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小波；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世强
内容提要：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低估和边缘化。实事求是地研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科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迥然不同的视野，对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基本假定、研究方法等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议题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它深刻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并直接影响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兴起，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新中国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为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超越。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科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经历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第四次大辩论后，现实主义的传统主导地位被打破，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日趋变得多元。然而该学科特别需要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派别之外。本文将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批判西方话语权主导下的学科导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构成和特点
一般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英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由此成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事实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产生与学科前期漫长的知识积累分不开。在理论流派方面，现实主义的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而自由主义的哲学根源来自英国哲学家洛克、德国哲学家康德、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和荷兰国际法专家格劳修斯。
1.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起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论述。马克思针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动态，经常在《新莱茵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评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是马克思论述国际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晚年有大量关于欧洲民族运动、军事问题以及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等方面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世界历史观，并分析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开拓世界市场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造成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状况和民族关系对立，由此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从而共同消灭资本的国际压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立场、世界观、方法论和研究范式。
2.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演进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不断演进的学科。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经历过演变和发展阶段，伴随着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论战。这反映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必须不断调整思路，提出新的应变对策。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宏观理论，都经历过一个逐步成形、接受挑战和不断自我更新，最后走向完善的过程。在理论流派方面，现实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支配了政策制定和学术界话语权；在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主义演化为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重新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峰。而自由主义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理想主义流派；到20世纪50—60年代，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演化为多种流派，从不同角度对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到70—80年代，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理论被引入，用来分析国际合作。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这种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不断理论拓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秉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理论体系。国内学术界针对它的概念界定和内容存在着争议。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世界观来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范式。具体而言，它首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关于世界市场、战争与和平、外交史、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等国际问题的经典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第二，以列宁、斯大林等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其他国家革命家和学者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论述等。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指上述内容，并且认为这种界定是特定的、不能泛化。而郭树勇、王存刚、李滨、胡宗山等众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开放和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广义上，还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等受到马克思主义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3.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复杂并且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内部存在差异，不能混淆。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一种思想相当复杂的理论体系。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与西方传统主流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简单来说，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价值观和逻辑起点。
第一，采用阶级分析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对外政策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必须是以阶级或阶级斗争作为出发点来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和发展趋势。在战争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对立是国家（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根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而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永远消灭战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依附理论采用中心—边缘（或外围）国家的概念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含义，而是阶级概念从国内向国际范围的延伸，体现出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阶级国家概念，世界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国家群体。约瑟夫·奈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非国家中心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反，同时注重从国内政治来分析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主流理论，如现实主义，普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野。虽然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家间存在竞争和冲突，但是现实主义是通过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状况来阐明这一观点的，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认为，当代世界中的国家之所以成为竞争对手，甚至发生战争，是统治阶级追逐更多利润和新市场的结果。
第二，高度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如资本、剩余价值、跨国企业、世界经济体系等要素。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显示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比如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不少国外学者称为经济结构主义。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强调经济基础是推动世界变革的原动力。当然，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因为受到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后实证主义倾向强调分析受到压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反对决定论和经济的首要地位。相比较而言，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政治中军事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占据首位，是高级政治，对经济问题具有支配作用。
第三，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不平等状况。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通过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体现出在国际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揭示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扩张，从而使资产阶级获得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发达国家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而获取剩余价值。在国际关系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视为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思想，或者是激进主义和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正义和平等视为追求人类进步的基本标准。它的最终政治诉求是重建国际经济体系，以实现全人类的经济平等和解放。相比较而言，现实主义关注大国政治、军事同盟和地缘政治；自由主义过度夸大自由贸易对双方的互利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充分重视。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早期偏重于研究战争和国际安全问题。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综合了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多门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还包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众多领域分支。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从经济因素出发来分析国际问题，但是在以上这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家都以非常独到的视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国际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传统核心领域，而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议题多有论述。迈克尔·多伊尔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同列为解释战争与和平的三大范式。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英俄18世纪的外交，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本质。恩格斯系统论述了从战争本质、战争过程、战争前景到战争预测等多方面的战争和军事问题。在晚年，他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相关书信，表达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思想，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采取一致协调的态度和行动，共同揭露和坚决反对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有效地遏制战争和消除战争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是由部落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随着私有财产、阶级的产生，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了战争，阶级社会的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利益冲突。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阶级社会的战争是阶级之间有组织的暴力斗争。他们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思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他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本质及消灭的途径，并对战争的性质、合法性、类型进行了系统分析。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吸取了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和布哈林等人的前期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经典的国际政治和战争理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因为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必将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战争。这些论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案例中得到了印证。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历史和当代国际局势变化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冷战中的美苏两极对峙使权力政治观被广泛接受，现实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同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初期进展缓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剧变直接促成了国际关系另一个重要领域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第三世界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经济问题高度重视的现实依据。现实主义（也称重商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被称为经济结构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主义主要是以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依附理论首先是建立在拉丁美洲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结构主义和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影响。何塞·帕尔马指出, 依附理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多数依附理论学者承认, 依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们的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依附理论起始于一些国际机构和左翼学者就二战后发展问题的反省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首先提出“中心—外围”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这迫使它们的经济深受其害。在20世纪60-70年代，冈德·弗兰克、费尔南多·卡多索、恩佐·法莱图、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学者先后发展了依附理论，以用来描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总体关系。