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康科德往事》:到你的内心去探险
康科德位于波士顿郊区,亨利·詹姆斯称为“美国最大的小镇”——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文化独立的双重策源地。作为长期生活在华语文化圈的新移民,张惠雯对康科德的关注是她对异质文明的审视,同时也是对母体文明的反观。文章的题词是梭罗的名言:“要了解永不过时的事物。”这显示了张惠雯的志向,也是她留给读者的线索。读懂《康科德往事》,借用文中梭罗所言,就是“到你的内心去探险”,去尝试理解作者和她想要读者理解的人和物。
张惠雯的笔,落在康科德小镇的几位居民身上: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思想家、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小妇人》的作者、女权主义者路易莎·梅·奥尔柯特;诗人、传记作家威廉·埃勒里·钱宁。正是这几个人,开启了美国的“文艺复兴”,塑造了美国精神。张惠雯格外谈到了五人的共同之处:他们几乎都当过教师或创办过学校。“爱默生曾说:‘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任何时代,教育都是改变人们观念的最好方式,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通过直接教育或是著书立说等间接教育来传播知识和真理。”
康科德“五人天团”中,张惠雯着墨最多的是爱默生和梭罗。1837年,爱默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这个演说被誉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他要求学者揭穿谎言、反击蒙昧,自由而勇敢”,张惠雯在《康科德往事》中引述爱默生的宣言:
学者应当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他应当完全地拥有自信心,绝不迁就公众的喧嚣……当他深入了解自己心灵的隐秘时,他也在发掘所有心灵的秘密。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虚饰外表,他就能拥有世界。你所耳闻目睹的种种蒙昧、陋习与蔓延不绝的错误,皆因人们的容忍,以及你的纵容。一旦你把它看成谎言,这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最精髓部分当然是对‘个人’的信仰。这一信仰构成了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石。”张惠雯这样评述爱默生的贡献。在康科德朋友圈的辐射下,美国在政治独立半个多世纪后实现了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完成了从新英格兰到美利坚的转变。
而在爱默生的学生、朋友、园丁兼土地测绘员梭罗眼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种转变。与他精神导师不同的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梭罗在自己创办的康科德学院关闭之后,更多关注对自然与自由的理解。1845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梭罗开始了他在瓦尔登湖两年多的隐居,张惠雯倾向于把它称为“实验”。
她强调:“他选择住在瓦尔登湖畔,不是因为此地是风景胜地,而是想在此亲身经历如何与自然相处,专注思考人如何生活等问题。”“再清楚不过了,梭罗来到湖畔、进入林中,他的目的不是遗世地隐居,而是在自然中‘依靠自己’简单地生活,更深切地认识生活,并专注于写作和思考。”因此,张惠雯并没有将过多的笔墨放在世人熟知的超验主义、自然主义或者生态主义上,而是用大量篇幅描述一个“隐君子”对此世的关注。她写了梭罗的政治主张:反对蓄奴、反对美西战争,参加 “地下铁路”组织,收留逃亡黑奴。作者惊呼,“这样的梭罗,怎会是个与世无争的淡泊隐士?事实是,他不仅是特立独行的思想革新者,还是一个坚定的行动派”。
1846年7月的一天,梭罗因拒绝交税被关进牢里一夜——他反对美西战争和蓄奴制度。第二天,有人为他支付了税款,他才被释放。“事实证明,这个事件对他和世界都影响重大……在牢里的这一夜,想必也是他在黑暗中‘与真理不期而遇’的一夜,启发了他对民主政府的权力界限、公民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个人与政府关系等问题的思考。1848 年1 月和2 月,梭罗先后两次在康科德会堂做了题为《个人对于政府的权利及义务》的公开演讲,演讲的内容后被整理为一篇名为《对公民政府的反抗》的论文,又称《公民不服从》。”
在这篇著名文章的结尾,梭罗写到:“一个真正自由和光明的国家将永远不会产生,直到这个国家会意识到个人具有更高更独立的权力,国家的所有权力和权威来自这里,并由此(公正)对待个人。”可以说,在康科德,梭罗是以希腊式的生活方式思考这个国家成为新罗马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对个人的尊重,没有对“利维坦”的制衡,“希腊城邦”最终会演化为“罗马帝国”,演化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就像张惠雯《卡夫卡的启迪》说的:“我意识到我(作为渺小个人)与身边的小世界(公司、团体、行政单位、制度、国家)以及它背后那个抽象的大世界(充斥着机械性、体制狂和非理性的庞杂大物)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甚至可能是敌对的关系,我一不小心就会被它所改造、吞没、剥夺……僵化的官僚体制、普遍性的社会偏见、畸形的技术进步、压倒性的商业价值观,综合为一股强制性的力量,旨在将个人退化为盲目的庸众、推动经济机制运转的消费机器和单纯的劳动力。在人文精神全盘溃退的现代世界,追求自由的人和这样一个世界注定无法和解”。
张惠雯把文章命名为《康科德往事》,恐怕并非仅仅因为主角们都已长眠于“沉睡谷”——“往事”或许还与当下甚至未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