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雯《吉时》：在“他者理性”与“技术感性”之间
强雯的中篇小说《吉时》讲述了现实生活中两个“大龄剩女”完全不同的人生样态和命运际遇，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也不繁琐，人物构成也相对简单。大龄剩女俞琥珀厌倦了现实生活的庸常、琐屑和无聊，试图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重新唤醒生命的内在激情。以在微信中讲述“灵修课”为载体和中介，通过传播虚幻的“玛雅能量”，重新沟通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中，体验生命的自由和超脱，以此重新激活现实生活中委顿的个体精神。与此相对，大龄剩女丰华虽然也对机械重复式的现实生活感到厌倦，但丧失了冲破现实秩序，打破精神困境的勇气，只能在堆砌乐高积木中躲避灵魂的孤独，将个体生命泯灭于日常生活构筑的牢笼中，工作、相亲、结婚、生子、死亡成为丰华人生的全部内容。
一
讲述一个相对和相反的女性人生故事并不是《吉时》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的生活样态和个体命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断追问的对象。“五四”时期的婚姻问题小说时常把追寻个体生命解放的新女性与死守封建传统伦理的旧女性并在同一时空中，并通过不同命运结局来彰显民主、独立和自由主题。同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也通过塑造革命女性和家庭女性的对立形象，来表述革命伦理的正当性，并且这种历史逻辑和美学范式一直延展和扩充到革命文学、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一系列面目相似的“铁姑娘”在政治意识形态召唤中，纷纷走出家庭生活，投入国家革命事业的洪流中，而站在其对面的迷恋日常生活的“家庭妇女”则逐渐失去社会位置和话语权。新时期以来，这种女性主体意识在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催使下，逐渐在新时期文学中取得普遍性共识，表述“她”而不是“她们”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维度，“她”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关系被不断凸显和强化。
因此，如何摆脱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叙事的成规和消除同质性影响的焦虑，就成为强雯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吉时》能否呈现出差异性、独特性的关键所在。恰巧，强雯发现了这一问题，也在《吉时》中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和路径，就是把女性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巨型话语中抽离出来，让女性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但这种重新回归，又不是类似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暗含的鲜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和极端的断裂态度——在对物欲和身体欲望的无限度追逐中凸显女性主体的能动性——最终寻找到的是破碎、空洞的女性主体;也与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中产阶级生活逻辑——日常生活成为审美对象，精致考究的日常生活细节，带给女性的“小确幸”体验，以及资本带来的阶层分化——拉开距离。《吉时》选择让女性直接面对日常生活，直接面对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直接面对城市日常生活裹挟的一系列直击女性主体意识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堆积而成的现代城市生活经验。在如何处理这些惯常性的现代城市生活经验中，考量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和限度。
在《吉时》中城市及其日常生活经验是一种“他者”的理性存在，女性时刻被“他者”审视和拷问，女性失去对城市提问的权利和机遇，女性只能按照城市设立的生活样本去刻板地生活。但这种城市生活样本遵循的是工业社会的理性原则：工作是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形式，职位晋升要严格遵守现代科层制度，个体价值体现为对权力的服从和执行，社会交往边界受到阶层等级观念的严格划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限分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明晰而模糊。《吉时》中的丰华就是被这种城市理性死死地按在日常生活中摩擦的女性。她厌倦了既定的城市生活，但又寻找不到逃脱的理由和通道，排斥现有生活的改变;她感觉到精神的异样，却又有意忽视灵魂的荒芜，拒绝让自己的思想丰盈;她刻意躲避他者的窥视，却按照他者的逻辑去生活，抵抗自我主体意识的声音。例如，《吉时》中对丰华工作的建筑设计院的用餐空间，进行了详尽描写：
“每次来用餐的员工，都会坐在固定的区域，比如第一设计院会在九点方向坐下，第三设计院在三点方向坐下，第八设计院在五点方向坐下，其余的机动来吃工作餐的人便随遇而安了。这并非有谁安排，而是习惯使然。丰华每次看到这些习惯造成的秩序，就觉得有种不安，但不安在哪里，她又具体说不上来。俞琥珀有一次跟着丰华来吃工作餐时，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吃饭的，时间长了，我就想逃，看看这样的座位秩序，多可怕。”
