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抗疫中的数字化治理对未来的积极影响
作者：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邵春堡
摘要：疫情期间人们足不出户，社交距离的限制迫使人们拿起数字智能化工具，为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普及带来机遇。数字智能化治理反映物质-能量-信息并存的三要素向着信息日益重要的社会结构演变。由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持，使防控疫情成为数字智能化治理发展的特殊机遇。数字化治理给人们带来更加舒适的工作和生活享受以及崭新的习惯，带来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积极现象和效果，数字化治理不仅缓解了疫情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也将在治理实践中加速全球化，产生出共同理念，推进人类共同体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导致社会发展变得缓慢，以至失去节奏，甚至局部瘫痪。抗疫中各国不同程度地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实施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智能方式实施积极治理，有效缓解了疫情造成的影响，带来一些积极的现象和功效，人们仿佛从疫情的治理中看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一、防控疫情带来数字智能化治理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们在防控中通过实践摸索，拿起数字智能化治理工具，为数字治理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一）多难兴邦多难兴世
21世纪以来，还没任何问题超过新冠病毒流行对人类的影响，它使整个世界几乎陷入混乱，让人类感到恐慌。人们曾经历过经济风险、战争危机、恐怖主义的社会灾难，也经历过地震、海啸、龙卷风、大火等自然灾害，在抗击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中人们顽强不屈，不断地推进社会发展。现在世界面临疫情与经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危机，疫情泛滥也加剧着国家间的冲突、分裂和战争的威胁。疫情和各种社会矛盾交织，成为人类的重大灾难。有人说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共同降临，是对人类的惩戒和警告；抗疫对矛盾和冲突化解的努力，则是伟大的纠错。人类应该彻底反思社会与自然哪里出了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天人关系、治理方式。也许传统方式对社会和自然的治理过于陈旧，难以适应新的变化。“这场疫情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习近平，2020）新冠病毒在考验每个组织、每个国家和全人类，疫情发展越严重越复杂，越启发人类社会的改变。遗憾的是这种改变和进步是以身体染疫和生命牺牲为代价。这次疫情正值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激烈交锋，国际经济政治异常复杂，世界颠覆性的震荡、变革、组合，考验着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智能化治理方式的发展得到了有效的推动。
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正在形成。适应数字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将社会治理变革为数字智能化的方式，进一步助推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数字化治理的覆盖面。数字智能化是治理方式的一次革命性转折，需要我们在继承并借鉴以往治理经验中，顺应变局，跳出传统和习惯的模式，以转变观念、变革体制、启动新基建为前提，去适应数字社会大潮，探索对社会的崭新治理方式。
（二）物质-能量-信息的发展演化趋势
物质、能量、信息是人类生产对象的三大领域。虽然三个领域在每个历史阶段同时并存，但每个领域的轻重和整体结构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总体上，随着时代的推进，它们从物质-能量-信息依次重要的程度在演变。农业社会时期，物质分量最大，信息处于口头媒介交换的符号互应阶段；工业社会时期，能量占比最重，信息处于书写印刷媒介交换的意符再现阶段；数字智能社会时期，信息占比最大，进入了电子媒介交换的信息模拟阶段。在电子媒介交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字智能技术，多是数字方式。无论从收集到的数据方式还是从识别后的信息方式，均以数字方式呈现出来，算法使前后的数字产生了质的变化，把数据资
料变成了宝贵的信息。也只有经过算法，由数字组成的数据才能成为被识别的信息。这种数字方式，表象在数字，实质在智能。数字智能世界的内涵以“0、1”二进位制为核心，以算法、数据、数字为要素构成自行运转的机制，其中数据具有社会性，算法具有权威性，数字具有象征性。数字智能世界的外延就是对物质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反映，在数字智能技术支撑下，治理对象即物和人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人们可以便捷地互动交流，设备、机器、数据等各种物质，通过传感装置，都可实时交流互动。我们正在进入感知无所不在、联接无所不在、数据无所不在、计算无所不在的崭新时代，一个所有行为都被记录的时代，一个“万物互联”（IOE）时代，这将推动个体智能向系统智能、局部智能向全面智能演进，将会呈现时空的物理世界、信息的空间世界和人的网络世界三者融合的世界。（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7）“数字智能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重塑人类的生活、生产甚至社会，这是一个以物质为主到智能为主的发展趋势。
