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与军旅文学的新突破 ——论梅国云的长篇小说《第39天》
当市场化与“去政治化”的氛围笼罩着文学领域，现实题材的严肃创作愈发艰难了。当代小说家始终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在观察社会现象时保持洞察力和敏感度，又要在“小说已死”的舆论困境中抵抗写作意义的虚无。然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却并不对梅国云的创作生活产生影响，在持续而坚忍的书写中，他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灌注其间，坚守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介入姿态和伦理关怀。
梅国云的《第39天》正代表了他这种回应社会现实并将其付诸文学实践的勇气。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社会派小说，梅国云调动自己在部队生活多年的个体生命经验，着重塑造了牛大志这一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军人形象，经由对其生命历程的呈现凸显了“转业”这一社会议题，进而展示了鲜活的军队与社会生活场景。
在《第39天》中，若以牛家村这个空间存在来切割小说情节结构，可以将小说划分三个情节单元，首先是牛大志到达故乡之前在部队的行动和火车上的回忆;其次是在牛家村期间的种种见闻和发生的事件;最后是牛大志因枪击叔叔而离开山村和为保卫国家安全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在第一部分中，梅国云以景深镜头探索牛大志个体生命经验的幽微角落并将其推进到精神分析的深度(“转业症候群”的叙事表征是大段的心理独白与意识流)。小说家的解剖刀解剖出复杂缠绕的情感枝蔓，并在独白中迂回的揭露了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回乡段落中，梅国云超出军旅小说的范畴, 而将议题转向更广阔的社会，以理想主义者的不合时宜反衬时代的物质崇拜和不良风气。在最后部分，小说家以两个突转的大情节和牛大志的牺牲来呼唤一种英雄主义的复归。
上述的情节概括当然无法彰显小说的特色，我们只有把这部小说放置在作者自身的创作谱系中才能确认其意义所在。除却以描写特殊儿童教育问题获得广泛影响的《拐卖》之外，在独立创作《第39天》前，梅国云还与作家杨文森合著了两部军旅小说，分别是《大钟无声》与《国防线》。这两部小说的前者勾勒市场经济大潮中个别军人禁不住外在诱惑，道德和信仰缺失的问题;后者则揭露军队中的恶劣的人际关系和管理问题，进而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和平时代的军人。较之梅国云的前二部军旅小说，《第39天》在风格上更为深沉和内敛，其聚焦点不再是利用人物角色的设置来展示军队内部的某些阴暗面，描摹一种亚社会景观;而是更着重于探索牛大志这个独特个体在面对“转业”这一人生转折点时的内在的生命体验。《第39天》是一部反思的小说，也是一部触碰到人物内心痛感的小说，其深刻之处在于其文学关怀层次的提升：从社会批判到个体探究再到存在反思。在《第39天》中，梅国云超越自己之前的创作，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文学。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对既有的军旅文学这个特殊文学类型的新突破。
一
复调的独白：“变形记”与“转业症候群”
“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1]《第39天》的创作时间与作者梅国云的转业时间重合,[2]多年的部队生活也寄予了他独有的军营情怀。抑或正是现实中的“转业”诱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去关注“转业”这个议题。这种生命情境和心灵的契合，作者与作品人物牛大志之间的认同加深了，人物的塑造不再如以往某些军旅小说中被类型化和符号化的产物，而具有了鲜活的生命能量。
作者以自身生命的体验深度赋予了牛大志形象以灵魂的深度。这种“移情”作用不仅表现在虚构形象的立体化和圆形人物上，还体现了叙事层面的技术操作中。值得注意的是视角问题。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第39天》使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在作品中，“全知叙述者采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但仅透视某个主要任务的内心活动[3]”，梅国云始终将视角聚焦在牛大志身上，使得心理描写异常的繁复和驳杂，取得了性格角色的深度。
