大的哲学家”。一旦疑虑泛起，我们也都对拾起这个问题焦虑有加了。

　　一、马克思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继续称马克思的学说为“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规范主义者未曾真正提出这个问题，也可能对此鲜有觉察。迄今为止，人们沉溺于比较不同学科的“马克思到底是谁？”之阅读总问题。这是由于西方近代以来学问及知识体系划分，已不可避免地要求在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门类上予以深化此问题的结果，但是由于彼此的阅读标准互不认可，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非哲学家，分歧严重。就是说，还成问题。下面例子就能说明问题：霍布斯鲍姆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算是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但当他试着理解“马克思到底是谁？”的时候，却表现出了犹疑和困惑。霍布斯鲍姆与我们一致在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的问题依然是原始问题；而且在于：这个问题必须照“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本来意义展开。可霍布斯鲍姆主张，如果想要就“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展开的话，我们必须摒弃所有“跨学科”研究，包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人”的方法在内。因为这个方法已经过时。霍布斯鲍姆似乎认为，只要“对所有学科的整合”研究进入上述问题，那么，我们就从先前的、无论真实的还是似是而非的根据中完成一次非合法的起跳。换而言之，针对“马克思到底是谁？”的发问，仅只是在“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①中才有意义，否则就根本不会有此发问的根据。但问题是，这个根据是否真正扎实？霍布斯鲍姆的分析遭到严重困难，这些困难最终导致他把世界作为科学的整体来注释“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正是在这里霍布斯鲍姆提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深度。

　　它表明，细究这个问题也是有条件的，因为，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判断如马克思那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是伟大思想家，还是“有教养者”，抑或是“工人阶级”。霍布斯鲍姆对此讳莫如深。因为一种读解恰恰被另一种读解所消解。他是这样说的：马克思的著作在1883年逝世时已经对德国尤其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但马克思在英国流亡大半生，在英国政治和思想生活中却没有确立重要的地位。②公允地说，这样陈述简洁、明了却仍须加以解说。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问题中或许可以说，英国是浓烟滚滚之地，霍布斯鲍姆越说没火(《资本论》的“影响”)就越有问题。正如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所提供的另一种非常不同的证据所表明的；现在此地是可以简略回到下述问题上去的地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有什么影响？为求得一个较准确的陈述，我们在此势必要在霍布斯鲍姆所解读的东西和我们这些一般公众所领会的东西之间又作区别。从原则上说来是这样：“马克思学说历史性影响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自始就不像在霍布斯鲍姆书中那样，是意指在当下的存在者的存在那样的东西，或者，不是我们去接受一个互相排斥的事情，仿佛已死的马克思竟然具有不可思议的“当代部分”。③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影响”乃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引发敌意，才是唯一拥有尊严的。它也就是为资本逻辑及其形而上学建制的批判所驱使，完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招致对立面而产生的。霍布斯鲍姆的解读显然不是有关的“否定”并在世界中看到异在的强力，哪里还谈得上马克思的“影响”呢？如果我们在霍布斯鲍姆思想中由此角度找得着什么启发的话，那么看来展示给我们的恰恰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不可能主张，作为一种保证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的方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一主张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危机面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时代。”④这意味着我们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就两种解读(马克思的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的哪一个优于另一个的问题作出正确的批判。或者不如说，霍布斯鲍姆把马克思类比成科学家。作为科学家以尽可能诚实的方式向公众说出实情比什么都重要。因此，除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马克思之外，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思想家超过马克思了。拜“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解放出来”之赐，“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⑤这段说明虽然是要防止现代人很熟悉而又很通常的对这整个马克思学说的误解，但是这个理解立刻变为外在的意义描写。用霍布斯鲍姆自己的术语来说，尽管苏联政治玷污了马克思哲学，而马克思哲学就像在画天体运行轨迹一样，与苏联政治实践不沾边。