（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社会质变的标志
社会发展是渐进量变的过程，科技革命是量变累积基础上的质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 等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过去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心或发源地都在一个地方，两者高度重合，形成强大影响力。而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有分开的趋势，科技革命的优势在欧美，产业革命的优势在中国，这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进步，是在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中自然形成的。如果迫使许多优势聚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割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强迫脱钩，那将是历史的倒退。2020年3月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发表电视讲话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自给自足，不管它有多强大或者多先进。”（阿泽维多，2020）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利于不同分工的合作和协调。中国从上世纪后期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而抓住数字科技革命潮流，在数字科技应用和产业化方面，横向拓展、纵深挖潜，在技术上追赶并挤进世界前列，正在形成数字科技的产业革命浪潮，这同样是世界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使然，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有了新的特点。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引擎，但是产业革命更有价值，它使科技运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形成与新技术相适应的经济范式，并由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再发展到普遍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以至形成数字智能化的治理方式，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四）疫情催生数字社会的迅速到来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个质变的飞跃，它们带动经济社会变革仍然有个过程。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这个过程会经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各需20-30年。第一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与应用，第二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郑志彬，2018）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近些年，世界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处于酝酿阶段，而且各国发展不平衡，数字化转型也是初步的。中国是数字智能技术运用和产业化领先的国家，但是要发展过渡到数字智能社会尚需较长时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给人们带来灾难，对疫情的防控也让人们选择和接受了对数字技术运用及数字化治理方式。当然，这种选择和运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些年数字技术产业化在我国已有广泛的基础。正常情况下，数字科技作为新生事物往往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产业的排挤，要走一段曲折成长的道路。然而，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却成全了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经济走上社会舞台，特别是防疫中封闭的家庭生活、特殊的社区管理、紧急的政府调控、积极的复工复产，对大数据、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技术和平台的紧急需求，使“健康码”“在线教育”“云办公”等一面世就深受人们欢迎，数字技术渗透到生产、工作、生活之中，加速着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也需要数字化监管和治理方式与其相配套。这些年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力推数字技术运用，促进传统产业和社会向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转型，但是数字转型相对缓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使数字转型和数字治理在全世界都普遍加速。灾难是无声的命令，胜过许多动员和说服，这种紧急又无奈的情况，使数字治理克服了正常转型遇到的观念滞后、能力不足、成本偏高、相互扯皮、阵痛较长等阻力，降低了转型成本，启动了新的治理模式。在防控疫情中，中国除了组织力、号召力、举国体制和奋斗精神外，数字技术产业革命奠定的基础和数字技术应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防控的组织、调度、协作和行动效率。
