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理论和方法

　　作者：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　陈志瑞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为研究对象，时间空间和内涵外延等都比较清楚。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中，凡事既受国际态势影响，更受国情民风制约。目前，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冷战国际史研究等概念范畴加以比较辨析的讨论。显而易见，就研究对象、过程和方法而言，这些概念都是相关的，联系比较紧密、相互交叠，但笔者欲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自有其禀性和特质。

　　国史是正史，涵盖内政外交，外交史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但编撰国史的宗旨主要还在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总体上是服务于内政的。如果将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视为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内涵、外延则必然有所限定和延伸。外交史研究更看重国际互动和对外关系，这就进入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场域，其权力、制度、规则和规范的制约与影响也就得以凸显。国家大小禀赋有别，国际关系跌宕起伏，这也是为何外交史研究很容易突出差异和张力的根本原因。类似概念还有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它很贴近 “当代中国外交史”，但其实有别。在中共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之间，同样需要作一点辨析说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对于中国外交也不例外，但从政制法理上说，外交首先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和事务，党的领导是通过这个规定和过程来体现的。政党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很重要，很有中国特色，但也必须在外交的总体概念和框架中理解与把握才能得其精要。所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很多研究纲领、主题和目标都可以是一致的，但各自又都具有广大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空间，各具鲜明特色。

　　冷战结束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美欧蔚为风潮，也在中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既显示了历史研究的本分，也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学术视野和交往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冷战国际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堪称强势的纲领、范式、话语和方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受到深刻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充实过程、加强交流、提升影响的发展中，冷战国际史研究颇多助益，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勃兴的思想学术背景。换个角度，鉴于中国以及中国外交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话语、观点和风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领域中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与地位。然而，即便仅从学术思潮的背景着眼，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应该有别于冷战国际史研究。

　　一、主题: 超越 “冷战国际史”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历史的来龙去脉与因果关联。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外交史及其研究都同样体现为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过程，所以有诸如“革命外交”“发展外交”之谓，以区别和突出不同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特征，如今则要不断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但是，如何发现和展开对这些主题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形成不同基调和风格的研究方向，则需要所谓 “研究范式”的观照与把握。改革开放之前，要说有一点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话，其研究范式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内强调 “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以 “反帝”“反修”和 “世界革命”为主线，深受 “左”的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正如中国物质建设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严格来说，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才开始成形生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其根本的力量源自中国自身，亦即当代中国实力和财富的累积、制度和规范的改革、知识和观念的更新、交流与对话的延展等要素，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从中不断得到支持、涵养和激励。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受到国际学术思潮和范式的影响，其荦荦大者即冷战国际史研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率先兴起于美欧，而扩散流布于世界，究其根本在于当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波及全球范围的，巨大遗产和深刻影响于今不绝，以致不时发出余响，比如当今日渐复杂的中美战略竞争就曾被冠以 “新冷战”之名。然而，美国与苏联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长期竞争和对抗构成那个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冲突，也规定了此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主题和叙事，影响和塑造了其研究范式和议程。在冷战时代，中国牵累其中，新中国外交的开启和走向以及挫折和新生，都由外而内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交集、融汇是势所必然的，从推动现当代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研究和书写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范式并未改变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其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以及理解和比较的结构、镜像与维度。它一方面打开了研究者的思想和理论视野，增进了研究的资源和手段，但与此同时，以它为参照系，也挪移了研究者的位置和姿态。面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那些差异和张力、际遇和差错，研究者似乎必须更多保持审视的距离，变得冷峻严厉起来，作出客观冷静的梳理、剖析、揭示与批评。从学术研究和交流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应分的、需要的，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叙事表达以及形诸笔端的基调和情绪。然而，冷战已成过去，冷战不过半个世纪，而民族国家的建构、世界大势的演进，将是更大尺度、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尽屈辱艰辛，从救亡图存到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发奋图强”是一以贯之的前进方向和民族精神，且于今炽盛。以此观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大体就是研究中国从 “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时空进程，这也更加符合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众多民族国家先后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和心路历程。在冷战时代，这个历程备受干扰和磨难，但并未中断，更未终止，而是黄河毕竟东流去、奔流到海不复回。换言之，即便在冷战时代，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富强民主，实现现代化，也始终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宏大主题和主导范式。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需要超越冷战国际史的研究范式。唯其如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才会变得更加包容温润、平衡理性，更多 “建构”而非 “解构”，更多理解和同情，才可能在大道中脚踏实地、励志创新。超越，不是否定，更不是隔绝，而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吸收包容，在平等的理解和交流中更好地发展自身，进一步突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特色和优势，提升参与包括冷战国际史研究在内的国际思想和学术对话的品质与能力。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叙事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单纯而朴素的，简单来说，就是 “言之有据” “言之成理”。历史叙事讲究细节、追求真实，运用丰富权威的史料，把特定事件和过程还原清楚，进而作出提炼和总结，文本就算圆满。然而，现在这个基本的史学传统却不大够用了。世界的物质化、技术化嬗变降低了人文学科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直接功用，数字化环境下一般历史知识的“碎片化”传播削弱了史家甚至正史的知识权威，专业研究的细分化趋势以及考核评价竞争也挤压了研究者自主自在创作的空间和心境。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其情形也大体如此，令很多从业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深感困惑和焦虑。

