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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岩: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时间:2020-04-07 15:08:02 来源: “文学当代”微信公众号  作者:吴岩

  科幻小说是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独特文学品种。在17—19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一些对科学改变生活状况具有“先知先觉”的作家体验到这种变化带来的神奇,创生了科幻文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品种没有名字,人们用科学浪漫故事、科学的小说等去定位这些作品,或者干脆就不把它说成什么特别的东西。

  科幻小说必须满足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一个是陌生化,一个是认知性。陌生化让作品跟现实生活有所不同,产生游离感。而认知性让这种游离感更能被理解。陌生化让科幻作品跟奇幻、童话,甚至民间故事建立起联系。而认知性则隔断它跟这些作品的联系,并建立起跟科学这样的认知体系之间的关系。

  科幻小说有四个重要的功能。首先是表达。即通过作品去表现科学造成的生活改变。其次是治愈。即通过作品去抚慰被科技时代扭曲的心灵。第三是批判。即揭露科学导致的人的异化。第四是谋划。即通过科学的展望去书写符合人类福祉的未来。恰恰由于这四种重要的功能,导致了科幻文学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大行其道,并且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在中国,梁启超和鲁迅是科幻文学的早期推广者。此后,一些重要的作家加入这个文类的创作和推广。这些人中有茅盾、老舍、许地山,也有荒江钓叟、东海觉我、碧荷馆主人、吴趼人、高行健、顾均正等。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建立,科幻小说随着社会变迁起起落落,逐渐在流行小说、科普和儿童文学领域占据了位置。到70年代末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日子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同时出版,一时间科幻作品洛阳纸贵,创造了新时期的独特风景。此后,金涛和魏雅华等开始社会派科幻小说的写作。进入90年代,以韩松、星河、王晋康、何夕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则在主题、内容、叙事方法和世界观方面对传统科幻小说进行了颠覆。此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不可避免地从科普和儿童文学中走出,进入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作家们普遍认为,科幻作品完全不能承担科普任务,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性读物。它应该属于纯正的文学。

  遗憾的是,虽然新生代作家开始借鉴西方新浪潮等的创作风格,但却忽视了对想象力和技术创新是陌生化产生的基础这一点。在一段时间之内,科幻小说有些孤芳自赏,不关注广大读者对科技时代的认知向往。在这样的时刻,作家刘慈欣走上了创作的舞台。他一反前一时期放弃对创新、未来的关注,一反对科幻应该走向文学,变成纯粹文学的自我放弃,让作品重新回到了时代的现场,回到了族群的现实。

  刘慈欣是一位电力工程师,多年在发电厂从事与电脑相关的技术工作。1999年,他的第一篇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杂志发表。在整个21世纪的头十九年,他的小说多次获得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华语科幻小说星云奖、全国儿童文学奖、美国科幻小说雨果奖等多种奖项。刘慈欣的重要中短篇小说包括《流浪地球》《带上她的眼睛》《乡村教师》《朝闻道》《吞食者》《中国太阳》《地球大炮》《微纪元》《诗云》和为少儿创作的小说《圆圆的肥皂泡》等四十二篇。长篇小说包括《魔鬼积木》《当恐龙遇上蚂蚁》《白垩纪往事》《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和广为人知的《三体》(三部曲)。

  几乎每一篇刘慈欣的中短篇作品都很有看点。

  《流浪地球》综合了自然灾害、技术进步和人类生存的宇宙困境等科幻领域中的宏大主题。小说从太阳的毁灭开始,给出了人类必须逃离太阳、进行悲壮远征的原因。长达二百年紧张的前期准备以及更加漫长的征程给这一悲壮的行动增添了神圣感。求生的意志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的精神支柱。故事的线索是长程的,人们决定将整个地球“拖离”太阳系。光是给地球自转“刹车”就进行了四十五年,而启动地球发动机飞向遥远的群星则是千百万年的征程。这一短篇小说是刘慈欣探索时间题材的最重要的一部,人类的耐心成为通向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心理潜质。