　　在这些地方我们感受到普遍的疑虑。从语义上看，马克思哲学或共产主义学说从来就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也即容纳物理主义的科学。我们已经指出过，事情根本不是要描绘与其他“主义”一同出现的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及其范围，而是要讲马克思哲学从其实践哲学视角的可能界限以内进行的共产主义筹划。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同样不能按照“理论哲学”(如，数学哲学、物理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的范畴的影响来衡量。因此，我们有关这一说明才能把另一种错误意见也澄清了。这种意见认为，在弄清楚马克思主张什么，不可能主张什么以后，必须去明确地确定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者和《物种起源》《狭义相对论》的自然历史学家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联系。所谓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物种世界、天体世界、人类历史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者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哪一个思想家的学说更正确。这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观。它使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得以遮蔽，而这个批判的关键是，把一种本身即已不真正切题的自然研究穿凿附会到按其性质乃是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上去。不管多么神秘，它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历史的奠基是自然辩证法那样的东西。而霍布斯鲍姆也根本没有脱离这种状况。他赞许恩格斯对“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的评价。⑥到底说来，在霍布斯鲍姆眼中，恩格斯是作为说明马克思“影响”的一个标准见证人。他看到了，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延续，就像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揭露，穿上了尊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的外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物质的自然——霍布斯鲍姆错以为能在日出般感性的涌现的那种自然——使历史思想沉醉的同时也使历史思想沉睡了。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出发点并非是和人类无关的冰冷的外部实在(抽象的“物质”)，而是可以被感性地呈现给我们的对象。但是，如果开头以后的情况——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是发展，而是肤浅化以求经济思维普遍化，那是保不住开头情况的，毋宁说，那是把历史的出发点搞得偏移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还硬被人视为援自然辩证法以补充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哲学上的欠缺之伟大壮举。

　　二、马克思哲学存在的实践之本质

　　在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是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听起来似乎是已经无须努力来重新展开争论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否认马克思对哲学的贡献。但在前人认为这个问题已有答案的地方，我们却认为正是问题所在。这是因为，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外乎是从某个知识体系是哲学的还是非哲学概念出发作答的。正如事实上他们只能从“马克思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开始，并且把理解这个问题的钥匙交给那个不怎么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诸如伯恩斯坦、马尔库塞)。因此，“马克思是不是一个哲学家”的问题和“马克思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相辅相成，互证为真，并且完全只是依照占取知识的这场战役来认识马克思哲学具有什么哲学性质的要务。

　　首先我们遇到的便是个老生常谈的看法，所谓马克思哲学，不就是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吗？在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它作为教科书来学习”⑦以后，似乎更多地是出于哲学教学理由，而不是出于葆有真理的理由。它给了我们一种直接而缺失“理论哲学”的面相。它只是简单地罗列出真理的教义做法。历来的传奇，总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流传下来，实际上全靠对马列经典著作的重复背诵”。⑧而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我们的时代同样无法否认其特有的无根和反复无常。在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只不过是更为“类型化”的哲学，与“某一种哲学”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或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诨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只是基于纯粹学院行当所规定的要求，除此，我们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产生于完全用文字写成的著作，一道深渊就将学者与思想分隔开了，所以学者们就成功继承了黑格尔的规范性哲学史观——历史乃是哲学史，其差别只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用一种正当的权威替代了篡取的统治。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部分翻译成哲学史语言，我们花了许多笔墨描述马克思那居功至伟的哲学史革命。在结构化呈现中，我们所思考的马克思哲学便是意味着和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进行对话。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中的地位远不符合权威想象的地位，所以我们马上就能指出一些他的“实践哲学”的不足。比如说，求助于理论哲学，其结果到底是什么，且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施加于马克思哲学之上的这一绝对统治，学界在这方面的反思殊属不易。马克思说过，“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那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⑨回顾马克思的成长，在马克思尚属初试牛刀便把那种只是“一个缮写员”哲学史撰写的价值贬给学院派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了写完计划中的博士论文续篇。可以说那里就根本没有关于马克思“哲学的”问题。