在某种意义上，空间划分体现的是阶层区隔和社会地位分化，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空间占有权和使用权体现的是某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划分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和标准。权贵阶层、中产阶层和底层占有和使用的空间有着鲜明的差异性，并逐渐成为表征阶层的符号。例如，星巴克咖啡馆、CBD商业中心、写字楼、休闲中心基本是中产阶级的聚集地，表征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城中村、棚户区、菜市场、街边摊、洗头房基本聚集的基本是底层民众，廉价、低端、无序成为其基本特征。这种空间划分和区隔构建现代城市结构的同时，也确立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并逐渐形成一种日常生活惯性和常态，人们都在无意识中严格按照其设定的秩序去生活，很少有人对这种差异性提出质疑，或僭越自己所属的空间。正如小说描写的，每个座位都是“固定的”，是“习惯造成的秩序”，虽然感觉到异样，但又“具体说不上来”。这正是现代城市理性对个体主体意识的篡改和重塑，最终使个体臣服于城市理性的设计和规划。所以，即使丰华对职场工作感到厌倦，也必须忍受领导的责骂和同事的嘲讽。因为她在城市结构中的位置和在城市生活的样态早已被确定，也在她的主体意识中生成。她无力，也不想挣脱。最终，在主体意识的消亡中成为城市理性的一个分子和要素，“设计院的工作稳定有余，每个月银行卡上固定的数字跳动，会让丰华小小地筹划下，下一次旅行去哪里呢?短则两三日，长则两周，都被她安排得井然有序。”
二
如果《吉时》只是讲述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精神困境，那么《吉时》仍然无法突破当下城市生活写作的常态。从鲁迅的《伤逝》开始，如何解决女性的精神困境就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探寻的恒定对象，“娜拉出走以后”成为不断被续写、衍生和变异的话题，并形成三种叙事模式：一、女性在逃离既定的城市生活秩序以后，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浪漫的乌托邦想象迅速破灭，只能重新退回到原有的生活框架中，个体陷入更大的精神黑洞中。例如，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二、以出逃城市的方式，来抵抗城市生活对个体精神的规训，把个体放逐到远离城市的乡村，在乡土空间中重塑古典的世外桃源梦，在传统文化伦理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但这种出走行为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冲动特征，个体只是短暂的精神逃逸，而非彻底的精神治愈，因为经过城市理性改造的个体已经无法真正在乡土中寻找到任何有效的精神话语。例如，鲁敏的《奔月》中的小六。三、以宗教的方式对个体精神进行救赎，宗教成为女性照亮城市生活的光芒，在与宗教受难故事的类比中，为个体寻找继续破败生活的理由和例证。但宗教的虚幻性极为容易使个体精神滑向虚无，宗教演变为一种幻象，而不是生成为一种信仰。例如，北村的《强暴》中的美娴。所以，强雯在《吉时》中必须为个体精神救赎重新开辟一条切实有效的新路。很庆幸，强雯似乎发现了新路的起点，而这起点就在城市生活内部。
从《吉时》的表象上看，俞琥珀摆脱城市生活规训的方式是打破城市生活的既定规则和一切外在事物的束缚，在自由行走中追寻生命的自由，并通过“灵修”在个体与自然万物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获得神奇的“玛雅能量”，以此保持个体精神中的灵性：
“俞琥珀的骨架很大，却挂不住肉。摇动起来的时候便像一棵挂满锦帛的树，‘不要柔软，也不用妙曼。尽量像一棵树。发枝、吐芽。’她晃动的节奏渐大。‘感谢今天的地球赐予我能量，感谢地球母亲带来一切。’她对着那朵云，朗声念出来，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闭上眼睛，植物根须从脚底生出，长粗，生根，向着地心深处挺进，人的想象真是无奇不有，俞琥珀在那个冥想空间里看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枝繁叶茂。这是每天都要开始一遍的光合作用操，今日天有异象，更易让人接受到不同的能量。她不知不觉露出笑容，做好了吸收精华的准备。”
这种以在自然中重新发现“人”，或者在人的现实生活中重新发现“自然”来重构城市生活，救赎个体精神的讲述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新奇，赵德发的《人类世》、张炜的《艾约堡秘史》、阿来的《云中记》、陈应松的《豹子的最后舞蹈》等众多小说已经进行了实践演练。但强雯在《吉时》中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设置了一个技术中介“微信”，俞琥珀通过微信视频，来传播自己的“灵修”观念和“玛雅能量”，并在此过程中捕获众多粉丝信徒。实际上，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兴起，以及对城市生活的直接介入，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已经进入到对城市和个人主体的反思阶段。传统的城市文学叙事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经验，或者说，新的城市生活经验对文学提出的根本要求不在于文学审美本体的革新，而在于对新的表述对象的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量子、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崛起的事物，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样态和城市经验，急需文学的关注，所以对象、经验往往比叙述方式和模式更为重要。具体而言，文学在面对城市的时候，要放弃先验的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视角，消除把城市讲述为后工业时代个体异化的空间和场所，避免由“乡村”看“城市”和由“城市”看“乡村”的二元叙事结构，而是直面新技术、新媒介带来的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技术幻象与生活情境、多元主体与人本主义、多样文化与单向度审美之间的共融合共生，从而使城市文学展现出新的面相和姿态。在《吉时》中，俞琥珀以“微信”为中介，在虚拟的空间中重新召回主体的自由感、愉悦感和幸福感：
“每天处理这些留言、反馈，推送晚安鸡汤文章，都会让俞琥珀忙到凌晨。疲倦潜伏着，被俞琥珀压实了，坐在屁股下，但它们会不经意地出现在俞琥珀的睡梦中，她忽然醒来，两眼睁着，莫名其妙，有一种不知何处而来的兴奋矗立在房屋中，待她要仔细辨认时，却又昏昏沉沉，下不了床。那种预想到的幸福感，被众人拥戴的幸福感，模糊又欢乐，她终于想起来了，刚刚在梦里，是从云蒸霞蔚的天上掉到了床上。”
