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唐晓峰

　　《周礼·考工记》讲了一段怎样“营国”（修建都城）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现在，许多讲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证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看法相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不太容易改正了。

　　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说，《考工记》讲的东西，是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研究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名都，严格来说，这些都城都不是《考工记》说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书记载的不都是事实，还有思想，不分清这两者，就会把纸上的当成地上的了。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

　　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地理描述从来都不缺乏，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知识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想世界观上。人们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发现某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规定着、说明着世界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想中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一致性原则，用以解释、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应然世界”。

　　中国王朝人士曾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们将具体的王朝疆域构建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并作为一种理念，升华为信念、信仰。“国破山河在”，“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这类信念，成为王朝之不可动摇的另一种根基。历史证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坚定理念的支撑。

　　在中国的王朝地理学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不像希腊数理世界那样出身高远，而是由经验层面向理念层面的跃升，“九州”观念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是“九州”这个概念，可以分身为两个世界的代表，一个在现实世界，是《禹贡》的叙述，另一个在理念世界，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叙述。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献叙述“九州”者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等。在对“九州”来源的叙述上，《禹贡》《容成氏》以为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立场。儒家不讲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强调人文世界的开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圣贤取火设巢、平定灾难的结果，“九州”这个人间的区域体系就是大禹在救灾之后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设的。《有始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兼有阴阳说的含义。在《有始览》的叙述中没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讲“天地合和”之大经时出场的。地上的“九州”与天上的“九野”相对应，它不是圣贤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质。这时的九野、九州属于理念世界观。

　　“州”的字形出于河州的实际样子，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树立。“九州”又渐渐在社会思想中生根，终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古代中国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同样具有厚重的理念价值。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是现实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观的基础概念之一。

　　在所见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无不叙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观的内容，以为无甚价值，或责其荒诞。这是受了现代科学地理观的影响。在科学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观念，别家观念都不足论。王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曾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地理学。

　　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他认为，“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识的记录，有些话也很精彩，只不过它们多是零星片断的。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这里，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王庸的看法是正确的，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统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统之科学”。

　　不过，科学的一致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观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地理学这个问题上，王庸是过于偏执了。尽管如此，王庸所强调的学问或学科要有系统性、一致性的特点，仍是个重要见解。

　　地理学应包括两重内容，经验事实的搜集与理念系统的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知识搜集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可以没有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这是志书的特点。而在对理念世界作描述时，必须具备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理念世界并非没有现实要素，但现实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组，就像掉落的苹果被置入力学体系中一样。现实世界亦并非没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标不在于此。地理学的这两个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叙述的两类出发点，在某个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这是理念世界的特点。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在地理学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样的，詹姆斯的讲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这里英文的“世界”一词用的是复数。

　　一般来说，人们以为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是确切的，这种确切给他们很强的自信心。但是，面对现实又总有对世界作进一步解释的愿望。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说：对于解释的愿望来源于对某些经验产生一种诧异的反应。这种诧异，是在一种已定情况之下的预料和我们对它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的诧异和冲突需要解释，这种“问题－答案相互作用的过程会最后导致产生条理化了的知识体系”。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止是消解诧异，还有人的目的。

　　每一种解释似乎都会还原到经验世界里面去，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杂的，而解释出来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