二、抗疫中数字化治理效能及其对未来的塑造
数字治理，其实是一种治理方式，并非将“数字”作为治理的主体。现代治理主体应该是政府、社会、企业、个人，治理对象是我们的社会及其环境，治理的崭新方式就是数字智能化，在数字治理表达基础上加上“智能”就能完整表述这个方式，突显其核心要义。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状况，会在数字智能化治理中变得更加有序、健康、安全，这将带来积极的变化，使许多新现象在我们的期望和想象中走进现实。通过一些萌芽现象，可透视数字智能治理的未来趋势。
（一）更加人性的工作和生活享受
疫情导致全球发展速度变缓，实际上也在提醒人们学会拐弯并调整节奏，速度不是越快越好，人类不能一味地靠竞争驱动，那样会使原本追求幸福的人们在感受急迫中夹杂隐隐的痛苦。疫情使曾经繁忙的人群返回家庭的港湾，加班族享受到舒适的休整，不断流水运转的车间和岗位有了暂停的机会，喧嚣的城市有了片刻的喘息和安静。此时道路负担减轻，能源使用减少，人们的脚步放缓，碳排放减少，空气清新甜美。不知人类是事业的执着还是习惯的惰性，自从靠上石化能源就怎么也停不下来，这次疫灾逼迫我们可以转向其他动能，利用数字资源驱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意味着以石化为主向数字信息为主的动能转变。缓慢的发展节奏同数字智能化的高效治理并不矛盾，还可能弥补减速带来的损失。在动能转换的时机，各领域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数字智能技术将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智能化治理将会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速率。应该说数字智能化社会可能更快于石化能源驱动的社会，重要的是速度要适应人类，高效的数字智能化社会应当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数字经济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岗位，扩大了就业空间，加之人力供需交互平台的数据信息，能够准确反映岗位余缺、适配人力，及时调节，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参与更多的劳动，取代原来人们要做的急难险重工作，减少了过去危险岗位操作带来的伤亡风险，就业更具人性化。随着机器人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数字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生产成本下降，吃穿住行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和改善，人们的劳动时间会渐渐减少，娱乐休闲度假时间会逐渐增加，进而提升人类的生活品位和幸福感受。
（二）新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重塑着人类
在防疫排查、隔离生活、社区管理、检查治疗、恢复生产中，实施数字智能化治理，养成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崭新习惯。居家学习、在线工作、远程服务、线上娱乐等，虽然不是现代生活和工作的常态，但按照这样的节奏去生存和发展，似乎更加方便自然。在疫情得到控制，进入常态化的防控中，恢复了人们过去的生活节奏，但防疫中一些数字技术的运用模式逐渐成为人们不肯丢弃的选项，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为许多企业、社区和公共单位所接受。既然居家团聚和社区管理中都能使数字技术运用自如，如此方便地配合疫情防控和生活，那么在工作和生产中，人们就会更有信心更加自觉地运用数字技术，并配合数字智能监管。适应这种趋势，工业互联网快速推进，许多中小企业实施着数字化赋能的专项行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需求，正在催生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浓厚的数字化氛围培育出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线上线下对接成为潮流。数字智能网络持续赋能，助力中小企业应对常态化防疫，快速且安全地推进了企业的复工复产和转型成长。有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娱乐的社会氛围和背景，政府的数字智能化治理就能更好的被社会和企业理解，进而得到广大社会的接纳，且有长足的发展。家庭学习和办公可以减少时间、车辆、能源、场地、道路和人力的浪费，更容易使工作和生活相结合，与家人邻里在一起，回归自然，更易厉行节约、有效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能够减少排放，清洁城市社区，保持生态平衡。这样的社会既摆脱了工业时代的负面效应，又没返回农业社会的笨重和落后，反而得到应有的自然清净、个性解放，得到较工业社会更先进的产品、服务。线上线下结合和人机互动、机器衔接成为常态，通过远程诊疗、线上学习、网上办事，逐渐缓解乃至解决着看病难上学难办事难的一些问题。新的习惯重塑着人类工作和生活。
（三）技术带来的公正平等和无歧视
