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的抗战小说《中国野人》解读

文 / 【日本】盐旗伸一郎 著 李光贞 译

　　中国作家房伟的小说《中国野人》，取材于中国农民刘连仁的故事。战争期间，在日本政府侵略政策下，山东人刘连仁于一九四四年七月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挖煤，后从煤矿逃出。一九五八年二月，在严寒的雪山上，他被当地居民发现。《中国野人》就取材于这段历史。

一 、作品背景——刘连仁事件

　　一九四二年，为弥补后备兵力，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引入华人劳务者”法案，大量强制掳掠中国人到日本干劳工。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走在路上，可能会被突然地劫掠，押上船，带到日本。这些中国人像奴隶一样被强制劳动，备受虐待。被强制带到日本的中国男子约有四万人，刘连仁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七月，刘连仁隐藏在矿山厕所，后从粪尿池中成功脱逃。逃出后，他一直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近十三年间，辗转藏匿于北海道地区的深山。当年主导通过“引入华人劳务者”法案的主要负责人岸信介(时任工商大臣)，此时已就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政府拒不承认强制刘连仁为劳工的事实，反而给刘连仁冠以“不法入国、不法逗留”罪名，刘连仁被迫开始了与“抹杀事实”之人的新的战斗。

　　二〇〇一年，针对刘连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全额赔偿。刘连仁没有等来判决结果，他在判决下达前一年去世。后来，东京高级法院的判决发生逆转，判决刘连仁因放弃上诉而败诉，同时认定作为国策的强制掳走、奴役劳工为事实(“裁判诉求权失效”，不意味着个人诉求权力消失)，二〇〇七年的最终判决，上诉人与承认该事实的部分企业，达成对受害者谢罪与和解的结果。

　　刘连仁的主要诉求，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与人生意义，其主要内容是强制劳工、战时暴力、强制收容等重大人权侵犯问题。他的诉求继承了“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做出决定，牺牲被害者个人权利”这一国际人权法基本精神。今天，这一严峻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刘连仁生前，对于夺去他平静一生的日本，并未有憎恶之语，他说道：“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情，是结交了具有正义感的日本朋友。”c必须提及，这一话语，作为刘连仁不屈抵抗的明证，也传递给了很多“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的后代。这些日本人，对侵略战争感到悔恨、反感，进而支持刘连仁。日本征用韩国劳工和慰安妇，这些事件已基本有定论，但对今天从外国大量“输入”廉价劳动力的日本来讲，我们会首先想起“刘连仁”。

二、与刘连仁有关的主要书籍

　　最早面世的关于刘连仁事件文学作品，是他还健在之时，在中国出版的，欧阳文彬所写的《刘连仁》(新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三好一翻译的《洞穴中藏身十四年——中国俘虏刘连仁的记录》(新读书社)在日本出版。之后该书出版两次，书名也有变化：《洞穴中藏身十四年——被强行掳走的中国人记录》(三省堂，一九七二年)、《洞穴藏身十四年——被日本强行掳走的中国劳工刘连仁的逃脱记录》(新读书社，二〇〇二年)。初版中的“俘虏”一词指军人，被绑架的民间人士虽然穿上军服却只是为了伪装。初版发行时，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后来，茨木纪子撰写的《刘连仁的故事》(《镇魂歌——茨木纪子诗集》，思潮社，一九六五年)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后相继又出版如下几种书籍：野添宪治的《刘连仁：洞穴中的战后—中国人与强制掳走》(三一书房，一九九五年)、早乙女胜元的《从洞穴到洞穴的13年——刘连仁与强制掳走》(草根出版会，二〇〇〇年)、森越智子《活着——刘连仁的故事》(童心社，二〇一五年)等。中国方面，二〇〇四年，秦忻怡《野人刘连仁》(黄河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莫言的小说《人与兽》，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祖父在北海道逃亡故事。该小说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后改名为《野人》，成为《红高粱》的第七章d。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也可读到这个故事e。

　　《中国野人》(《青年文学》二〇一六年第二期)，是房伟的“幽灵抗战”系列作品之首部短篇小说。该小说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位列短篇小说第五名，获得紫金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中国野人》的特点和意义