　　当然，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推断，他会接受“哲学家”这个称号。马克思部分非常重要的作品诸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哲学的贫困》的撰写，就是见证。这样说来，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找到人们进行哲学阅读的理由。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影响了这些著作。然而，我们要承认的一种错误是，我们没有就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内容或历史内容，也没有就它的单纯的内在‘逻辑’”提出如何阅读的问题。⑩这倒不是像阅读的寓言那样告诉我们说，马克思哲学必须着上博通文、史、政、经、法的美装，而非谋求无限领域之界限。实际上，马克思也是从根本上看到实践哲学欲求发展出理论哲学是有条件，也即有界限。至于“界限”从哪里开始，这种思考对应着马克思哲学的真理与特殊的世界观的虚幻视野和人的现实生活视野之间的区别。读者阅读马克思的作品，感到它仿佛表达了它的“狭小的空间”之最“无限领域”，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领域。或是让我们感到我们都是在“追求这种哲学”的人。读者在此形容马克思的词是“追求这种哲学”的人，暗中意味着将我们引向古希腊哲人谈到的不定式的哲学，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谈。现在碰上的问题是：严谨的读者怎么知道这些被它分析出来的阅读是正确的？而且，如果“马克思哲学完全包含在马克思当时‘没有时间’写出的《〈资本论〉的逻辑》中”，那么试问：什么读者还有权宣称自己是它的好读者呢？这是个读者感受到的谜一般的问题。对于自信的读者来说，它正好反映了他们自己关心的马克思哲学的原象。阿尔都塞采取了症候阅读标准来理解自己。他明确将马克思哲学与“未成文”的《〈资本论〉的逻辑》和马克思的理论哲学构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逻辑》可以被看作其本质上就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哲学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原必然有“逻辑”。

　　不可否认，马克思能否建立他的“理论哲学”基础是个复杂甚至矛盾的问题，它在不同的时空场合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是，这个时期许多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的确心怀一愿，那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未成文学说”秘密运作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步。另外，希望它还是建立起一个组织，或可以在某种组织上抗衡资本和大学的力量。对于这些自信的读者来说，“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对旗帜鲜明和毫不妥协的科学性的最高意识”，合乎这种最高意识的那些著作是自觉不自觉地深受马克思哲学影响的。如果马克思的战友和后继者经受住任何诱惑和攻击，那么马克思哲学自然就有了“实践的状态存在”而非阙如也。(11)如此一来，对于警觉到自我与其语言关系的矛盾的读者来说，遇到的《资本论》之前的“哲学”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但这也意味着要回到马克思的某个面向。比如，哲学家在哲学的记录中的形象总是经由“好奇天性”或“夸夸其谈”的自满状态所揭示：当哲学家在谈论时，读者不清楚哲学家是在谈论现实生活，还是谈论他们关于现实生活的推测。他们一方面“承认现存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12)他们“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的深邃”，但他们实际上在胡诌。当时哲学领域盛行的德语是“无法理解的神秘话语”。于是，“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13)马克思本人就称黑格尔是这样一个人，“我给诸位揭示一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14)在此，读者还想把对德国哲学家的共同印象归入这样一类人里面，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喧嚣吵嚷”却自以为是自己思想的独立和勇敢。从此哲学带来的坏名声一再吓退读者。他们声称要拒绝将“马克思”与“哲学”联用，可是又退不了。