　　在最近几年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区国别研究正当其时，而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公认为一条改进和提高的路径。那么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指何方、该当何为? 既为跨学科，就跨到了史学之外，有些不得其门而入，学科领域茫茫无涯，理论方法多如牛毛，更遑论相关知识背景。在笔者看来，目前可用者大体两支: 其一为国际关系理论，其二笔者称为 “社会外交”路径。在一般意义上，国际关系和外交意味着不同指向而又密切关联的两个层面。外交是由内而外的，进入、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时空并及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至全球秩序。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国际关系正好相向而行，大体是由外而内的，在日复一日、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和互动中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这一点其实已是常理，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众多文本中，国际关系大势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宏大背景、场域和出发点，文本结语也往往回到国际关系的背景叙事之中，也就是研究思考的“深化” “升华”。然而，研究者容易习焉不察的一点是历史研究重在纵向梳理，而国际关系律动多在横向延展，相关研究也尤重现时、断面的铺陈和剖析 (不是没有历史和时间维度，而是常常被遮蔽或忽略)。纵横驰骋，很可能擦肩而过、从此江湖，也可以交汇聚合、并辔而行。所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借重，并非要放弃历史叙事，而是恰当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概念，限定或形成历史叙事的框架、角度和方向，聚焦在历史和理论交汇的那个重要节点，从而彰显研究文本的主题和新意。这种结合有时是比较显性的、张扬的，更为概念化、结构化，但有时理论又犹如巨大的冰山，藏在深海之下，而文本的境界和意义反而更高更大了。下面试作一些情境分析。

　　众所周知，如今中美关系紧绷，问题状况不少，国内舆论也是见仁见智。假定主流舆论认为中美关系由竞争而冲突甚至难以收拾，有论者根据国际关系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力陈中美两国其实相互依存度很高，共同利益很多，颇有转圜的余地和途径，那么这种立场观点至少会起到对冲平衡舆论的作用，甚至有助于避免两国之间面临重大风险和危机。又假定中美关系高歌猛进、发展顺利，此时又有论者基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而振臂一呼，分析美国对华友善只是出于其根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意在腾挪转进以图后手，中国务必保持清醒和警惕，同样会起到振聋发聩、良药苦口之功效。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出于种种考虑，并未凸显不同理论之底格，但显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张，即不仅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会形成历史和理论的有机结合与融通，自是高人一筹。再举一例。多年前，笔者主编的《外交评论》曾接受一篇来稿，研究 1977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来稿是一篇典型而又常见的历史研究文本，材料扎实丰富，且有新的挖掘和发现，论述清晰条理，归纳总结也比较到位，但从《外交评论》的风格来看，来稿的欠缺也很明显，有点就事论事、平铺直叙。于是，编辑部联系作者，建议依据事件史实，抽象、提炼而将其 “概念化”。这当然是一个为难且有风险的过程，因为不能无谓拔高，“为赋新词强说愁”，既要妥帖又要有深度、有新意。几经商讨斟酌，编辑部提出了 “战略试探”的概念，实际上是运用国际关系的信号理论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且据此调整和完善历史叙事。

