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角能否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孙可佳

　　近期，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在我国内地上映，反响平平。那么，是今天的《花木兰》已不能满足审美要求更高的观众，还是作品在复刻中走了样？

　　忠孝传统还是个人英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木兰既是替父从军的孝女，也是战功赫赫的巾帼英雄。她的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忠”“孝”理念。而在好莱坞的精心包装下，花木兰被塑造成一个承载着典型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形象：在历经自我认同危机后，实现了个人价值，获得了成长。

　　这两种价值表达之间，其实一直有着内在的矛盾。

　　在提倡个人价值的视角下，花木兰替父从军是一种隐忍的压抑——“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换言之，她是为了父亲，为了家庭，为了保家卫国，但唯独没有为自己。真人电影《花木兰》将这种视角继续强化。严厉的媒婆、身残志坚的父亲，给了木兰从军更大的外部压力。男扮女装，象征着她身上承担了男性和女性身份的双重期待、双重责任。而木兰个人的价值，是在征战过程中不断发现、找寻并确立的。

　　既然如此，木兰从军这个核心抉择背后，应该有复杂的心理活动。而在电影中，花木兰“为家族荣誉而战”，斗志昂扬地走向战场。这就显得太过简单而缺乏说服力了。面对战争的侵袭、朝廷的征兵、家庭的无奈，木兰从军的抉择过程不会如此一帆风顺，而电影恰恰没有将这些展现出来。

　　木兰发现自我的过程，也处理得比较粗糙。影片以“星球大战”式的原力替代了冬练三九、水滴石穿的中国武术精神。“要变强只需要拥有这种气”，有了这种气，就可以瞬间战斗力爆棚。花木兰成长为女英雄的过程被简化了，人物形象显得扁平化、脸谱化，缺乏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另外，内在情感支撑不足，使得花木兰的前后转变显得生硬突兀。

　　影片的女性主义表达

　　在动画片的基础上，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进行了新的价值扩充：花木兰不仅是个人主义英雄，也是张扬女性自我价值的典范。在女性主义表达上，作品有着许多不俗的设计。

　　影片中，花木兰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性别，并认可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才能施展令她强大起来的“气”。作为花木兰的对照，影片加入了女巫仙娘、木兰妹妹这两个角色。

　　女巫仙娘本身是受害者，不得不委身于可汗，屈服于可汗所代表的男权，成为花木兰的对立面。英文字幕中，用“witch”一词描述仙娘，在她身上笼罩了一层偏见色彩。一开始，丞相在皇帝面前汇报柔然入侵的情况时，只介绍了可汗和他的父亲，而丝毫不提对破城起到关键作用的女巫——这是典型的男性主角叙事。于是，女巫利用夺舍的士兵抗议。女巫夺舍入朝，看似是替柔然可汗刺探情报，却在朝廷上主动暴露了柔然的秘密部队和破城战术，并以投标般的口气介绍，有“气”的女性对作战能起到巨大作用——这是因为，她在柔然和皇朝之间的真实立场是，寻求对才能和地位的认可，而非简单效忠于一方。

　　木兰妹妹这个角色，为影片提供了更平衡的女性主义叙事。木兰妹妹展现了更为传统的女性特质：温和恬静、怕蜘蛛、恋爱脑。“女性应当有权顺从天性，不论她是活泼还是恬静，都应有此自由并得到尊重。”影片并未以木兰的“masculine achievement”（男性成就）来贬低妹妹的个性和追求，而是以富含温情的方式正面刻画这一人物。这有助于避免木兰的英雄形象被解读为“女权就是女孩也应该雄性”。

　　花木兰的故事虽具备女权意义——即女性从事一般由男性从事的工作、争取工作权，但花木兰本人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她也不是以女性身份去参军的，而是女扮男装。女巫仙娘和妹妹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两个不足。但是，女性主义表达的闪光点，仍然无法掩盖电影《花木兰》在价值观念上的混乱。中国传统故事题材、西方个人价值内核，与现代女性意识杂糅在一起，使得影片缺乏统一的价值基准，造成了人物行为逻辑混乱。

　　东方文化元素，是诚意还是迎合？

　　影片视听呈现中的东方文化元素，是否完成了一次具有说服力的表达呢？

　　例如，配乐采用古筝、笛子、中国大鼓等民乐配器，取景从雪山草原到张掖丹霞，踏遍大好河山。字幕中，将“孝”翻译成devotion to family 而不是 filial piety；防御战场，从长城一线改成了西域丝绸之路上的garrison——代表汉代烽燧遗迹。这些，体现出了对中国观众的诚意。

　　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影片中的历史朝代是混乱的，不仅完全看不出北魏时期的元素，甚至出现了宋元时期兴起的福建土楼。大批后宫女子竟与大臣一起出现在朝堂上，完全是欧洲贵族的模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迪士尼素来擅长借用东方文化来表达西方主流价值。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对一系列世界经典童话和传说进行追忆、援引、合并和重组，并转化为动画片。1992年的《阿拉丁》、1995年的《风中奇缘》、1998年的《花木兰》等，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但若缺乏对文化内核的了解和尊重，再多的讨巧手段往往都难以真正让东方观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花木兰》在欧美国家得到好评，却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也就是必然的了。

　　《花木兰》欲以中国故事包装西方内核、承载现代主题，但这样的杂糅，使得情节不合逻辑，人物粗糙扁平。单薄的剧情，撑不起宏大的主题，女性主义关怀也只能流于形式。究其根本，影视作品要想讲好中国故事，绝不能只将不同价值表达进行简单杂糅，而是需要发自内心的诚意与理解。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