　　这些矛盾只是表面上不可解决吗？还是说它们是一种象征，表明学者们在割裂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就是以他们自己的偏见而非科学的本性为准绳呢？要知道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源头，去看看，它是依据什么原则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要回到阅读的基本悖谬再现上。如果“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15)，那么我们还可能有些不确定，这一不确定似乎不是无甚危害，而是愈加难以消除或无根。因为，一旦马克思哲学的某些性质(如科学性)与“以前”或“以后”这个时间状语绑在一起，就会牵涉形而上学的时间难题。其关键是指认出这样做很困难，至少也要把读者与作者区别开来的阅读当作是虚空错误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今天，人们似乎已经成功地将哲学的负面形象视作与传统哲学的知识论本质有关。真正说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问题和困难在传统知识论形而上学中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在此，我们强调海德格尔提到的哲学长期以来的丑态就够了。(16)用这一方法说，人们把马克思哲学读入哲学史中的一方或片面的一方反转成它的另一面，其同样片面的对立方一样，都是丑态百出的。

　　这里，我们再提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的真义。在其中恩格斯谈到了《资本论》的伟大与尊严。他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这个说法明确暗示了学者与哲学家的区分：一方是，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不大勇敢，“豢养的文丐”“坏心恶意”的“辩护士”；另一方是，“无私的研究”“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17)登上高峰的哲人。这二者之间判若云泥！当读者遵循这个范围思索他们之间的差异并揣度他们之中谁最正确这个问题时，注定了只能使作为名词的哲学与“做哲学”(18)相对应。很显然，学者们在科学上的无能为力感往往是通过哲学名词化而被完全压制下去的。此时，他们同时就转而作为原理概念的提出者和阐明者，又设规章又立资格。在这个经验层次上，好像任一学者在经过潜心研究之后，都能承诺为马克思哲学奠基。后来的读者将总是遇到自认为是在有利的地基上考察哲学所做事情的先前的学者。如果我们考虑学者在此通过对经典文献性的研讨形成可观文献，尤其意味着在工作的一刻占有了文献研究中的马克思，那么要衡量这个怀着潜能的双重身份的读者的阅读后果便是可能的。它指派给阅读的维度是丧失的知识，即不外乎是作为有关马克思哲学的知识，而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存在。

　　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在阅读问题上说“现实不现实”和说“是否科学”是怎样的关系？海德格尔以来，我们不再愿意沿用“哲学”一词来述说发生在20世纪的知识革命，在思想上激发了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再三追问，从而不可逆地摒弃了“哲学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套话。这么做有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并非不重要。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19)当马克思写下这样或类似这样的话的时候，“科学”这个词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科学”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能够摒弃其“爱智慧”的名声(实质上是对现代“智力”的膜拜)并成为“现实的科学”。“哲学”在此担当的是“解决任务”。“科学”也被看成是一种指向“实践本身的活动”。而实际上，哲学如何自我展现为“理论的对立的解决”这样特殊的难题，正是通过扬弃传统哲学本身所特有的立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在理论状态中的彼此对立——才是可能的。最终，在为科学或哲学奠基的任务中敞开：我们试图摆脱知识或认识方向、从而让哲学通向生活的道路。一般而言，这就成了与为马克思口中的科学或哲学奠基相关的事情。

　　毫不奇怪，“解释”与“改变”的二元性很少被认为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马克思谈到基本的哲学问题时，他并没有把哲学或爱智慧理解为名词，而是将之转向为不定式的动词。或者说，哲学的概念因此就用动词形式的爱智慧去替代名词形式下的知识、认识或谈话对象。这必然让人们对传统哲学的看法大吃一惊。因为读者永远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且不会看不到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外部世界以前，就总是已经涉足实践这方面。除此之外，读者对马克思哲学实践的存在本身有了理解的线索。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人世的智慧即哲学”与“来世的智慧即宗教”不同，前者之所以基本上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因为它是有限的；或按照传统意义讲，它是非完成式的。无论如何，哲学研究是自由的、理性的行为。(20)任一自称完成的哲学本身不能阻止马克思的持续“影响”