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使用，促成了“心理性”与“功能性”人物观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带来了叙述上的灵活性。“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4]情节的延展需要“功能性”人物，第三人称无疑更有利于情节叙述，这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情节的剧烈突转中可以看出。但在塑造人物性格和获取精神深度上，却是有限视角叙述更具有理性分析和情感宣泄的功能。《第39天》与以往的当代中国小说相比，其特色正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产生的心理描写层次的深度和强度上。作者的真实体验的投射与细密的精神分析相结合，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地淋漓尽致。
毫无疑问，心理描写在牛大志回乡之前的情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梅国云用占几乎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细致描写了牛大志在得知自己要被转业之后剧烈的情绪波动——其中回忆、梦境与现实相交错，揭露了一个转业军人幽暗深邃的内心图景，中间混杂着壮志未酬的理想幻灭、被部队抛弃的不甘、预想中回乡的难堪、对人情冷暖的体认;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自责和对隐约显露的悲愤。这些情绪在离开部队前与同事的交往和饭局中、在多次“大志在列车上回忆”中，在“闪回”中不时闪现，他无法遏制这些涌泉般的情绪，于是这些“焦虑”都转化为叙述中喋喋不休的牢骚抱怨和不平之气。这些情绪的延宕却是一个无比煎熬的过程，在时间川流的缓慢行进中，牛大志的心里却围绕着“转业”翻江倒海，梅国云用细致的白描捕捉到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
现在是1月20日的上午，牛大志一觉醒来后，睁眼一看墙上的石英钟，神经就痉挛了一下，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自心底泛起，怎么就九点了?当兵快十年了，自己从来没有睡这么死过。以前和朋友在一起侃大山的时候，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警觉一直是自己吹牛的资本，那些地方上的朋友最佩服自己的也是这，每次睡觉，总是一有风吹草动就醒了。今天怎么了?难道自身的机敏随着军装一起被脱掉了?
奶奶的!怎么手机闹铃没响呢?牛大志利索地起来穿衣服，就在摸到军装的那一刻，才陡然想起自己已经是转业的人了。
在这段之后，又是大段的心理活动描写。作者巧妙的捕捉到了牛大志起床瞬间的潜意识活动，并借由“军队时间”和“平民时间”的差异来书写了一个转业军人的“不适”。时间作为身体节律的象征，是属于“身体性”的;军队作为国家暴力管理部门，其对官兵的管理自然需要将纪律对象化，将其贯穿到官兵潜意识层面，使之辈规训为内在自律行为。而时间由组织进行统一分配，这也是现代工具理性的要求之一。[5]牛大志因为9年来一直呆在军队，所以习惯于“军队时间”，已经把部队的纪律内在为自己修身立人的根本，所以在前面引述的一段中，牛大志表露了“悲凉”的情绪，他责备自己一开始转业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原因是“自己从来没有睡这么死过”，这一独白是合乎但是他的心理的，但在之后的段落中他却开始自弃了：“奶奶的，已经转业了，这一年都是闲人了，起来能干什么?”这样自相矛盾的情绪正体现了牛大志无可奈何又不甘沉沦的吊诡心态，所以这独白是复调的，牛大志的心中彷佛有无数个自己在对话，自责的不甘的懒惰的……这些潜意识的活动充分展现了作者进行精神分析的能力。
牛大志“心里本来就有一包炸药”，“一天一夜一直在心里憋着”，当这些情绪压抑到一定程度时终于爆发了，于是产生一个“事件”—— 中队官兵为牛大志送行的酒会，政治处孙主任指责其纵容部下纵酒，牛大志“手里的那杯啤酒已经泼洒到了孙主任的脸上”。连孙主任自己都没有预想到这样的情况，可想而知当时的牛大志已经“在这样的不平和愤怒中崩溃了”，他积郁的情绪在这一刻一齐爆发了。这一爆发行为之后有大段的心理分析，把军人的荣誉与耻辱连接到“转业”的议题中，把转业的原因归结到不合时宜的“单纯得如同一把利刃一样”的自己，转而自责自己耿直干脆的个性。
这里的牛大志是一个心理分析的案例，在他身上所呈现的矛盾纠结缠绕的终极原因就是 “转业”。我们亦无须多虑的可以将他的症状命名为“转业症候群”。军队以其规训力量占据了牛大志的最华美的生命史段落，部队他得以走出山村成为有出息的人，而他的能力和尊严也在部队得到了显著的证明。他早已“以军队为家”了，但是正在这当头，他却“被组织上一张命令，弄转业了”。这对一个理想和自我期许强烈，如此渴望成功的人无疑是惊天霹雳，作者在小说一开头就把这一“震惊”推到读者面前：
牛大志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不但一直因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骄傲，而且，因为他还在保卫着这个城市。所以他的骄傲，比起其他人来，多了许多的自信。
可是现在，他的自信没有了，再也骄傲不起来。
牛大志是个当兵的，是银湾武警支队特勤中队的队长，一般人都喊他“牛队长”。他一直带兵处突，他觉得，自己好牛好牛的!