　　房伟的《中国野人》，与以上有关刘连仁的书籍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故事的讲述从北海道雪原开始。小说首先从介绍北海道入手，从北海道出发，“坐船七天，才能到达青岛，再坐车三天才好不容易到达山东高密县”，对“野人”回乡行程做了简短介绍。这条道路，与其说是十四年间，“野人”片刻也不能忘记的、连接希望的遥远回家之路，倒不如说是另一条反方向之路;那是一条拖拽他去“地狱”的、令他充满痛苦记忆的路。但是，作者将小说开头视点，置于北海道茫茫无际的雪原之上。第一节，首先以“很多年后，垂垂老矣的野人，思绪还经常回到那片人迹罕至的雪原”开始了故事的讲述。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积雪与地下水、粪尿的臭气、疾病、腹泻，恐惧着来自人与野兽的袭击，在“长长的冬眠期，黑暗的洞穴，野人坐着”。“野人坐着”的持续静止状态，就像“盲人幽闭一样”，令人联想起无限的时间。这个时间中，“野人”反反复复想起的是一个个过去的场景，故乡怀孕的妻子及未曾谋面的孩子。

　　二是“野人”的匿名状态。作品中的“野人”，自始至终被叫作“野人”，只有一个地方——惠比寿屋旅馆的渡边老板叫过他“刘君”，但始终没有出现“连仁”这个名字。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用出现名字，也可以认为该作品中的“野人”，并非作为一个个体的肉体出现，作品将焦点投注在了其精神和灵魂上。

　　三是逃走动机的发掘。日本人不让劳工吃饱，每天让他们长时间劳动。劳工饿得头昏眼花，干不动活，就会遭到殴打。如果死去的话，无论是病死、饿死，还是事故丧生，全部都被扔到很深的洞穴中。同被掳到日本的同伴，即使被殴打致死也决不允许捡拾他们的尸骨。于是，“野人”决意逃走。对他的心理变化，森越智子曾有过论述：“我们为什么挖煤炭?我们为谁来吃这样的苦?挖出的煤炭，埋葬了同伴。这如同为自己挖坟墓一样。拼命挖出来的煤炭，全部进入日本人怀抱。日本人再利用这些煤炭，屠杀更多的中国人。我们不吃不喝，咬紧牙关劳动，别说填饱肚子，干的简直就是杀害自己伙伴的事情。”f房伟的这篇小说，更加细腻地写出了野人的心理变化过程，表现了他的生存意志。

　　四是省略了救“十鼻”的情节。一天，饥饿难忍的“野人”偷吃了日本人的剩饭，被监工十鼻打断了两根肋骨。但是后来，野人却以德报怨，救了十鼻。森越智子的纪实文学写了这个细节：“一块巨大的石头发着巨声滚落到两人面前。千钧一发，如若不是刘连仁拉了十鼻一把，十鼻的头就会完全被压在巨石下。十鼻的命是刘连仁救的。那天开始，十鼻再也没有殴打过中国人。但是，没过几天，突然看不到十鼻了，据说他被派往了战场。”g《中国野人》中没有这段描写。也许，作者为了凸显野人坚韧顽强的反抗，省略了这个细节。

　　五是对于野人逃亡过程中复杂心态的描述。房伟的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野人逃亡的心理变化。看到村子里男人多起来，“野人”想也许战争已经结束。如果他走出深山，与日本人一起，在北海道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度过后半生，也是一种选择。他这样想着，又想到忘掉这样的深仇大恨，怎么对得起父母和妻子?他羞愧得甚至脸上冒出火。田地的小屋，他震撼于女性衣服的味道，面对昏过去的、“露出白皙脖颈”的女人，他感到燥热。这些基于文化与生理特质的描述，都很真实。这种复杂心态，也使得他对日本的工具、动植物有亲近感。洞穴中的生活，使得他渴望与人类交流。他给工具都起了名字，对动物、植物也抱有爱心。虽然他在异国他乡遭受这样的苦楚，但工具、动植物是无罪的，他热爱这些物件。