　　三、对待没有写出来的《〈资本论〉的逻辑》的正确态度

　　《资本论》是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实践，这一发现似乎仅仅揭示了一个自明之理。不过，这一发现却隐含一个后果：《资本论》不是一部可以被称为哲学的著作，尤其不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性质的著作。《资本论》显然也不是一部其他诸如伦理学或国家治理学说的实践哲学著作。在过去的对《资本论》的解读中，大多数传统中人想构筑的是一种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这样看来，我们在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时，按其本身来处理的唯一哲学主题似乎就是对政治经济学存在本身提出问题。确切地说，《资本论》一般或通常给人的印象，很像是哲学的逻辑学(研究推理的规则)引导马克思步步深入。但要真把它称作哲学的逻辑学的话，许多马克思主义践行者也要好好思量一番。无论如何，《资本论》的作者至少不会将他正在探究的《资本论》的“逻辑”施诸笔墨，也就是说，他无意声称自己现成拥有那种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必然变化的经济数量的法则。而许多人却坚持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其最基本的意图就是“构成必然的变化的量的法则”。一切争辩似乎由此生发。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研究经济科学还需要价值论去做它的支柱，并且，这个价值论还要走得更远，用双肩支撑起生产理论和货币理论。我认为，这是不靠谱的想法。我们注意到有一些读者，例如杰弗·霍奇森想以此纠缠所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究的“难题”，也即，价值论基础是“有裂痕的”。(21)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资本论》的整个方案，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价值形式，就其目的来说也是剖析其特有的阶级斗争的生理结构。如果对此不感兴趣，还有什么“最大的问题”吸引马克思呢？但问题是，马克思责备那些相信价值论是理解经济科学的关键的读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赖以支持的那个价值哲学本身，在于人的无知和迷信。不然的话，马克思凭什么要将经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主义证明过或由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主义圆满处理过的价值哲学排除在外，给读者的感觉居然好像马克思“从没有谈到一种价值理论”，以致人们怀疑“马克思最终是相信劳动价值理论的”。(22)在此，辩证法表明，哀怨产生于对存在的想望，因而哀怨几乎不可避免地被转变为对于一种想望的获得，也许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大多数人亏欠马克思的是一个名分：“他们没有完全地将马克思视为一位预言家，一位凌驾于逻辑之上的、采用绝对密码式的、不可理解的词语表达的人。”(23)让他们毫不怀疑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动向系于《资本论》的价值论之科学声誉。

　　在《资本论》中，对传统价值论的这个颠覆是通过立刻把它自己规定成它的对立面呈现出来的。传统的着重点是将价值深刻固定在量中，强调资本的变化是“量”的变化。但因此它无法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会发生。马克思在研究资本时在科学语言层次上聚焦于社会“化学”变化。(24)由此溯及《资本论》诸范畴与黑格尔《逻辑学》诸范畴的一一对应的尝试，这就是“资本论的哲学”一词的本原用法。这一尝试特别是在列宁的提示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激发中出现，(25)它主要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亲缘及其本质关系。但不幸的是，每种解读却不过是对《资本论》整体片面的阅读(也包括浮夸虚饰、矫揉造作的推理)，无法读《资本论》哲学本身。比如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而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割裂理论体系。这些人依然是沿袭经济学传统方法。在此并不意味着了解这个问题专家的缺席，而是不付诸行动。或者说，在马克思方面看，《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教或者为了在广大工人阶级范围内得到迅速理解而提炼出一些思想规则。他甚至认为，在关于价值一章中，使用“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也使他自己感到有“卖弄”辩证法的嫌隙。对他自己而言，《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与其说是已然寻得的关于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现象规律的理想方法，毋宁说是一切当时在他看来最有希望、但并非时髦的思想方法。实际上，马克思把辩证法看作获得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的途径，直到诸如卢卡奇这样的极具理想主义的读者对它的重建，它们才被理解为对主体进行的建构。

