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

　　嘉宾：熊育群(作家)钟红明(《收获》杂志副主编)

　　“2020年1月18日，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汉呼啸而去。”熊育群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就从钟南山登上驰往武汉的高铁那个时刻写起。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如何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要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这部作品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作家熊育群和《收获》杂志副主编、也是作品责编钟红明作了一次对谈。

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的瘟疫。“瘟疫”以前只是一个遥远的无关乎自己的词，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世界的另一面突然被我们看到了。一队队医护人员纷纷奔赴一线，我就像个围观者，无力感、无用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

　　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难受。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东作协作为任务要求我写钟南山。我现在在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为创作五邑侨乡的长篇小说下去的，宣传部也希望我来写，我自己也有写的冲动，于是，联系钟南山的助理，他也表示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近一个月你夜以继日进行这部作品的创作，交稿后修改的次数之多，也是我做编辑以来第一次遇到。作品最后达到的完成度，塑造出的饱满、立体、多层次的钟南山的形象可圈可点……我觉得，这样短的写作时间，背后一定有长时间的积累。

熊育群：

　　我写作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大都是晚上二点才上床，写得脑子就像发热的转子，还会胀痛。我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现在用脑久了，还有后遗症。

　　熬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就像这次疫情最初暴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也无法想象!事情有了转变，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实出现了，又得补充，不准确的地方还要修改。写作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还得采取某种写作策略。我天天关注新闻，搜寻信息，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来写，我也想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如果说厚实，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随着对人和事认识的加深，思考也更加深入。至于钟南山本人的情况，一是我非典后有过深入采访，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材料，这些年也在长期关注着他。他的助理苏越明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也一直在帮忙回答我的问题。我还采访了钟南山团队中的医生，到了他工作的医院广医一院。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到了大量钟南山的过往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和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这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

　　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时间与空间”。作品一开始就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描述：“抗击非典那年他67岁，今年84岁，17年的岁月仿佛一眨眼就溜过去了，只在青丝上留痕，秋霜似的白发笼在他的额头。想不到耄耋之年还要与病毒交战。”这样的交叉、联想、对比、反思，通篇都有。为何这样结构?

熊育群：

　　一方面，非典、新冠这两次大的疫情钟南山都是重要的抗击者。其二是反思的需要，反思需要对比，需要回顾。譬如相似的境遇，我把新冠肺炎时期的重大事件与钟南山当年非典的遭遇放在一起写，把时间抽空，这里就有非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钟红明：第二个关键词——“泪水”。这次疫情中几张钟南山的照片，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其中一张，他眼睛里盈满泪水、嘴唇紧紧抿着……这部作品开头，你写下诗句：“子夜/昼短夜长/书写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匆匆行色/何以连接了万家哀哭/他的眼泪/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为何你几次写到他的泪水?

熊育群：

　　非典时期钟南山经历的比现在难多了，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落泪。这一次，他多次泪目，都是真情流露。我一直在想，非虚构作品塑造人物，如果只是写他的行为，不能写到他内心的情感与精神，这样的人物是难以写活的，也写不深，读者也会没有感觉。既然是文学作品，我完全可以写他的情感与精神，虽然这是我在写，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现实的逻辑和我对他的认识与把握。流泪就是他情感最强烈的时候，自然是重点。

　　钟红明：第三个关键词——“挫折”。在一般人想象中，钟南山出身医生世家，人生之路应该鲜花朵朵，但作品里最震撼我的，恰恰是命运给予他的远非常人能承受的苦难和挫折，例如：我们只知道他打破全运会纪录，却不知道他首先遭到全运会预选落选;他在山东乳山乡下劳动，脚踝严重伤病;他的家庭发生惨痛变故;他回到北京后无法从医，只能烧锅炉……我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当钟南山终于调动回到广东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南山说：35岁。父亲轻轻地说：哦，35岁了，真可怕!那是多大的期望，又是多深的失望。35岁这一年就成了钟南山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43岁去英国留学，首先遭到的也是不信任和拒绝，非典时期他更是承受巨大压力……但每一次，钟南山都从危机中崛起。我觉得，那便不是所谓的命运和偶然，而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和承担。

熊育群：

　　钟南山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有挫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的。

　　钟红明：第四个关键词——“敢医敢言”。众人知道钟南山的名字，是2003年在央视的节目里，他顶着压力，道出了非典疫情的真相。2020年的新冠疫情，公众又是从央视听到钟南山首先说出“有人传人现象”。他几乎成为国人的“定海神针”。你觉得“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熊育群：

　　是病人。他不说就得死人。而钟南山心里是装着病人的，他是个仁医。每到这个时候，他并非不害怕，他只要想自己就是个医生，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

　　钟红明：第五个关键词——“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的存在?

熊育群：

　　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最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钟红明：现在人们避用“报告文学”而是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

　　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有些事情需要反向相求。只有离开才懂得相聚，只有失去才懂得得到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于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钟红明：当人们说到阿来是在汶川地震十年后写出《云中记》，其中包含着时间流逝过程中，情感与理性认知的沉淀。你认为非虚构作品如何避免“速朽”?

熊育群：

　　阿来的《云中记》是小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通常要有个消化过程。我这部作品是非虚构，时间因素显然要比小说重要。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创作，也可以在事情过后的不同时间段写作，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不是速朽跟很多因素有关，作品好是硬道理。有抱负的作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速朽，也都为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