可现在，他牛不起来了，因为一直自以为自己很优秀的牛大志，被组织上一张命令，弄转业了。
这段文字之前是作者对城市的粗笔勾勒，节奏是舒畅缓慢的，“这是一个绝对让人赏心悦目，令人惬意的一个季节。”但到上述段落时，节奏却突然加快，并且迅速地将全书的主题转业抛掷出来，令人猝不及防。这就如同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在不安的睡梦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作者的笔调是平静超脱的，但整部小说的叙述强度和情感基调却立刻打动了读者的心。牛大志不能当兵了，他转业了!他今后的生活、他的自信和骄傲怎么办?并且又反复了一次“可现在，他牛不起来了”,于是落差的强度又加大了。这两次撞击产生效果的原因是“落差”，这是《第39天》的又一个关键词，中国讲述了太多盛极而衰的故事，都首先要敷陈一个极繁盛的风景再使之分崩离析,而《第39天》则一开始就把这戏剧性的“突转”交待出来，把高潮提前并以倒叙的方式追忆前事。于是，《第39天》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者”溃败的小说。
“诗可以怨”。牛大志在转业这一“震惊和落差”之后，用了异常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一“创伤记忆”，这一痛苦使得他陷入延宕而犹豫的粘稠质人格。而他在转业中所遭受到的痛苦比别人更为深厚的原因是：他是权力意志和自我期许格外强烈的人。过去的幽灵缠绕着他，在回乡的火车上，在现实与回忆的交织的世界里，他想起了许多与乡村梦想与出人头地的“中国梦”，想起了曾经给他无尽鼓舞而如今愧对的师傅和大将军。这些原初的希翼如今已然成为泡影，而生活却依然要继续——他终于回到了散北牛家村的故乡了，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
二
反讽结构：理想主义者与荒诞喜剧
转业之后的牛大志是作为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世俗化社会之间的无法妥协、无法和解的个案，也是转型社会面临的普遍议题。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断裂，抑或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到底说明的是个人的孤傲与“不食人间烟火”，还是社会的庸俗化导致的对个人性灵的湮灭?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吊诡情境体现在互为镜像的隐喻上，个体对自身的认知是以社会性为参照达成的，而社会的价值坐标则建立在人所在的生活世界中。福柯在《词与物》的开篇引用博尔赫斯的小品文为话题。博尔赫斯在该文中展示了一种来自古老中国的物品分类法，一种在欧洲博物学家眼中十足诡异的评价标准，而福柯的分析正开始于一种阅读时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语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6]在这里，福柯质询的是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一种以多元和多角度的眼睛观看事件的方法。这种方法或许可以解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当我们处于一种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视角下，是否视市场化和庸俗化本身为日常?我们还必须更换自己的提问方式：为什么个体一定要适应社会(被社会的潜规则和利益交换机制所宰制和规训)，而不是守护自己的价值底线，不被社会风气所传染。理想主义者，像牛大志一般的有耿直率真、“说话实在”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上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伴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南国银湾的部队里生活了九年的牛大志最终无可奈何的回到了家乡散北。在车站，面对弟弟牛有志和弟妹张小爱，他告知他们自己不是探亲而是转业;在村口兴高采烈迎接自己、“人人有自己的小九九”的人群以及电视台记者面前，他甚至想逃走。这些难堪的相对终于过去了，在返乡后家人的宽容和亲情中，他的心情有所治愈。但在古墓前对妹妹云志的长篇独白中，他依然表明了自己的对大将军的符号崇拜和投军报国的野心;而在单双武接他去小镇与同学战友相聚的时刻，在觥筹交错的酒席间他走神了，他想起自己解救女人质的英雄举动，又一次对自我进行自剖和诘问：