由于数字信息的海量规模，公共部门对有关重要数字信息公开透明，加之共享信息平台带来的优势，使数字智能化治理展现着快捷、敏锐、准确、高效的特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运用，还可发挥某种辅助的监管作用，使篡改、隐瞒、垄断、删除、抵赖等恶习，都变得难以为继。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在同样的数字信息条件下，看谁更能反应敏捷、格局合理、决策果断、出手迅捷、执行坚决，谁就能赢得竞争、领航时代，这减少了过去那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和凭信息优势而侥幸获利的现象。现在对参与治理的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决策、如何执行、达到什么效果，如同棋手对弈，旁观者也同样胸中有数。这就要求决策者能够对数字信息较全面地掌控和利用，尊重事物的客观性和发展的规律性，减少和防止主观武断和权力任性。那些只考虑局部利益的决策，反应迟缓的行为，执行不力的治理，都难以适应数字智能化治理的要求。数字化治理中应用的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无差别、无等级、无情感影响，减少了地位、贫富、关系等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比如各种刷卡刷脸等防伪识别一视同仁，不看你的地位和单位，出入有关场所、在线购物、在线支付、在线工作、在线上课，都是无差别的服务，大家享受着平等的服务和待遇，人们能更多感受到公正、平等和无歧视。
（四）技术支撑的民主走进千家万户
数字智能化治理有利于多元主体治理目标的统一。政府治理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企业治理要达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统一，社区治理在于为业主提供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每个人都想在单位、社会和家庭中找到恰当的地位、和谐的关系、自由的空间。如今政府、社会、单位、社区和个人，通过社会媒体、单位网站、个人电脑和手机，都可达到充分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原来以为不同主体治理的目标隔阂很大，但在充分的数字信息交流中，大到社会，小到个人，除去一些个性化特征，总体目标是融洽的。如近年服务型商业数据平台发展迅速，其所建立的数字消费生态和服务生态，也是政府社会治理目标的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超大能力数字平台的搭建，使得搭建这种平台的企业，在质量与服务的内控与管理上日益带有社会治理色彩”。（郭海英，2020）
数字智能化治理有利于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和价值沟通。信息共享是实现跨部门协同与合作治理的关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可以使各主体交流沟通、协同互助、相互配合，防范共同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避免有共享无协同以及相关单位数据库彼此分散、割裂和碎片化状态，调动政府内部不同地区、层级和部门以及各主体自身的潜能，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间的数据交换，真正实现数字信息共享。政府和企业的大数据开放，推动了大数据的跨界融合，可解决“数据割据”“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化”等问题，推动了商业创新和社会众包。当疫情后期复工复产中一些企业出现供应链衔接问题，正是企业纳税和交易数据提供了解决的线索，营改增后增值税的缴纳数据刻画了企业的供应链，据此摸清了企业之间的网状联系，并为复工复产规划提供决策依据。（王玫，2020）
数字智能化治理有利于将决策与执行统一起来。数据采集分析、信息形成、传播和获得的过程，也是政府、企业、社会和大众分析、酝酿和趋于共识的过程。决策者可以在共识基础上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决策，并使决策迅速付诸实施，也容易对执行中的偏差实施监督和纠正，减少执行中的阻力，避免和减少过去信息不对称时的治理缺陷。个别地区出现疫情时，在数字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社会、媒体、民众都可用各种方式参与到对防治决策的建议中，甚至还可对治理中的事项加以监督，更好地体现多元主体的民主治理原则。特别是数字技术支持的多主体参与机制，体现民主治理，容易相互沟通、达成共识，也最快捷透明和经济有效，尤其是决策前的意见来自不同渠道和群众，再返回去执行和实践，便于决策和执行的衔接，减少和避免执行中的扯皮和梗阻。
数字智能治理更易实现开放的民主和公众的决策参与。几乎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终端，既可共享信息，获得知情权，又可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讨论并提出建议，还可在民意调查中表达个人利益和意愿，还能够在一定范围的选举中体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设计好就能克服过去民意表达中的舞弊行为和弄虚作假现象。
（五）将弱者人生作为衡量治理的标尺
数字智能技术的运用，并不是将所有产业和业务全部纳入数字化，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成为主流的条件下，仍然会有非数字化或传统风格的保留。在数字智能化治理中，在突出普遍化、正轨化的同时，应当预留传统治理通道，以适应老年人、身体或智力障碍者、低收入人群等少数群体的不同情况，他们有的不会使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有的消费不起，有的不能操作，因此保留原来的治理习惯；或者通过改进更适合和方便他们使用的系统或设施，这能将人性反映到边角甚至看不到的地方，这恰恰是人性最应闪光的地方。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越是能顾及到弱势群体，就越能更好地实现数字化治理的普遍性。社会治理效果是以弱势群体的评价为底线的，数字化治理不能遗忘这些人。在国家、政府，乃至企业和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在为这些人服务的过程中，要有相应的服务意识、良好的态度和作风，即便国家政府会建设特殊的治理通道，毕竟有个过程，仍会存在不平衡问题，建成后还有使用上的差异；在这些服务过程中公众要帮助相对困难的人们，平台和窗口的服务人员，要充满爱心，热情协助，灵活掌握流程，不要简单化，对弱势群体要因人而异，富有耐心，服务到位，这是对数字化治理最必要的补充。