俞琥珀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新技术的独特理解，对新的城市经验的认同和对新的城市生活的拥护。《吉时》中有个非常有意味的情节，俞琥珀在母亲的要求下，被迫回到家乡，大龄剩女的身份受到家乡人的嘲讽。如何摆脱各种窥探和猎奇的目光，成为俞琥珀的难题。而为母亲凑齐手术费用成为她逃离家乡的理由，最为关键的是，手术费用是通过微信直播“灵修课”得来的，她带着母亲走进云南的偏僻峡谷中，在自然万物的簇拥中散播她的“玛雅能量”，同时获取金钱资助，疾病、凡俗、微信、自然、金钱、生活在俞琥珀的虚拟空间中得到整合。这个小说细节本身就暗含着对城市生活新经验背后的运行逻辑的审视和考量。俞琥珀对新技术的认同，并非被新技术所奴役和臣服于新技术的逻辑和规则，而是利用新技术打破现实生活的压抑，重新构建新的城市生活经验和主体意识。俞琥珀的母亲对新技术的反感，源于俞琥珀通过微信的消费行为，但微信却为其带来手术费用，这无疑是对固守传统生活经验的反讽。
三
《吉时》在讲述新的城市生活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哲学反思。新媒介技术通过构建一个虚拟世界，为个人主体意识重建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构成一种潜在的风险。网络与新媒介技术不仅仅是联通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工具，而是为重新搭建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提供了便捷途径。个体在使用新媒介技术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从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单位中剥离出来，个体与国家、社会和他者的关系被新媒介技术慢慢蚕食和消解，个体成为游离于现实社会的“原子化个体”，个体与国家、宗族、单位、家庭的关系不再牢不可破，而是逐渐变得疏远和松散。这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的变化，使个体更为注重自我生活经验和感受，“越来越多地质疑并趋向于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社会学家所称之为的标准传记，坦率地说，即标准生活史让位于自我创造生活史。”这样，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伦理意识就逐渐失去了对个体的统摄力，从而使个体在重塑主体意识过程中极为容易出现越轨和失范行为。或者说，新媒介技术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方式将个体从传统城市生活中驱除。因此，在面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虚拟世界时，个体已经丧失了进一步辨识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根基。尤其是，现实世界中阶级分化、社会结构固化、社会不公等失衡现象所产生的压抑、焦虑、怨恨等极端情绪，在虚拟世界的无序状态中更容易被点燃，从而轻易就放弃了道德、伦理和责任。尤其是，虚拟世界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个体不断在各种流行生活中疾速流转，个体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深入现实生活内部去探寻一种“总体性生活”，而是在片段化、破碎化和零散化的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虚拟世界在为个体重建主体意识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为消解主体意识埋下了陷阱，“许多事物变得没有确定性，个体会感到严重缺乏安全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成了茫然无措的精神梦魇与信仰踌躇。”
在《吉时》中，强雯并没有把俞琥珀设置为“原子个体”式的人物，虽然俞琥珀像吉普赛人一样不断行走在路上，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让人无法准确捕捉到她的行踪，但她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家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仍然努力维持自己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她为母亲的疾病担忧，为母亲筹措医药费，带母亲去云南疗养，没有卖掉家乡的房子等行为，预示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或者说，俞琥珀带有超现实色彩的生活方式是强雯在界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边界的一次尝试。在《吉时》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往往杂糅在一起，俞琥珀在虚拟世界中构筑的“灵修”空间，是以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万物为依托，指向的也是现实世界中人的精神问题，现实生活堆积的精神暗伤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治愈，而虚拟世界中个体的无根感、漂浮感又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某种呼应。因此，在《吉时》中，强雯摒弃了情感指向和道德判断，无论是超验的俞琥珀，还是传统的丰华，在小说中都没有被置于评判的位置，强雯只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经验呈现出来。虽然小说结尾处对人们欣赏天文奇观“日全食”的场景进行了详尽描写，人们在新奇、惊叹、震撼中感受自然的伟大。但“吉时”是现实世界的时间，还是虚拟世界的时间，若隐若现的俞琥珀的背影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还是虚拟世界中的个体，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那束光从日全食上折射下来，对，钻石环，她心中默默念着，几分钟后它将消失，你可以对它许愿，对它赞同，就如同人们面对流星异样，当然，这钻石环远比流星更稀少，更惊艳。一瞬间，丰华开了个小差，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人群，那里有个女人在阴影中，对着那束光微笑，张开了双臂，然后摇晃，从上肢到下肢。她似乎吼了起来，用一种丰华熟悉又不太清晰的语音。”
这“熟悉而又不太清晰的语音”也许正是强雯所要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