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坐下》：迎向浪漫消逝的时代

　　当刚读到“今年最兴的剧是《还珠格格》时”，我还对为何《我只想坐下》的作者张天翼要将一个火车故事设置在20年前心存疑惑。直到读得渐入佳境，我才意识到20年前的火车和当下的差异：20年前没有高铁和动车，少数大城市才有机场，绿皮火车是大部分中国人长途旅行时的惟一选择。相比之下，在中国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高铁里程、飞机直达部分县级市的今天，人们因选择乘坐飞机、高铁、动车还是绿皮火车而被细化分割在不同的空间里，交通工具的差异将不同阶层的人群彻底隔离。20年前的火车所汇聚的人群阶层要比20年后广泛得多，也因此更为强烈地浓缩了社会中的人情百态。

　　《我只想坐下》讲的是，20年前，女大学生詹立立坐无座火车回家，一路上既有富裕的女同学孙家宝让出座位，也被大汉抢走座位。詹立立在拥挤、无聊、漫长的旅途中对于长相英俊的男列车员心生浪漫幻想，被邀请进入乘务室休息，甚至有了看似推心置腹的密谈。只不过，突如其来的优待背后是男列车员不怀好意的觊觎。受到骚扰的詹立立在心理挣扎后选择忍受。20年后的她在重述这一经历时，称自己不过是“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

　　小说充满了性别寓言的味道。詹立立为之奋斗的“座位”，象征着女性为了获得社会位置所要付出的艰难努力。一开始，詹立立之所以没有买硬卧票，是因为重男轻女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詹立立的无座票隐喻着女性较之于男性在起点处的落后，她的“无座”和孙家宝的“有座”也影射着不同阶层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差异。接着，孙家宝下车后给詹立立留下的座位又被大块头男性抢走。这对应着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的势单力薄。对于在乘务室休息的邀请，詹立立最初有些羞涩，而后便安心地享受甚至炫耀特权。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性骚扰的阴谋。这样的结尾是对于种种社会潜规则的写实：女性有时因为性别而获得特权，但这种特权也需要女性付出相应的代价作为交换。

　　张天翼写出了20年前的火车乘客们拥挤却亲密、少隐私而多热络的旅途生活。车厢里充满市井偏见、政治秘闻、风月故事，“宛如一个狭隘与伧俗的移动展览馆”。不愿加入于此的女大学生詹立立沉浸于对于男列车员的幻想：“雨将落未落，悬念像雨滴悬在半空，她只想把悬念当一颗话梅，尽情地咂吮，滋味无穷。”这个余味悠长的幻想空间，是20年前绿皮车旅程的无聊所催生的。惟其无聊，詹立立才有闲心反复品味与列车员的每一次对话、精心准备与他的每一次相遇。相比之下，在20年后的火车上，智能手机以丰富的资源收缴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小说称这种状态就像麻辣火锅——“中辣、巨辣、变态辣”。由智能手机陪伴的火车旅程使人们不再无聊，但同时，张天翼说，这也是“目不暇接的无聊”。詹立立那如同话梅般青涩和丰富的幻想，在麻辣火锅般的时代也不复存在。

　　火车只是背景，故事的重点是詹立立，但如果没有20年前那种迥异的火车旅行状态，詹立立的故事也就没了可能。如今的高铁一人一块小桌板，座位统一朝向，更以不可调节的扶手划定了明确的间隔，符合现代个体的原子化生存状态。相比之下，张天翼在小说中以细密的笔触复现了一幅绿皮火车时代的硬座车厢状况：行李放在椅子下方，座位是面对面的三连座，人口密度“稠得濒临凝固”、充满“热腾腾的肉味”。比起高铁与动车，绿皮火车上有着更密切的人际关系。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不得不在旅途中结成暂时的小团体，故事由此诞生。

　　在小说中，詹立立讲了两个长辈与火车的故事，旅途时间都在其中得到强调。第一个不知年代的故事里，姥姥为了把外孙从新疆带回老家，坐了6天7夜的绿皮火车。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66年，堂姑去北京参加大串联，需要在火车上待5天。20世纪末的詹立立回家需要29个小时，时间已经缩短了很多。而在2020年，通过高铁，人们几乎可以在半天之内从中国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任何一个地方。火车速度越快，旅途时间越短，路上的传奇故事也就越少。

　　但张天翼的目的并不是要为20年前的火车浪漫唱一曲赞歌，而是一直致力于揭示詹立立之浪漫幻想的虚假性。小说始终在粗粝的现实与经过詹立立美化后的感受两个层面展开。詹立立在浊臭嘈杂的车厢里一面忍受肉体的酸疼，一面却充满了自恋与自怜。作者对这两面的交替描写，让人想起《包法利夫人》里的著名场景：一面是农业展览会上关于豆饼与公牛、养粪池与种植业的发言，另一面同时进行着爱玛对罗道耳弗的欲望涌动和衷情倾诉。在《我只想坐下》中，詹立立的手被人踩了一脚，“她拿另一个手的手心把鞋印揉掉，捧起手来，吻了一下，再吻一下，手以为有人来慰问，还有软软的嘴唇来哄，不好意思了，就疼得轻了”。这个姿态，与在贫瘠的乡村畅想浪漫生活的爱玛·包法利就更为贴近了。

　　在男列车员的馈赠被揭示为阴谋的那一刻出现之前，詹立立一直可以顺利地使用某种修辞方式对现实进行美化与纾解。列车员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小动作，都被詹立立视为掏心掏肺的情感表达。被人占了便宜，她说“吃亏是福”;不敢争抢，她说“委屈的尽头是福气”;就连被性骚扰，她的第一反应里也是“他太喜欢我了”。不过，詹立立并非像爱玛那样从小说中接受了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陈套，而是习得了社会所发明的一种使女性心甘情愿接受压抑的修辞。不仅詹立立如此对自己的受压迫进行美化，就连舍不得给女儿订卧铺的父亲也可以豪迈地说“年轻人吃点苦也不坏”。列车员明知詹立立是白白被人使唤，却也可以转而称她为“贤惠”。

　　人们总认为，当一切修辞都成为伪饰，惟一真实可靠的只剩下身体的感觉。可是，在小说结尾处的性骚扰事件中，詹立立的身体感觉也分裂为两种：一种是感到了“温和的节奏”和“爱惜地摩挲”，另一种却是从内心迸发出“屈辱与气愤的叫嚷”。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如果将列车员的行为定义为性骚扰，那么答案必然是后者。但这样的答案隐藏着一个预设：女性是客体，只能是无助弱小的受害者。然而，如果将女性视为可以获得快感的主体，那么，列车员的骚扰或许反而如结尾处詹立立所言：“就当免费按摩!要是什么都不想，还觉得有点舒服呢”。还有另一种答案，那就是“换”：“老娘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值了。”这样的“换”，隐藏着女性在选择将自己描述为主体抑或客体之间的徘徊。这是对于社会潜规则的妥协，也是女性对于权利的主动出让。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

　　所有可能的答案都在结尾处爆发。张天翼反思了女性的社会处境，但也未将女性完全视为被害者。在不同答案之间的选择，到底只是一种话语的转换，还是说，其中可能存在着一种最为真实的感受?不管怎样，抛去那些关于爱情、贤惠和“吃亏是福”的幻想，直面切肤的身体感受，才是认识真实性别状况的开始。浪漫的火车文学一去不返，但迎向浪漫消逝的时代也并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