依附理论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或边缘（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而后者受到前者的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中心和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依附理论是一个理论集群：激进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了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穷，呼吁通过激进的方式摆脱这种依附而获得发展；而温和的依附理论虽然承认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但是认为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和国内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获得依附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美国学术界兴起，其主要标志是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沃勒斯坦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借鉴和吸收了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理论体系，加入了半边缘的概念，并且采用了历史分析法，从经济、政治和文明三个层次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变迁和运行机制。同时，沃勒斯坦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将霸权国的兴衰与世界经济的膨胀和收缩(或停滞)联系起来，融合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多个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影响与贡献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是受到马克思主义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彼得·麦克莱伦指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继承和使用了马克思的两个重要命题：一是唯物史观，一是马克思考察社会、政治观念之根源的方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并不断扩大影响，这深刻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发展的时代背景。80—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广泛的新议题、新内容和新挑战。全球治理、文化交流和宗教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国际关系学者在国际环境、国际人权、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呈现出空前的研究热情。随着90年代初冷战结束和美苏对峙的局面消失，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新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及研究方法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国际关系学界对自60年代起行为主义所倡导的定量分析、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产生了反思和不满。这些因素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在80—90年代，无论是在研究议题还是方法论等方面，都面临着重大转折。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或批判思想相关联，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和历史观等不同角度，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客观意义上，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促成了国际关系学在第四次大辩论后走向多元化发展趋势，并为建构主义作为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并且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密切相关。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泛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主流理论进行批判的所有理论，包括以理查德·阿希利、罗伯特·沃尔克、詹姆斯·德里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约翰·拉格、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温和批判理论，以罗伯特·考克斯、斯特芬·吉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以斯派克·皮特森、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生态政治学等；而狭义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专指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社会学影响（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支，它由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创立，后来出现了一大批德裔在美学者，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加拿大学者考克斯和英国学者安德鲁·林克莱特被公认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两位代表性人物。
总的来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尊崇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新发展开创了道路。自从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第二次大辩论后，行为主义把统计学、经济学、博弈理论、沟通理论，以及系统社会学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研究，使得观点调查、模拟博弈、统计分析、模型构造等定量分析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实证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客观的外部现实，主体与客体的明确界分，以及价值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认为，知识不论是从伦理上、政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不可能中立的；所有的知识都反映出观察者的利益；所有的知识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有偏见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而提倡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第二，以考克斯和林克莱特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继承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主义的思想，充实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考克斯和林克莱特至少在三个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并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首先，强调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将理论和理解嵌入价值观和利益框架；其次，作出了解放性政治的明确承诺，他们想要揭露全球政治中压迫和不公的各种结构，以推动个人或全体自由事业的发展；最后，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中政治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系，以此增加更具包容性、甚至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政治认同概念的可能性。考克斯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不仅以军事优势的术语来分析美国霸权，而且以其所代表的世界秩序产生的广泛认同的能力分析美国霸权。现代新葛兰西学派强调以强制与同意相结合的方式运行的程度，强调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
第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动摇了西方传统主流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引发了一大批带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涌现。它们或多或少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方法论和批判思维，对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和议题进行了崭新的解读，这使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建构主义兴起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后实证主义理论，并被接受成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得以丰富充实。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铁托、胡志明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革命家关于国际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政治路径中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制度设计，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国际问题分析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意义，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同时，它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根据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把在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党和国家的外交经验，提出了很多指导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针对国家间共处、合作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阶段是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在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发展”“睦邻友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外交思想，为国内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等外交理念，为中国反对美国的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促进国际社会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相连。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经历重大调整。一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经验借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设立等举措为世界经贸合作开辟了新的合作共赢模式，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到普遍欢迎。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此起彼伏，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调节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课题。除了领土争端、战略博弈、经贸纠纷、人权争端等传统议题，网络安全、知识产权、海洋权益、极地开发、太空竞争这些新议题又接踵而至。在这些国际背景下，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概念、新理念和新制度设计。这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认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是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与时代和平潮流相背离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思维定式，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它是针对新时代国际社会互动模式的全新思考，体现出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度反思、批判和历史性超越。习近平外交思想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强调尊重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所有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国家之间要合作共赢，反对以争夺权力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西方思维。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新的思维方式，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之间形成新的互动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具体来说，中国倡导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要通过平等协商处理问题，坚持对话解决分歧。在安全上，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根基、独特的视野和分析方法，而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它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发展。本文侧重结合五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9世纪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的论述，特别是他们关于国家主权、战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精辟分析，以及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第二个时期是由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与安全领域的国际政治理论成就；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深远的影响力；第四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动摇了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促使国际关系理论走向多元化发展趋势；第五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制度设计，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国际局势发展的新态势至少存在三个因素，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实践价值：第一，在新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分析方法，以及对多维度全球综合治理等问题的关注，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研究深入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环境、全球治理等新兴研究领域，很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因为过多依赖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束缚了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更新，同时也制约了对当前涌现的国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当今时代，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正处于重塑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难民问题、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和债务危机、恐怖主义、环境卫生等问题，都迫切需要采纳多元的分析视野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给予解答。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生态保护、全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等众多国际新议题中，都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第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并且呼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这符合当今世界局势发展的总趋势。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严重的危机。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这些都迫切要求全球治理理论进行新的革新，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思想能够为全球经济体系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态势，在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创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格和魅力，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中国的外交需求推动了外交理论的创新，中国外交实践与学术界的联系愈发紧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正在形成壮大，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领导人和学者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国情，总结了一系列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新理念。相关成果对于中国在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又妥善化解来自外部的各类风险和挑战，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然蓬勃发展，将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起到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思想发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
[2]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Paul R.Viotti and Mark 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12.
[4]Scott Burchill,Andrew Linklater and Richard Devetak,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Macmillan Education UK, 2013.
[5]Richard W.Mansbach and Kirsten L.Taylor, Introduction to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Routledge,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