此外，在数字智能化治理带来积极方面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消极的东西随之而来。因此，应注意和防范数据的泄露篡改、数字壁垒、数字鸿沟问题，防范信息垄断、信息污染和信息孤岛问题，防范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网络安全问题，防范智能化带来的情感、暴力、甚至仇恨，以及对智能过高的期待和不负责任的炒作问题，还要防范平台自身的生态系统问题。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和手段治理社会，先要对自身实施严格科学的监管，率先防范和解决数字技术及其运用产生的问题和风险，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特别要掌控好AI 和基因结合研发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是我们运用数字智能治理方式可能会遇到的最大风险。
三、数字智能化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广阔前景
抗疫中开展的数字智能化治理，带来的积极现象和成效，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和未来的方向，必将在长期实践中升华出疫情后全球治理的崭新内涵、共同理念和构建共同体的自觉。
（一）数字智能化治理是加速的全球化
数字智能化治理是适应和支持全球化的一种崭新方式。数字智能化治理同加速的全球化是种“搭车”关系。数字技术曾经搭乘全球化快车走到今天，全球化又会伴随数字化治理走向远方。一是全球化决定了这种新型治理方式所依托的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都不是狭隘的运用。数字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可以覆盖全球。比如，各国疫情期间由于“禁足”不便出行，国际间的沟通和会议，多是通过数字视频方式将各国与会者连到一起。世界各国都开发了数字技术支持的应用程序，可对密切接触者予以追踪，实施隔离和治疗。不管新冠病毒它与人类长期共存，还是在某天突然消退，都值得运用具有普适意义的数字高科技参与破解。正如理查德·丹泽（Richard Danzig）2018年说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效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可能被意外释放的辐射，也许将成为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商定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作为缓解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约瑟夫·奈，2020）二是在数字治理条件下，全球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国家治理各有特色，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治上，任何国家的大选，从网络和数字角度看，已超越国家界限，各国民众都有条件对其大选发表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客观影响已成常态；经济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数字化和一体化，跨国公司也升级为兼容的数字化经营，高效的链结；文化上，数字网络的思想观点渗透互联交融，青年是数字文化的生力军，他们代表着未来，借助数字技术走遍世界，统一的数字和符号文化，没有人再想将其繁琐化和复杂化；组织上，国际和世界性组织及其活动强化了区域和世界范围的数字化治理，传统治理观念和主权意识正在削弱。无论什么人想通过数字化治理方式和工具的便捷性，去分化瓦解和谐合作的多边组织、区域组织和全球化组织，都将难以如意，即便心怀恶意，“退群建群”，即便偶尔得逞，也难以持久，终究会遭到人们的唾弃。三是数字治理已把人类的命运、责任和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过去人们对共同体的认识，更多想到利益共同体，有人还误以为是某些国家的战略策略，且用狭隘的竞争意识和短期利益去度量。这次疫情流行造成数千万患者，百万多人丧生，牵涉人的生死，如果病毒变异，再大面积反复传播，以至持续恶化，真正关乎人类整体命运，它比战争更加可怕，貌似寂静无声，实则更加恶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凶狠地与人类对立。许多国家都把防控疫情当作“战争”，把共同抗疫过程称作“战时”。疫情面前更加凸显各国休戚与共，积极地利用数字化治理就一荣俱荣，消极地利用就一损俱损。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人类必须同舟共济，将命运共同体作为数字化治理方式的重要原则。四是宏观上数字智能治理就是一种全球治理，有利于人类共同应对各种天灾人祸。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加剧，都在影响和威胁地球的承载力和人类的生存。数字已经告诉人类，面对危及人类自身的气候变暖、碳排放增加、物种减少等问题，倒逼人类必须在气候治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唤起紧迫意识，共同合作，避免任性，通过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更加方便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数字化治理与全球化加速结伴而行。数字化治理就是要阻断逆全球化，要求变革过去那些不适应全球化的国家体制和制度，防范和淘汰那种唯我独尊、霸权主义的治理意识。政治家已经不可能脱离数字治理而独行其事，损人利己的治理违背全球利益，也难以持续。那种坚守狭隘民族利益、民粹主义、极端利己思想，实施政客谋略、诡计阴谋和短期行为的思路和做法，都将变得不可能；那种垄断技术、垄断数据、垄断信息的手法，将会失去渠道和基础；那种违规提高关税，建立贸易壁垒，实施单边主义，都是逆潮流的，只能是一厢情愿，或陷于孤立。
（二）数字智能社会将会生成共同理念