　　首先，并不能说，马克思在培育科学时，就轻视了同一现象之“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的区别。不仅其生命的晚年都完全奉献给了《资本论》，而且只要他只在科学中获得满意的结果，他就不认为有义务公之于众。但是他又说，并非任何人有把握他所研究的大部分现象的规律的能力。(26)如果欧洲其他学者只拥有辩证法观念，而马克思对辩证法有正确的领会，那么对于马克思，问题就不在于思考得合乎观念，而是思考得好，也就是说，要让思想沿着必然性的方向走。所以《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同用资产阶级世界精神去阅读它的学派展开斗争。就为了这，而不是因为不够时间或不够普遍，马克思才对《〈资本论〉的逻辑》不满意或认为难以形诸文字。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马克思当时没有时间”。(27)这至少会让马克思觉得荣誉上受到冒犯。事实上，我们常常会把《资本论》称为哲学著作，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般思想法则和规范)一词，而且是阅读《资本论》中“白字”意义上阅读的结果。有读者会说，读了《资本论》几乎都搞不清楚马克思实际上想要表达什么。原因嘛，就是没读书中的“白字”。那些只读了“黑字”的人，当然就看不到书中的关键内容。若读“白字”(没有写出但实际上在那儿的东西)试试。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阅读建议——就像没有读诗的科学或读“白字”的科学一样——它并没有周详的理据。换言之，要让读者不易看出马克思遵循的重要逻辑原则也难。这正是诸如《巴黎手稿》等著作之饱受读者诟病的真正原因。然而，其他读者例如阿尔都塞“知道”另有蹊跷。就是说，他们对早期马克思不满意，从外在来看，就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是藏而不露的。奥秘就在这儿。甚至连当时编辑者也不明确“知道”事情。他们起初曾期望在早期马克思中找到能够满足其认知欲望的东西。后来他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是背着大家由一个编委会弄出来的，才“知道”这里面还有“党派之间的斗争”(28)的需要。

　　其后果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无法控制马克思丰富面相的丧失。这也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阿尔都塞从一种对列宁的实践和思考这种实践文本的分析出发，毫不犹豫地将“《资本论》的逻辑”算作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在他谈论奠定了“工人运动史上的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29)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就已经很特殊了，他再使用老年(科学)马克思的名义超越青年(意识形态)马克思——以一种比马克思还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就更为特殊。

　　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马克思的著述中，“阅读”的原则几乎都是从时代问题领域提取的，于是我们可以说，它即使不表明马克思所表达的哲学的宽阔范围，至少表明马克思放弃了也许只从表面和姿态上表现为追随时代的精神。马克思想让曾经爱(“渴望”)过的哲学无限地深入，结果却使他感受到它变得无限地守旧。这里，无论是关系到跟着康德、费希特还是黑格尔学习法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道路是不要像黑格尔的学生们那样，一方面“为现成的科学所感动，以致怀着天真的、不加批判的信任献身于这种科学”，另一方面却依道德良心、意图的尺度视他们的老师哲学为僵化。殊不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得首先把它看作是已经完成了的。问题只是，“在他们的老师看来，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生成的东西”。马克思在此肯定黑格尔的地方在于，没有什么比成为黑格尔派这样的哲学家更困惑了。它“总是伴随着从纪律过渡到自由这一过程的现象”。(30)至于马克思的哲学中属于“黎明前的黑暗”的那一部分，通过《给父亲的信》，我们已经很清楚，他借助的是以最熟悉事物来打比方，他不仅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狡猾的海妖”，马克思明白，从哲学家对哲学的投入到完成式的哲学，只能是“整体的虚假”。(31)而且他也在此发现了最寻常的思想。在他看来，这里发生不寻常的事情竟然是黑格尔哲学能把所有的哲学包纳在内。(32)

