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培林

　　“中国经验”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是开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的道路。中国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所显示的走大国和平兴起道路的决心，将会改变和修订“西方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社会学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理论。

　　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

　　关于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从1840年以降，很多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如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

　　人口规模之大，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中国的人口庞大，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如何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变量是任何研究都难以回避的。中国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发展不但与人口小国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也面临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的要求。

　　发展速度之快，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重复过去一般的现代化过程，而是把很多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变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现在技术、资本、产品、制度、思想等要素传播和流动的速度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正像网络速度和牛车速度无法比较一样。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之下，中国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集中显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并存，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探索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新途径。

　　变化程度之深，是说变迁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优势是弹性依然很大，具有很大的空间，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何回答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学问可以超越现实问题，我觉得至少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是无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须直面。社会学在历史上的几次大发展和形成的一些有影响的学派，都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关。

　　有些问题我们很难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比如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学者还认为，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人们生活日益富裕，分配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但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曲线的规则，以及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会最终带来什么结果，至今仍然难下定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均衡问题，在理论和操作层面都面临很多难题。

　　有些问题我们面临两难选择。如一方面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问题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社会福利刚性增长规律的差异，防止福利主义的陷阱；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增加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扩大就业。一些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的学者认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一直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特殊意义，不能因强调技术进步而被轻视和低估。与此同时，中国现在又面临就业紧张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新问题。

　　有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思考。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