　　迄今，我们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 “包装”或 “嫁接”，因为中美之间类似的战略试探时隐时现，其外交功能和影响不容忽视。对类似来稿同样进行 “概念化”处理的还有讨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的一篇文章，使用了 “战略框架转换”等概念。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思潮兴起，它尝试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充分吸收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观，同时秉承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和对外政策分析的传统，结合体系诱因与国内政治，力图在体系、国家和个人等分析层次之间架设桥梁，将决策者的认知、政府能力、官僚政治和政治文化等新变量引入解释框架之中，构建一种跨层次的对外政策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则有意将理论的严密性、论题的政策相关性和材料的丰富性三者平衡结合起来。新古典现实主义已被广泛用于解释美俄 (苏)中国等大国的外交决策过程，着力探讨大国的大战略、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结盟偏好以及危机管理等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是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一论断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奋斗和崛起，也足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共鸣。或许，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三、“社会外交”路径

　　笔者在此提出 “社会外交”路径，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其实在国际关系学界，“外交”的限定语一直有增多趋势，不少广为通用，比如“首脑外交” “经济外交” “公共外交”等，但有些概念提出来似乎只是应一时之需，却未必严加推敲、合乎理据 (如 “高铁外交”)。举凡新概念都需要抽象、萃取而类型化，既要难以替代，更要具备包容性和概括力。与 “社会外交”类似的概念有 “文化外交” “科技外交”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都从外交的主要内容出发，又不在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显示外交范畴的扩大与回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从 “秘密外交”发展到 “公开外交”，之后其行为体、渠道、领域以及方式方法逐渐扩大、外化，迎合了外交为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趋势。在当今世界，“大外交”更体现出显著的社会化特征。外交范围的扩大、层次的回落，并不意味着它就降尊纡贵、各自为政，外交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中央政府对外的一项主要工作，最重大的决策和安排仍在中央政府、国家首脑，但诸如 “公共外交” “文化外交”等概念也的确反映了现当代世界特别是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商品、人员与信息等要素流动的频度和强度。

　　在这个意义上，外交是势必需要大规模社会化的。而比较之下，“社会外交”很显然更具有独特性和包容性。当然，“社会外交”也很容易泛化，所以即便有些学理价值，笔者也宁愿只将其视为一种研究路径。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这一路径是近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在主流叙事之下，一些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不辞辛苦，爬梳各种来路和层级的档案文献，写出了不少既规范扎实又别开生面的力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开掘突进首先并非出自史料的积累，而是视野的打开和观念的解放，因而———笔者常戏言———找到了伦勃朗的 “那束光”，照亮了盈积满屋的那些史料和素材，产生了新的研究主题、表达方式和写作冲动。比如，在《外交评论》发表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作品中，有两篇文章是专论冷战时期中国接收和培训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习生的，尽管它们仍被置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叙事框架之下，但也以一种回望的方式，尝试运用 “公共外交” “技术援助”等概念和路径加以重新解读与诠释， “社会外交”的意涵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从中还可以体察到进一步延伸生发、建构多元叙事的可能性，因为它回落到一个省市、一家工厂的层次和场域，触摸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对非援助这一研究主题的扩展和深化更值得引起学界关注。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对非援助形成了一个不断延展的主题集。它一直是中非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中非关系发展变化、中非相互支持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断、丰富生动的历史写照。在前期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对其缘起、发展以及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梳理与把握。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学术思潮的变化，这一主题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非关系的主题下，对非援助的案例化可以视为整个中国对外援助以及对非外交历史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蒋华杰的博士论文《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 (1960—1978)》 (华东师范大学，2014 年) 就重点探讨了从 1960 年到 1978年间，参与全球冷战的新中国如何以自身民族国家解放和社会经济重建经验，通过规划和实施涵盖军事、工交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一系列援助项目，力图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影响非殖民化进程中的非洲国家的历史。