　　最后，自从马克思把他的思想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而加以运用以后，他不仅把共产主义理念看作是必然性以及所有历史与价值的统一。而且他也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发现一切弥散的历史的意义极。否则，《资本论》的一切科学讲法就了无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意义极也正变得越来越空洞和干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越来越走向某种专业化，走向某种固定的形式。也就是说，专业理论似乎能够完全控制这个意义极，宛如“事实本身”是能够被写得清清楚楚、被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不。首先，对于这个意义极，马克思愿意克制自己不做鲁莽的判断，那就是在克制自己不做以一种不可更改的方式判断。只要所涉及的不是他所思考的东西(如东方社会)，而只是他的思想，那就有必要遏阻“逻各斯”(自我中心主义)泛滥或“文字上的缺点”。说它不能定在那文字上，就意味着它总有新意的涌现，绝不会出现让人们进入社会主义后优越得不知所措或无所事事的“小确幸”。此种谈论社会主义的能力也许会被比作是一种人们归之于马克思“有所隐藏、但不撒谎”的写作能力——泰克西埃所说，“明确性”的语言就像赌注，只是为了赢得人们的“不得不信任”。如果不可“公开说”或“明确说”，那就“私下里说”“适合地说”。(33)《共产党宣言》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因此，还有韦伯所提及的“明净的良心”，它保证了，只要《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按照所必需的去思考，它就能“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思考到真理。就意图上而言，“它是在强忍着不去进行道德说教”“它堪称一项最高等的学术成就”。韦伯不能设想这一保证是骗人的，设想《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依赖的另一实存是上帝所强加的幻觉。但是，韦伯也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它的确冲击了马克思思想能力的极限，那他严格说来就只能成为集哲人-政治家-先知于一身的人。但再没有进一步要知道的了。在此，如何实现这个预言，“《共产党宣言》也保持了沉默”。(34)

　　如果在事实上《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取得学术上“累累果实”，而非偶然地寻找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种确定的方法，可以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用于验证某一断言的正当性，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资本论》的逻辑”。但这一方法首先完全在批判中培育出它的幼芽来，它是绝对确定的，因为它是还不存在。这意味着，逻辑也好，实际的和策略的考虑也好，作者总是看到了生存论的时间，即那种与意义发生保持关联的时间。因为世界是有多种意义的文本，一旦哲学家将自己真正严肃对待的东西诉诸文字，“它必然写出这位哲学家长期信奉的哲学，而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有一种非常方便的文字可以使他做到这一点”。(35)也许我们以此体认马克思首先要向读者指出《资本论》所作的不断修改的心曲。一方面，“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36)另一方面，他作为《资本论》的读者和作者集于一身的人还向《〈资本论〉的逻辑》作了让步。只有当他在自我阅读中发现自己的难题时，他才能描述成一种“我没有时间这样做”中借来的问题意识，从而在那里找到他自己阅读的立足点。

　　当人们看到时间不单单关涉主体的理解条件，更主要在于“事情的本质”时，他们再也看不到马克思的作品可能被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例如预测共产主义降临，或者说，刻画某个动态性十足且允许有意外变化的世界中的变量，等等)的弊病。这不正是《资本论》所描绘的情形吗？(37)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在此描述的既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也不是现成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诞生过程，是不断“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38)它显现过程中的能动出场。但是，马克思希望按照写下的文字来塑造的这一出场的想象，并非有别于恢复尚未说出的东西的想象。也就是说，自产生文字社会生活以来，这一出场-不在场之整体结构就出现了。如果愿意，人们不妨将《资本论》这部著作称为“一直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和“从政治经济学无权存在的状况得出的结果”(39)之间的妥协。

　　这些看法充满了故意将一种“价值论”和一种“必然论”或者“危机观念”混为一谈的口吻。如果想到这种妥协仅仅发生于人们已经运用那种以在场形而上学记载着马克思哲学的文字，即貌似首尾一贯的知性逻辑要求、但实际上仅仅知道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一切内容之上的文字，它就是非常重要的。立足于人们今天所说的所谓追求“逻辑的完全性”看待文本，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各版的序言或跋中，马克思对各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的讨论，对“文体”“语气”“术语”上的“不讲究”的提示，似乎都是为了说明，在原理领域中何以没有必然性。在这里，我们想说，会念书写字不是天生本领。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都已经感受到了辩证法的威力，他们不仅搞错了，而且也许把他们本人的恶毒言行投射到马克思身上。

