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学者齐聚一堂讨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议题

　　光明网讯（记者郑芳芳）10月10日，由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承办的“服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20年学术前沿论坛”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来自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多位社会学学者探讨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关议题。

　　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指出，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面临四大历史任务，一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巩固脱贫成果，三是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四是设计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为此，他向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建议，应就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深入开展贫困基本特征、中国扶贫理论与特色减贫道路、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共享式乡村振兴等10个理论议题的研究。他指出，在当下阶段，中国贫困问题的核心是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发展的短板是农村发展。扶贫最后阶段是攻坚战，不能简单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逻辑来衡量，是必须要解决的最底层人群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精准扶贫到精准治国方略的治理体系建设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指出，只有对产业扶贫形成整体性的概念体系，才能认识产业扶贫、理解产业扶贫、参与产业扶贫、讲好产业扶贫。叶敬忠教授从产业扶贫的组织模式与带贫效果、产业扶贫中的多元主体关系、产业扶贫中贫困户的参与等方面探讨了产业扶贫问题。他认为，广义的产业扶贫是指通过产业发展产生减贫效果；狭义的产业扶贫是指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对市场和产业组织主体的干预作用，使产业组织主体和贫困户之间建立起利益联结关系，将贫困户融入到产业化过程和产业链的各环节当中。叶敬忠指出，产业扶贫通过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丰富了当前的产业组织体系，形成了贫困户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多维联结形式，既巩固和强化了贫困户的脱贫增收效果，也为乡村振兴时期产业兴旺的组织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认为，扶贫工作最后阶段的攻坚克难对象是不能打工挣钱的人，核心是乡村伦理问题，这与产业发展和内生动力问题都密切相关。对于扶贫产业发展来说，乡村伦理剧有双重作用，它既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阻碍。例如，农民的工作时间不受制于工厂的工作时间，但也可能成为产业发展推动力；例如，部分地区产业发展很好，劳动力的组织是靠农民自己组织，同时解决监督成本过高的问题。对于内生动力问题来说，乡村家庭伦理是内生动力的根本，村庄共同体则是维系这个根本的土壤环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化主体性与脱贫攻坚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麻国庆教授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政府支持下，很多边疆民族地区不仅实现了整村脱贫，也实现了整族脱贫，但是在通过生计方式转变、人口搬迁、对口帮扶等方式实现脱贫之后，却面临民族文化主体性弱化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他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多元与一体、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予以准确把握，而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主体性塑造，民族发展则需要调整其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形成民族社会的自我更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研究员结合其开展的独龙族脱贫攻坚经验总结工作谈到，目前少数民族脱贫行动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对民族内生发展动力的重塑，以庞大的高强度组织动员实现集体活力重建和主体性再造。

　　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与美丽乡村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指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乡村变迁有多重表征，城乡市场大循环打破了乡村集市自产自销的内循环，流动导致乡村人口代谢加快、文化变迁剧烈、礼物流动的链条加长或断裂以及商品化的社会交往导致乡村合作基础断裂等，动摇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的动摇与更替。但是，乡村生活依然有其自成一体的逻辑，社会建设必须因势利导，否则适得其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从北京市大兴区的农村社会工作案例出发，提出乡村振兴的实质是重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乡村共同体，使之成为有吸引力的美丽家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大力发展乡村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承载的是乡村的社会文化记忆，是乡村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也是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于植根乡土、立足农民需求，要采用政企社合作、新老乡民共建共管共用的方式，与乡村社会资本培育和发展同步，以乡土价值为内核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董磊明教授通过对湖北乡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案例的分析，分析了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交织形成的乡村高效治理体系。他指出，社区性治理是基于乡村社会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情感与价值共同体，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来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有其自身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规范。技术性治理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是运用一套技术化的手段、以标准化与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规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乡村场域中国家系统性和技术性的防疫力量与乡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互动交融，国家制定的防疫规则又与乡村风俗情理沟通转化，从而构建起有效的基层防疫之网。他认为，当前阶段的国家治理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潜在的情感与价值共同体、内在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等治理资源，使之与标准化的技术治理整合起来，才能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服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张翼指出，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存在贫困问题，新时期我国应设立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扶贫治理思路，并参考国际乡村发展经验对农村振兴展开既有整体性又体现地方特色与优势的规划工作。他建议，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支持，大力发展企业化农业生产，培育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和农民、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趋势不可扭转，但可以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基础，切断贫困再生产的链条，同时推进城镇化进程和乡村社会发展。但他同时指出，在我国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同时，要警惕中小城市可能因核心产业转移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他最后倡议，北京市社会学界必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逻辑与动力机制，创新社会制度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本次论坛进一步推进了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讨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贡献了专家智慧和学者力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对本次论坛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年度论坛继续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