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匠》对民间艺术的深情凝视

      传统民间艺术在今天的命运，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和评价？这不仅事关文化保护，也在文艺创作中被高度关注。几年前，吴天明导演通过拍摄影片《百鸟朝凤》，对唢呐艺术的衰落表达出深深的留恋和叹惋，对快速吞噬传统艺术的新的娱乐形式、审美趣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对传统艺人的艺术造诣、精神世界不吝赞美之情。

　　纪录电影《书匠》，则以陕北说书文化研究者、说书传统守护人曹伯植的采访过程为线索，以说书艺人张成祥、张斌及其他盲说书人的演出情况、生活现状为主要内容，有着更为开放包容的历史观。说书，在陕北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与乡土音乐相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其表演主体常常是盲人，内容则往往以长篇神话故事或者文学、戏剧经典为基础，使用琵琶或三弦及其他伴奏乐器自说自唱。在说书艺人的传承体系中，书匠拥有“天赋”的“神权”。就像影片《书匠》所呈现的那样，在今天的农村，人们为了“还口愿”，还是会请盲书匠去担当“请神”“送神”“谢神”之职。他们在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备受尊敬和爱护。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娱乐方式多样化，说书艺人的命运遭遇了历史性的转折。

　　影片《书匠》主要人物之一张成祥的生活状态和演出状态，正是盲眼说书艺人在今天的缩影。根据影片的介绍，他和说书人康明义都是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中的人物原型。在史铁生的小说中，老瞎子花费50年需要弹断1000根琴弦才能打开的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面对这张白纸，老瞎子终于领悟到，说书人的命就在琴弦上。也就是说，弹响了琴弦，说书人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史铁生对于一老一小两位盲眼说书人的生命及艺术实践之诗意性描述、寓言性解读，让不少读者记忆犹新。然而今天，当盲眼艺人依然努力地想要弹响这些承载着他们艺术和生命的琴弦的时候，这些琴声，却没有了基本的听众。即便是在原本最喜爱听书的陕北农村，许多人也会选择流行的娱乐方式。

　　在影片《书匠》中，盲艺人张成祥和道情戏演员贺四及其团队之间围绕表演机会所发生的争执，其实就是观众的选择所造成的。主办单位同意张成祥和贺四的团队通过比赛决定谁拥有演出机会。张成祥的琵琶说唱，败在了趣味、风格均比较贴近当代观众的道情戏。然后，曹伯植先生端着简单的饭食递给张成祥，而他坚决不吃；一双属于失明者的根本无助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没脸吃饭”。这时候，纪录电影的魅力彰显了出来，它勇敢面对了历史演进的残酷，见证了古老的曾被赋予“高贵”之品性的审美形式，被历史车轮碾压的令人心碎的瞬间。

　　如果说，《命若琴弦》记录了在焕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时代，盲艺人的生命与说书艺术间的依存关系，那么《书匠》中的张成祥，则代表了作为盲艺人生命载体的琴弦，已经失去弹奏机会了。琴弦已经不能承载盲艺人的艺术生命，而他们的肉身，也在衰老和病痛中迅速凋零。——几个月后，从春季庙会到秋冬季节，张成祥因为冬季取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镜头不仅纪录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而且对活跃在今天的青年一代明眼说书人、其他表演形式的民间艺术家，都投射了发自内心的肯定、关爱和敬重的目光。——影片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展示了志丹县的明眼说书艺人的聚会。音调的高亢优美、着装的光鲜亮丽、表演形式的活泼丰富，以及艺人们对于今天和未来的笃定信心，都能令观众感到欢乐；而曹伯植先生所带领的几位盲艺人，走在广袤的原野上，走在高远的蓝天下，快意于自己尚且能够享受艺术和生命的人生。他们与天地共存的行走着的形象，更是蕴藏着巨大的审美感召力。这种悲剧性的审美存在，与史铁生笔下传统艺人所彰显的象征性和寓言性特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书匠》拥有一种既能珍惜历史，又能面向未来的开放、包容、发展的历史观。

　　近年来，导演曹建标通过拍摄包括《桑洼》《红事》等与陕北民俗文化相关的系列纪录电影，不仅在文献意义上保留了陕北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的鲜活存在样态，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拍摄经验，打磨出适合于讲述陕北故事的电影语言。这些影片，不仅饱含着导演对于本土文化的深情厚谊，而且包含着他为真实素材寻找合理叙事逻辑的艺术家的匠心。

　　在影片《书匠》中，曹伯植先生与老艺人、青年艺人的交往，都在构建一种鲜活生动的艺术家之间的情义。曹伯植先生被称为陕北“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近年来花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陕北地区民间文艺的保护和传承，成果丰硕。在影片中，他时时处处满怀深情地凝视着遭遇生存困境的陕北盲说书艺人的一言、一行、一说、一唱，甚至是一餐、一饭、一饮、一宿，其情其谊，令人动容。他的形象和言谈行止之处，也带动和启发着更多关注民间文艺的人们加入保护、传承、研究的队伍。所以我们说，《书匠》这部纪录电影，体现了创作者、剧中人对于正在消失的传统艺术形式和盲艺人，对于正在勃兴的新型民间艺人的深情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