疫情严重情况下许多人面临病毒侵害，不少人挣扎在生命垂危之际，在最需帮助关怀的时候，那些具有奉献精神、互助意识的人值得信赖，那些私欲贪婪、自以为是的人显得举止猥琐，那些口头上的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变得更加虚伪。疫情像照妖镜把复杂的社会打回原形，世人像看退水后河漕里裸露的污泥浊水一样，把社会上的是非、真伪、善恶看得清清楚楚。不同历史的民族和国家，文化差异是正常的，符合不同的实际情况。不同文化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借鉴、彼此交流、共同发展。不同文化间既有各自的特点，也有相互兼容的共性，各种文化可以采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拓展共处的方式。对于文化差异的冲突，智者选择兼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融会贯通；只有唯我独尊者选择排斥打压，制造零和博弈。前者将顺应数字化社会蓬勃成长，后者在当今信息高度融通的数字时代大势已去。因为在数字科技生产力基础之上，人们正在探索构建协同关联、公平互利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也就是要在摈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建立多元协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信息透明和网络诚信，形成恶人不易藏身、好人不再吃亏的社会评估与实时反馈机制，最终实现多元协同、公平美好的数字智能社会。而且数字社会兴起的智能文化，突破了文字、区域和民族的局限，用简单、共同的数码符号刷新着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成为共生的文化。智能文化极易连接各种文化，有可能成为不同文化整合和发展的媒介。这种文化最扎实的基础在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网络更新换代等技术对社会的持续赋能，使能力、资源、关系的颗粒度越来越细，连接、匹配的精准度和敏捷性越来越强。数字智能技术支持的崭新治理适应高效的数字政府、虚拟的网络交易、全球的跨境联系，使许多工作和服务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完成，通过复杂的内容简单化、繁琐的程序简约化，达到快捷、简洁、保密、高效的目的。数字智能治理的这套行为会在长期实践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兼容文化和理念。数字智能技术伴随全球化孕育而生，也必将在推进全球化中成为重塑未来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合作抗疫中，国际社会充分运用网上虚拟沟通方式，或共商挽救疫情危机的对策，或便捷交流防疫的经验和方法，或加大各方的彼此理解和共识，或整合抗疫物资的交流调配，某种程度也是在发挥着危难时期的文化融合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分裂，还可能促进人类逐渐走向合一。疫情是对人类关系的一种考验。疫情与其挑战的是人类健康，不如说挑战的是人类的社会和制度；疫情与其说侵蚀的是人类的身体，不如说侵蚀的是人类的文化和观念。文化和制度出了问题，疫情在强迫我们改进和完善。数字智能文化已经给出了答案，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世界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和方向
抗疫期间的隔离和常态防控中适当的社交距离，让人类进入一个共同反思的过程。虽然身体上彼此隔离，思想和情感却在网络交流中升华。过去特权利益、垄断资本和自私贪婪将人类按等级分开，带来无数社会灾祸。疫情告诉我们，人类坚守民族国家时间太久，缺乏革新，产生了惰性，以至于启动变革都很艰难。由于民族国家在实际中并不平等，许多方面被霸权绑架，让联合国有时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说过去霸权靠的是军事和美元维系，那么建立共同体和增强名副其实的平等意识则是生命的呼唤。数字智能治理会将真实的世界告诉世人，过去许多冠冕堂皇的标签、口号、高雅都会被数字智能揭穿，让人们在数字中看到霸权的本质、自私、贪婪，也让人们看到更多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光辉，挽救生命的实践是最有力的证明，它挖掘出人们的潜力。全球抗疫要求各国相互援助，运用数字技术防控疫情的过程，也是政府、社会、企业和各种组织展开数字智能化治理的过程，数字智能治理不同程度地覆盖全球，加之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多节点、去中心、分布式，逐渐进入治理过程，它将是一种包含监管的治理架构。数字智能代表着感情，代表着利益，更代表着责任，数字智能是人类共同体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数字没有语言的复杂，没有意识形态，数字符号简单便捷，治理机制中的数字能持久维系共同体，能够承担起共同责任。犹如孩子是维系家庭的纽带一样，作为崭新方式的数字智能治理，代表着未来，是这个共同体重要的部分。疫情持续，经济下滑，抗疫就是要能撑住压力和困境，在向市场释放有限资源的同时，让尽多的生命持续，活下来就会拥有更多更丰富的资源选择。这次危机后人类应抓住世界革新的机会，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在对共同体倡议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合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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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海英《以更包容数字治理建设更均衡数字社会》，北京青年报，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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