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民族 关注生态 文化戍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

　　长期以来，云南作家扎根脚下的大地，以不同风格的作品呈现这片大地的风貌。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更是有着显著的特色。我认为，在云南，文学承担着极为特殊的功能。它是架设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是生态文明建设与“一带一路”实践的生动记录。

架设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特有民族，16个跨境民族，9个直过民族。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每个民族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宝藏与文学资源，各民族之间(包括与汉族)自古以来就有物质交换、经贸往来，互通有无，互相依赖，相互支撑。大家长期交流、沟通、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绚烂文化。从古至今，各少数民族用质朴、美妙的文学形式，铭刻着民族的记忆和情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涌现着一批批优秀作家。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空前迸发，为当代文学注入生机和活力，为增强民族团结和建设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少数民族作品搭建起文学的彩桥，将云南与全国、与世界、与飞速发展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这些漫长的边境线光靠边防军是守不住的，而是得益于在这里世代居住的26个民族，特别是16个跨境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他们自觉自愿地产生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并主动承担起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神圣职责。云南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碍，汉族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为了让那些看不懂汉字、听不懂汉话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汉语文学经典，云南将这些经典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并且用本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来进行广泛传播。比如：流传于白族民间特有的说唱艺术“大本曲”，在白族民间有数百年的演出发展历史，深深扎根于白族生活之中。它寓教于乐，在白族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中起到很重要的引领作用。它的很多经典曲目就是从汉族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中移植而来的，比如“水浒”、“三国”、“包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丽江引起国内外游客极大兴趣的“纳西古乐”，也是源于汉族的洞经音乐等。有的曲调在中原早已失传，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完好保存。彝剧不仅有很多汉族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就连舞台呈现方式都大量借鉴了京剧的唱腔和表演模式。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作为一种载体，它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仅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还成为血脉相连的凝聚力。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提出“华夷一统，天下一家”，这是少数民族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入领会和高度认同的集中体现。今天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和对汉文化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果。

　　所以，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它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它沟通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起到了文化戍边的重要作用。

为生态文明建设鼓与呼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习惯了展示奇异的民族风情，同时在他们的笔下，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主宰自然界一切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当下，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孤独一族”。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是完全平等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生物与生物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可以按照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却不能总是想要征服自然。试图征服自然的结果只能是使自然遭到破坏，反过来人类就要接受自然的惩罚。在他们的笔下，流淌着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他们希望永远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望者，主张人类能够通过与自然平等对话而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和谐共处。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充满民间生存智慧的文化传统，重新引起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视，被重新认识和挖掘提炼。少数民族有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独特创造是以传统禁忌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出来的，比如，有字的纸不能践踏，也不能烧，否则眼睛会瞎掉，于是书籍和文化得到了保护;不能糟蹋粮食，否则会遭雷劈，于是粮食得到了爱惜;水的源头总是被演绎为龙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围的树木，否则就会生大病、遭大灾;村寨周围的树木下常常插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旗，那些被祭拜的神树，没人敢去随便砍伐或破坏，它们四季长青，长命百岁。这一系列文化传统，让人们心生敬畏，其中隐藏的是古老的民间智慧。巫术活动常常被我们简单地斥之为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但各民族的巫师，那些萨满、毕摩、东巴、贝玛等，他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还是本民族的文学家和心理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山寨，他们不仅能解除山民们的生理痛苦，还能医治人们的灵魂，安定人心。这些被遮蔽的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重新认识、重新开掘、重新提炼。人民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作家要接地气，要重新回到人民当中去，亲身体验，重新学习鲜活的民族文化知识，深入研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一带一路”实践的生动记录

　　云南地处“一带一路”的前沿，云南各少数民族自古就有与南亚、东南亚相互交流的悠久历史，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成为“走出去”的开路先锋。

　　在历史上，南诏充当着唐朝与东南亚交往的中间角色。“菩萨蛮”、“骠国乐”等著名的乐曲，均通过南诏大理国到达中原，在唐朝内部引起轰动。大理国时期，与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的《张胜温画卷》，描绘了大理国国王利贞皇帝率文武群臣虔诚礼佛的景象，同时还画了“十六大国王众”参加礼佛的盛况。

　　秦汉时期甚至更早，起于四川成都、西达印度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就经过大理向西延伸，至今留下许多珍贵的遗迹。后来，又形成了一条连接云南与藏区的重要古道——滇藏“茶马古道”。这两条古道，一个东西向，一个南北向，交汇于大理地区。到了近现代，又有一条“盐茶古道”经过大理，通向德宏，一直抵达瓦城。直到今天，在云南还广泛流传着汉族《赶马调》、白族《赶马调》、彝族《赶马调》，叙述的就是云南各民族的赶马人行走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有赶马人的悲欢离合、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沿途的风土人情、瓦城一带的异域风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赶马调》，内容不一样，唱腔也不一样，内容十分丰富。我曾经采访过一个90多岁的赶马锅头，我问他《赶马调》到底有多长?他说，《赶马调》是一路走一路唱，见到什么唱什么，所以，赶马的路有多长，《赶马调》就有多长。

　　我们的前人早就已经走出去，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走出去”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用来为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服务。这也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总而言之，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始终立足边疆，扎根民族，关注生态，文化戍边，是民族团结的桥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推手，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要阵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会职能，应该受到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