现在，虽然自己转业了，但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仍然是站在天地之间的军人。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大志就感到有逢场作戏的味道，每喝酒下去，就好像自己的心灵已不再纯洁。大志就非常地痛苦。
另一次的谈话发生在车上，牛大志见家里因为突然来了很多试图讨好他的人，于是找单双武来接他，在小车中两人对谈，单双武以商人思维和对现世人生的看法给了牛大志很大的震动，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实际上这次被安排转业回来后就发现，自己已经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了。……他就觉得自己回来后如果不溶入这个世俗社会之中，自己就会沦为另类或者是最不受欢迎的多余的人。”
牛大志的“不合时宜”表露了他的意识依然停留在军队里，“其实难再”却又“无法自弃”的双重矛盾。牛大志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与时代风气的不适应，却又无法变更自己的理想。“大志”的名字本身在此时成为一种反讽，一种对于物化体制的质询与反思。在部队，牛大志的问题是不听领导的话凡事喜欢自己拿主意，于是部队容不得这样有血性和野性的人;而在地方，牛大志又无法抛弃自己投军报国的志向。这是失败者与社会的夹缝之间难以自容的表征，也是社会本身病理的呈现。作者梅国云在对于牛大志这个失败者的形象塑造中放置了一个反讽的结构，通过牛大志的碰壁和不堪来反衬了部队建设的漏洞和社会不良的风气。而这些反讽都放置在牛大志的内在心理的活动之中，于是作者以牛大志如同凌镜，将对社会的批判内化，放置在对人物细密的精神分析中。米兰·昆德拉说道：“讽刺让人难受。并非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击，而是因为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 [7]牛大志复调的独白以及混杂的情绪表征正是这种话语的暧昧性的体现，却也在话语的罅隙中透露出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反思的内容。牛大志处处的精神痛苦与社会批判之间组成了巧妙的同构关系。
“反讽”的存在体现了作者梅国云鲜明的社会批判面向。与人物内在心理波动的描写相映衬，反讽修辞同样表现在作者对“事件”和情节的把握上。这一反讽结构首先表现在“工作问题”上，不管是舅舅成科长基于爱护而给外甥看的“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写给他准备从政的儿子的信”，还是同乡游团长在饭桌上传授的升官晋升必须注意的几点。在地方政治还是部队建设上，这些为官的心得都体现了新时代“护官符”的威力所在，也把社会潜规则赤裸裸地摆放在牛大志和读者面前。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把舅舅和游团长的话罗列在小说中，却不进行评价，也不接着去描写牛大志的反应，“大志没有吭声，一直抽着烟听着舅舅讲”，以沉默和苦笑来应对前面大段的罗列。“作家只是呈现，而不评论”，这种现实主义的平静表述使价值高下立判，也使反讽的修辞力量自然凸显。
在“租地事件”中，乡党们的表现则有着荒诞喜剧的效果。村支书牛解放首先是设了套害人家大志，又由于其婆娘造谣使得村民都误认为大志是犯了事被部队处理的，而为了能接待县长和因大志的英雄举动慕名前来进行土地流转投资的北京大老板，牛解放又百般赔礼道歉。不管是村支书还村民，他们始终坚持着现世的利益原则，与这些人物“对话”和“互文”，牛大志的理想无疑是孤独而疏离的，他们对大志的态度变化不仅是人情冷暖和势利的表现，也反衬了牛大志理想的情怀和人格的完善。荒诞喜剧的叙述不仅使得情节有大的起落和转折且令人发笑，而且在笑过之后留下了反讽的余味和苦涩的感怀。
理想主义者是我们时代的濒危物种，其吁求的理想标的是平面化大潮中耸立的高塔。牛大志及其坚守的价值标准使得自己成为局外人和边缘人，成为失败者。作者始终将牛大志放置在矛盾的中心——生命的吊诡情境——他被误解、怀疑、嫉妒、“被人群离弃”。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命运。
在这样一个物质至上和精神犬儒的市场时代，牛大志的理想主义以及身体性存在本身已然对社会风气形成了反讽(irony)，这一修辞结构内在于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之中，“通过写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明显付诸阙如之物，或运用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修辞，……形成一种只能在否定意义上来理解的批判意图” 。[8]理想主义是缺席的在场，它构成了一个西西弗斯式的境遇，即以个人的存在力量无数次地推举石块上山。这也是一种反讽，牛大志的理想固然是一种虚耗和奢靡的浪费，却对利益共同体和物质生产推动的市场机器构成一种有机的批判。而这些都是建构在作者巧妙的精神分析和细节书写之上的。这是现实主义内部的微妙变形和拓展，也是在平滑的叙事表层难以看出的叙事野心。
