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守“集部之学”的固有传统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李成晴 

　　李白诗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近年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检视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来径”，同时也积极思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性。通览多篇评议、笔谈后，笔者认为仍有一个问题未被诸家论及，有待提出和讨论，那就是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之前，我们固有的“集部之学”的研究传统，究竟能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平心而论，答案是肯定的。概言之，承守“集部之学”的传统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角度。

　　重视“大经大典”

　　“集部之学”依托于传统社会人文、社群、观念的整块文化土壤。我们在过去百年的疾风骤雨中匆遽变身，因此未曾顾及对传统学术进行和风细雨般的现代转化。随着时间线的延长，根植于传统社会一些共识性以至“日用而不知”的学术思想，在后来所面对的已不是“不解”，而是“误解”，甚至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钱基博是近现代明确标举“集部之学”的学者，并自评他与钱锺书“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他的这一提法也是渊源有自的，古人很早便意识到集部研究也有着自洽的体系，明人祝允明便曾说：“凡典册不越经史子集，集亦学也。或以为为文尔，集固独文，其间用有与经史同焉，又乌可以不博。”（《答张天赋秀才书》）

　　翻检古代学者的读书日录，可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于集部所批读的别集、总集，皆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部书。如黄震《黄氏日钞》记载其读“韩、柳、欧阳、苏、曾南丰、王荆公、黄涪翁、汪浮溪、范石湖、叶水心”之文集，何焯《义门读书记》载有读“昌黎集、河东集、欧阳文忠公文、元丰类稿、文选、陶靖节诗、杜工部集”之札记。钱锺书曾自述：“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从《管锥编》中，我们也能发现，他集中讨论的也是中国四部典籍中的“大经大典”，对于很多杂书，不过取来作为经典某处的注脚。

　　随着学界对21世纪前20年古代文学研究兴味下移、琐碎的猛省，多位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应回归经典研究的呼吁。比如，刘跃进认为：“今天研究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文学历史，必须重新回到经典，回到中国立场。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选择。”（《中古诗学研究三人谈》）对经典的研究水准，既是学者个人学术境界的体现，也是学者所处时代学术水平的标杆。因此，传统“集部之学”对“大经大典”的重视，对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稔知文献原貌

　　文献是“集部之学”的文本基础，而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集部经典，是历经传刻、整理、校注之后的文本。每一次的传刻、整理、校注，都使这部经典获得“续命”，不过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剥离经典的本来面貌。陈尚君在校订、新编《全唐诗》的过程中，已对唐集的变貌有了颇多重要揭示，如他的《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等。笔者也曾撰文指出，传世的唐集文本，诗题、题下注、题序之间，实际上存在颇多错乱，其产生的原因即唐写本在后世传抄乃至衍变为宋刻本的过程中，作为题下注释的小字渐渐被抄刻作大字，并最终被羼入大字诗题。（《文本义例视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诗题、题注之复原》）

　　这类问题在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唐代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以近乎“惊人”的程度存在着，然而历来研究者皆未系统地揭示这一问题。加之由于唐集宋刻本的权威性影响力，历代学者尊信宋刻本便是唐集的文本原貌，而不去质疑宋刻本很可能只是将已经讹变的唐集抄卷加以“定型化”而已。此义既明，则文学史上很多问题比如“诗—事”关系、诗歌长题的衍变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辨明义例流别

　　在《〈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钱基博对“集部之学”的几个特性有所论及，分别是“昭流别”“写有提要”“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钱氏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如桐城派古文的体式流变，阳湖派恽敬、张惠言何以与桐城三家不同等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抓住传统文本分析的两个关键词：义例和流别。单篇文本有单篇文本的义例，汇次成一部文集后，又会赋得文集之义例（如集名例、以别集为子书例、压卷例等）。周裕锴认为，“阅读古代文本须知其‘义例’，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一个良好传统”（《通读细读、义例义理与唐宋文学会通研究》）。知义例是基础性的第一步，并可进而通过一些基本的义例通则，发明形而上的义理。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已经积累了厚重的“义例学”成果，完全可以移用于集部文献义例的研究。

　　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对文学史流别承变的透彻把握，也是传统“集部之学”的重要关切。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钟嵘的《诗品》到唐人集序的“述文变”、宋人的“宗派图”，其内在文艺心理与古人重视源流、谱系的文化心理究竟有何关联，在当下仍有值得横向推阐、纵向探赜的空间。

　　激活传统著述体式

　　“集部之学”固有的著述体式是颇为丰富的，但很大一部分在当代的学术环境中已渐销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评价机制对“著作”的界定具有排他性，书名冠以别集、总集的“研究”便是著作，而某一别集、总集的“校注”便不算著作，而被归于古籍整理。回顾百年之前，尤其是学问征实的清代，集部研究成果的大宗便是历代文集的整理校笺，如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等。在这方面，百年来几代学人踵继接力，不断有别集整理的精到之作问世。

　　集部专门著述在四部分类中大都收入“诗文评”一门之中。《文心雕龙》《诗品》之子书体，《本事诗》《唐诗纪事》之杂史体，《六一诗话》之诗话体，最具有代表性。这类著述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尚多有经典著述出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钱锺书《谈艺录》、唐圭璋《宋词纪事》等。在20世纪下半叶，也有多位前辈学人勉力承续，如钱仲联《清诗纪事》，但囿于学风转移、学人根柢不继，此类著述渐渐便成空谷足音了。

　　另外，研究集部并不一定只是援用集部的单篇文本或整部著述的体式（如诗话、评点、序跋），史部的笔记杂著类的札记之体，实际上颇便于记录心得、存留见解。很多时候，古人“集部之学”的单种著述，也完全可以推阐而发扬之，成为当下集部研究的新疆域。傅璇琮主持《唐才子传校笺》完成后，推延体例，又邀约学人撰写《魏晋才子传笺证》《宋才子传笺证》《明清才子传笺证》。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著述体式有别于正史《文苑传》，是专为诗人作传的，循其体例，自然可以扩展到前后朝代而勒为专书。历代“才子传”系列正是在当代学术生态中以传统著述体式呈现研究进境的范例。

　　顾炎武曾论著书说：“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古人未就、后世不可无的著述，其实是所在多有的；循“集部之学”固有的著述体式而从事著作，既可摆脱从论文到论文集这种有些单一的学术成果产出模式，也能站在另一维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承守传统“集部之学”，还要求研究古代文学的学人，应该能够写出工稳、合规的旧体诗文。这在当下看似门槛很高，实际应是文史学者该有的基本功训练。内具文学感悟力，外具文言驾驭力，大约才可称得上古代文学研究层面的“知行合一”。当下，也有学人在学术写作时延续古法。瞥观所及，杜泽逊近年付梓的《书林丛谈》就有多篇文言学术写作，文气颇为从容，如《〈天津文献集成〉序》缕述地方文献的流别，恰得书序文体之旨。

　　总而言之，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隔膜日甚。在鼓励学术创新的同时，也宜给“集部之学”等“旧传统”以空间，并在承守、延续这些“旧传统”的过程中，努力探寻返本开新的契机和可能，这样才可使传统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