　　马克思哲学之深刻、伟大，首先在于它提出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解决得了的，它是在为那些真切“知道”如何成为有心智的人所准备的思想。一种这样的思想，一本这样的书，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如果不能慢慢地领会，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实际上，它也许不过是促成某种怀疑的东西。当我们说马克思哲学如今仍然到处起作用时，当然并不等于说这取决于有马克思主义及其还有各种各样有影响的形式，而尽管，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现实性还是被领会为其特有的历史性的效用，但这总是以马克思哲学如今之所以是现实的而得以可能。

　　①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②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3页。

　　③霍布斯鲍姆在一场晚会上说：“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一些记者甚至认为，今晚的这场讨论是在努力把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这时无人再对马克思回到了公众视野中表示怀疑”。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4—5页。这是一种认为“只有当下的存在者才是真实存在者”的观点。

　　④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7页。

　　⑤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4—8页。

　　⑥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1003页。

　　⑦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⑧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0页。

　　⑩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第2—3页。

　　(11)路易·阿尔都塞等著：《读〈资本论〉》，第23—25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35、736页。

　　(15)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6)海德格尔认为，“‘我之外的物的此在’尚未证明且必须证明”，此乃近代哲学的“耻辱”。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3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8)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近几十年来，关于给哲学一个定义的事情，英美哲学家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做哲学”(to do philosophy)的说法。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若用“philosophizing”去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无异于把一个饱学之士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但是，同以往哲学相反，我们使用“做哲学”(古希腊语动词philosophein)，就会更符合现代人的理解，例如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然而，当论辩者要我们遵循他的观点，相信“做哲学”是一种职业，并且只是“有相应资质的人才能做的事情”时，他对哲学的理解与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基调。这一点我们不打算在此空谈。参见贾斯汀·史密斯：《哲学家的六张面孔》，宋楚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19)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3、224页。

　　(21)参见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7页。

　　(22)参见默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74、708页。

　　(23)参见默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第677页。

　　(24)熊彼特赞许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时说，以往经济学家在处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的关系问题时，经济史的作用只是“说明”或“在可能情况下验证结果”。经济史本质上是“用以产生理论结论”的“论证工作的一部分”，堪称马克思“化学”地结合理论与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参见伊恩斯蒂德曼保罗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页。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而在这个意义上，这正是我们找到马克思的贡献的地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102页。

　　(25)例如，内田弘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从1840年开始就成为贯彻马克思的主题。……但那时因为存在篇幅限制，马克思在《大纲》中关于如何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问题不得不止步于主要以注释的方式仅仅给出要点上。现在，我就准备弥补这一缺憾，积极论证马克思在展开《大纲》时是如何全面批判=继承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参见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334页；相比于“某种硕学”，广松反对“将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这三个概念对应于黑格尔的‘有、无、变’的三段式来进行论述”。参见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关于如何重读《资本论》中的哲学这样的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沿袭“主体论”、“历史无主体论”等维度展开论述。参见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20—22页。

　　(27)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等著：《读〈资本论〉》，第25页。

　　(28)参见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2页。

　　(29)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等著：《读〈资本论〉》，第26页。

　　(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

　　(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2)黑格尔“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且把自己的哲学描述成这种哲学。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102页。

　　(33)雅克，泰克西埃：《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姜志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34)参见彼得·拉斯曼等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231页，

　　(35)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15页。

　　(37)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10页。

　　(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页。

　　(39)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等著：《读〈资本论〉》，第182、183页。

　　原发信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