三
英雄的复归：伦理困境与生死命题
围绕土地流转租地产生的一系列事件，牛家村上演了一场场荒诞喜剧。而推动这些因果相衔的情节链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北京大老板对于“产生英雄的土地”的品牌效应的推崇。在村支书牛解放及其婆娘对牛大志造谣导致北京大老板放弃投资牛家村时，发生了牛大志叔叔牛得地因为失去耕牛而在喝酒之后劫持牛支书孙子的事件，牛大志用枪击毙自己的叔叔并离开乡村到达斜阳市，而“大义灭亲”的举动终于换来了北京大老板的重新投资。“英雄”这一象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终于尘埃落定。
这样“尘埃落定”，以叔叔的命换来了牛大志的英雄之名和投资，虽使村民能过上好日子，对牛大志个人和家庭却是怎样的情感冲撞!在“大义灭亲”这一突转的情节中，作者构筑了牛大志“为救小孩打死自己叔叔”的个体伦理困境。在伦理正义与法理正义之间、在情与理之间，个体的决定始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一个是血缘关系的私人层面，另一个是社会正义的公共层面，牛大志所坚守的正义标准无疑是崇高壮烈的，但“心里的悔恨折磨得他很疲惫”。伦理与法理之间的罅隙在于，“正义”这一属于现代性的普世标准总是要由个人这一身体性的存在去执行，但个人无疑又是伦理性的，他始终牵绊着基于血缘与家族的关系(儒家意义上的)，在此关系之中，个人始终难以忘却近己的伦理和利益而追求更高的正义指标。而牛大志枪毙叔叔无疑背离了血缘伦理，这是悲剧性的崇高，虽然他受到了政府的表彰，被标举为大义灭亲的英雄，但家族和牛家村的村民面前，他却无法抬头。
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面前，这样的伦理困境终究是属于低层次的觉悟，他的义无反顾的开枪其实是自身投身社会追求正义的表现，是他无意识的表现。当牛大志又一次站在荒野中的大将军墓的面前(一个具有精神性的、原初的、纪念碑式的地址)，他以军人的责任说服了自己：“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随时要准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舍弃一切的人。……大志终于战胜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作品中复调的独白。通过牛大志的自我折磨与自我开解的心理描写，作者对理想主义的存在可能进行着反复的辩难：经历转业成为普通人，成为一个因其理想标高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否依然难坚守自我的阵地，“位卑未敢忘忧国”，“ 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舍弃一切”?作品中牛大志的行为无疑给出了最佳的答案。
但是，牛大志依然离开牛家村、离开斜阳，前往部队所在城市。在火车上，牛大志居然偶遇一个恐怖分子林广进，他试图拉拢大志在在DA合作论坛开幕时引爆一个炸弹。于是，牛大志一方面与其周旋，一方面将这个消息通知部队领导。在炸弹即将引爆的那一刻，牛大志为了减少爆炸造成的影响，将汽车开向公路边的池塘，与林广进同归于尽。
情节的剧烈转折造成的戏剧性的加强使得英雄问题在此凸显在我们面前，这次不是伦理困境，而是生死命题。经由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第39天》的小说主线其实是关于牛大志的“被转业”之后的心理延宕和对社会的反思，但在此情节单元，情节的突转促使了牛大志行动的果断。如果说枪毙叔叔是由于情况危急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对恐怖分子的及时发现和后来的牺牲则是主动性的选择。在这里，情节的戏剧化和牛大志的果断勇敢与其说是一个突兀的转折和提升，不如说是理想主义者一贯的道德指标和被压抑的英雄性的体现。
这是继解救女人质和枪毙叔叔之后，牛大志第三次当上的英雄，这一次是以牺牲自我的身体性缺席来达到的“不朽”。于是他成为一个哀悼的对象，以牺牲成全了报国情怀，英雄的复归举动完成的同时，也是内心滚动不息的理想主义情怀与现实社会冲撞的止息。但这结局是否就是一个回答?一个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隔阂依然没有解决。结尾部分对牛大志的高扬和肯定衬托出牛大志前面生命经历的不堪和颓唐。恰如结尾部分在高政委(注意这身份)在回顾牛大志生涯并对其壮举进行肯定之后：