　　对非援助在冷战国际史范式下被建构为中国对非 “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这一文本中，对非援助也被进一步细分，具体到 “社会外交”的不同维度，因而蕴含了进一步拓展研究观念和视角的可能性。实际上，近年来对非援助研究的确出现了下沉、回落到 “社会外交”层面的态势，突出表现在对援非医疗队以及农业援非的研究当中，如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历程，就构成研究“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背景和进路，旨在 “反思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和难以持久的原因，并探寻进一步改善援助效果的方法”；也有研究者重点关注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和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工作与生活的角色；等等。可见，“社会外交”路径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写作潜能。而要充分展示这一空间，挖掘各种潜能，就需要我们自觉更新研究观念和路径，就必须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举凡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谱系以及医学等各种实用科技知识，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从而构成对既往历史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的巨大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学术热忱和专业努力。

　　四、理论自觉与 “理论化”

　　看来，在当今这个时代，即便从事历史研究，以其为志业，若没有几把理论和方法的“金刚钻”，是揽不好这个 “瓷器活”的。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论素养，重视并恰当运用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独辟蹊径、推陈出新的重要途径。同时，研究者也要注意不能膜拜理论，将其神秘化。理论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切不可耽溺于理论的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而沦为理论方法与经验案例各说各话、捏不到一块的 “两张皮”之讥。对于大量中观和微观理论，研究者不妨带着批判的眼光借鉴取舍，而对于理论范式，其实说到底取决于研究者的人生阅历、知识涵养和思想识见。

　　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现状，比理论更重要的是理论自觉和 “理论化”。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演进来看，上文所论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和 “社会外交”路径，也合乎当代史学研究 “空间转向” “文化转向”等所谓 “史学革命”的大趋势。历史学家跳出传统叙事，尝试运用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模式，这些模式 “建立在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努力超越宏观史与微观史、结构与事件、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它们既体现在全球史研究之中，也表现在诸如 “语言学转向”的 “新社会文化史”范式之中。而仅依据上文所列举的部分成果，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不断增强理论意识的努力，尽管对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运用还显得比较粗浅简单，离高度的理论自觉尚有差距。概言之，理论更多地以 “理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提供进入和揭示研究主题的背景、框架和角度，重新梳理和汇聚文献资料的意向，影响以至重构叙事的节奏和细节，当然也期待并检验新的假设和观点，它甚至就高度浓缩在文章标题的概念、短语及其逻辑关系之中。“理论化”还不是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论。

　　自希罗多德写《历史》、司马迁著 《史记》，不论 “求真存疑”，还是 “实录、信史”，求真求实不啻为东西方殊途同归的史学传统，也道出了治史的根本。然而，《历史》旨在作范垂训、道德教化，《史记》志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说明治史无法回避主观性、情感化的识见和表达，史学的主客观关系由此成为历代史家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主题。显然，历史是不断被我们所认知和建构的，因而历史叙事无法脱离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在恪守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夫子之为“春秋笔法”，今人所谓借重理论，都不过是结合、融通真实和识见的方式与途径，是史家不断获得与时代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必然选择。求真求实、实事求是，规划了诉诸理论和 “理论化”的边界，也不断考究着研究者吸收和运用理论方法的原则和能力。诚如李新先生所论，“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进而言之，真实是理论的理论、方法的方法。在真实面前，那些理论和方法不过是 “锦上添花”罢了。真实，这的确关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