　　六是同情冻死的黑颈角百灵，但没有过多涉及自杀事件。“野人”绝望于无人知晓自己悲惨的命运，一只冻死的鸟儿，让他的心里产生了悲剧共鸣。数十天昏睡后，他被日本猎人发现。在“命运的分界点”，他立下誓言：“一个人死，很容易，但活下去，不容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要活下去。哪怕在难以存活的地方，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他活着不是为这些。他要活到回家的一天。”而其他版本书籍，均有他意欲自杀的描写。这篇小说，对他曾自杀的情节一笔带过，却更突显了野人令人震撼的顽强意志。

　　七是小说描述了野人回国后的，“大跃进”运动的时代氛围感。这也使得野人的故事，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意义和深邃的文化反思性。期盼“野人”回国的，有他的妻子玉珍、儿子，还有“大跃进”热潮中的祖国。十三年间，故乡发生巨变，中国发生巨变，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撤出朝鲜，金门爆发炮战，赫鲁晓夫就任苏联总理。这一切，似乎与“野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冒着黑烟的高炉下，一群群中国人像蚂蚁般忙碌，将铁锅、门鼻都投进高炉。“野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为赶超美国苏联的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看到惊慌失措逃走的麻雀，“野人”想起在雪原冻死的黑颈白灵鸟。然而，想到救自己回来的祖国富强起来，他又觉得是好事。

　　故乡人把他当作英雄，但没人注意，这个从日本回来的“野人”，喜欢下雪时独自行走在村外荒野。洞穴中和他生活过的工具“老朋友”已经衰败，但仍然能用，北海道的风雪在它们身上留下伤痕。但风雪也令他想起日本食物，想起温柔对待他的女服务员“美惠”，以及北海道的雪。后来，出现了一种说法，他的归来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外交胜利，应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野人”对赞美之词表示感谢，未有索赔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多次拒绝承认他的存在，使他十分愤怒。他为了给死去劳工讨一个公平，坚持数十年与日本政府打官司，二〇〇〇年，日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对他进行赔偿h。那年秋天，“野人”离开人世。该小说第六节，房伟描写了“野人”回国后，对日本的怀念之情。刘连仁曾说过：“与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交往，“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事情”。苦难与回忆，会令痛苦格外深刻，也会让美好的情感更加动人。这与刘连仁的“一生”恰巧重合。日本政府曾经想抵赖他们有过这样罪恶的国策;但是，无论什么政策，在“活着最好”的信念下，都未能夺走刘连仁的生命。对“野人”来讲，支撑着他唯一“活着的意义”，就是有和他一起走下去的人。这是远比国籍更重要的东西。对祖国发自肺腑的喜悦，与作为个体的历史陌生感，与十三年之中对“雪”的柔软记忆，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性描写，体现了作者令人喟叹的文字力量。

　　时至今日，日本与各受害国之间，战争责任与和解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相对于“反和平之罪”“反人道之罪”那样“绝对的邪恶”，从对立位置的正义感出发，实现高层次的民族精神的理解交流，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也并没有做得十分成功。目前，尚无良策之际，即便是为了达到“微小”的和解，也需要每个人越过国境的壁垒、对他人的境遇和心境进行“感同身受”的想象。这是不可或缺的。房伟的小说《中国野人》，生动地直指人类心底的迷茫烦忧，追求民族正义，也追求民族和解，对弱者给予深切同情。他的作品，完全迥异于中国之前的“抗战文学”，对中国与日本的读者来说，都有很多启发。希望那些只爱自己国家而不爱邻人的人们，多读读房伟的小说。

注释

　　a 原载《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第32期 ，2018年12月。

　　b 2017年9月16日，日本驹泽大学召开第311次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例会，盐旗伸一郎教授以“房伟的《中国野人》《杀胡》”为题发言。这是房伟的小说第一次进入日本研究者视野。本篇论文，即为盐旗伸一郎教授在该发言基础上整理成文。

　　c 森越智子：《活着——刘连仁的故事》，童心社，2015年，第225页。

　　d《莫言文集卷一·红高粱》，作家出版社，1994年。

　　e《莫言文集·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2012年。

　　f 森越智子：《活着——刘连仁的故事》，童心社，2015年，第70页。

　　g 森越智子：《活着——刘连仁的故事》，童心社，2015年，第63—64页。

　　h 实际上，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在2001年7月。该作品对“野人”的去世与下达判决的顺序颠倒过来，避免了“野人”没有听到一审胜诉判决而去世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