站在高政委身后的特勤中队指导员李建中此时心里就殷殷地难过。他掐着指头算了一下，从自己的好兄弟好搭档牛大志被安排转业到牺牲，仅仅39天，就和自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了。……既然你们首长认为大志是可以成为天下之将的，为什么就安排他转业?大志牺牲了，他不仅仅是秉承了大将军的精神，承诺了在大将军墓前说的誓言，实际上也是用生命来证明，我牛大志是优秀军人，我牛大志的军旅生涯没有竹篮子打水!大志，你是为了一个承诺，一个证明吗?这代价也太大了!
的确，牛大志以死之沉重提醒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存在。牛大志这样的人的存在给现实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沉重的追问：关于转型时代体制的、关于部队建设的、关于社会风气的。抑或，牛大志是反讽结构的一个象征符号，他的命运意味着转业创伤记忆的治愈可能，也意味着部队教育下理想主义存在的可能。同时，牛大志对部队的“怀旧”与其对理想主义的标举是相辅相成的，部队陶冶了他英雄主义的崇高情怀，也激励和鼓舞着他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而他正是以这种情怀突围与救赎着社会。
结论
“新红色理想主义”的精神坐标
在《第39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牛大志个人的存在主义式诘问与小说尖锐的社会批判之间的互动。《第39天》的文本以复杂的对话关系取胜，由于人物的内省气质，不仅人物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还有个体与群体对话——这双重的对话使得人物无时不处在一种悖论情境中。通过对牛大志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小说一方面编织了一个理想与现实杂糅缠绕的叙事结构，另一方面内蕴了一个揭露和反讽现实社会的价值结构。
牛大志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人物。牛大志壮志未酬的“壮志”是什么?支撑牛大志牺牲的精神力量是什么?从军队到社会，牛大志处处的不合时宜反讽了市场经济变化后社会环境的异化状态;而他的牺牲壮举则彰显了新时代军人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和传扬。于是，梅国云念兹在兹的“新红色理想主义”由此诞生。借由小说叙事的虚构形态，作者激活了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核心价值——理想主义，并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创造性转化，释放了其强大的召唤性能量。作者以“理想主义”作为作品的精神坐标，不仅彰显了理想主义的高蹈姿态和价值追求，也批判了当下种种恶劣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传承的“新红色理想主义”，不但是一笔丰饶的精神遗产，而是值得我们援引的思想资源。
就此而言，梅国云的《第39天》超越了“转业”这个议题，也超越了军旅小说的框架。《第39天》展示了转折时代转业军人牛大志的个体孤寂，他艰难的身份转换和历史困惑，这是个体面对的难题，也是时代面临的难题。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失败者。梅国云以牛大志的个体存在，以虚构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命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时代病症的“新红色理想主义”精神方案。这是作品人物承担的社会意义，也是作家写作的社会责任。《第39天》是一个平实朴素的作品，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对这个时代写作的流行风潮进行了反抗和回归。通过《第39天》，梅国云用写作重构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隐秘联系。他的小说是军旅文学的新突破，也是将小说“再政治化”的创作实践。
注释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2]参见海南经济报2009年2月11日新闻《梅国云将脱“战袍” 继续军旅文学创作之路》，http://www.hnjjb.com/pages.php?xuh=45185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5]福柯：《规训与刑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4页
[6]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8]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