  《乡村教师》是一篇唤起人们关注中国当代现实的作品。小说开始于一个患癌症的乡村教师如何谆谆教导学生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以面对未来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孩子们谨记了教师的嘱咐,也记住了描述宇宙深度的物理学规则,于是在受到外星球人对大脑的抽测检验时,他们被确认为高等智慧生物,拯救了地球人被整体毁灭的命运。作者在小说中尝试了荒野和文明、地球与太空、中国与世界等多种对比,使读者能够在不同的距离和视点上凝视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

  《中国太阳》则体现了刘慈欣科幻小说所注重的科学化叙事结构。他从基本的人物发展过程入手,将一个农民工踏实勤恳、好学上进,最终成长为航天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展现。小说的逻辑异常清晰,三个阶段具有显著的对应关系,是一个良好的结构化的翻本。而其中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不但立足当下,同时还超越了当下。

  《带上她的眼睛》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最优秀的一篇。故事中,女主人公由于事故被封闭于地心飞船“落日六号”再也无法返回地面。同伴都已经逝去,她自己也即将被地心的烈火所吞噬。在最后的日子,带着孤独和无法改变命运的忧愁,她抱住中微子传感装置不放,因为只有这里才能带来外部世界的最后消息。与女孩的境遇完全不同的是,地面的主人公享受着人生所能有的一切:阳光、大地、草原、风雨和不会终结的生命,也恰恰是因为他有着这么多自然而然的东西,他才对女孩子的需求感到那么诧异。自始至终,他对女孩的要求都没有全面满足;而一旦他获悉自己的错误,一生的懊悔命运就已经被彻底铸就。

  《带上她的眼睛》有刘慈欣科幻小说常有的宏大与细微的对比,有他对科技细节的强调和处理,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感觉、情绪、人性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巧妙搭建。此前刘慈欣常常会提到美国作家汤姆·戈德温科幻小说《冷酷的平衡》。显然刘慈欣的故事无论在文学角度还是在哲学角度都超越了那篇小说。从感觉入手的建构,让刘慈欣的作品向上可以追溯到形而上学的源头,向下可以抵达当今时代人类感觉的湮灭。除此之外,《带上她的眼睛》还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忧郁主题。

  把刘慈欣放入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一个鲜明的词汇就凸显出来,这就是新古典主义。这里说的古典,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是指西方科幻小说黄金时代和苏联繁荣时代发展起来的那种科幻样式。这是一种以科技创意为核心,以科学影响生活,导致生活改变为要点的叙事模式。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别利亚耶夫、叶菲列莫夫等的作品都是黄金时代小说的典范。与西方后来出现的放弃科学创意,重在文体实验或者语言实验的“新浪潮”科幻不同,黄金时代科幻小说强调故事的引人入胜,强调要给人生活的哲理。但是,由于中外科幻发展的时间差距,在中国科幻小说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浪潮”的时候,刘慈欣却对这样的走向表示出自己的异议。他通过反思认为,科幻小说中决不能放弃科学创意,只有在保持科技创意的基础上接受文本创新,进行叙事探索,才能让科幻小说回到引人入胜的那种原初状态。这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因为它一方面继承黄金时代,一方面继承了从鲁迅开始倡导的以科普为核心的中国科幻经验,同时,对两者又有所超越。

  首先,在叙事特征上,刘慈欣承袭了古典科幻小说中节奏紧张、情节生动的特征,并且在看似平实拙朴的语言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科学和自然的伟大力量。刘慈欣擅长将工业化过程和科学技术塑造成某种强大的力量,作品中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情怀。《流浪地球》中,地球因为太阳毁灭而必须进行逃离太阳系漫长而悲壮的远征,作者面对这种漫长提出了自己的思索,设置了疯狂的人类因为短视而群起处死科学精英的一幕,这种疯狂是出于对科学信仰的动摇、出于人性深处的愚昧和非理性,然而最终的事实必然是理性的胜利。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极端的困境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因此在作品中,无论是代表毁灭的自然还是代表重生的科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性。但是,古典主义囿于时代,已经没有足够的现成方法可以面对今天的世界,于是,刘慈欣创造了“密集叙事”和“时间跳跃”。所谓“密集叙事”,指的是无限加快叙事的步伐,使读者的思维无法赶超作者的思维。这种改变,对于21世纪的读者来讲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量。我们看到《地火》《吞食者》等作品中,密集化的叙事不但消解了古典科幻小说情节发展缓慢的通病,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还增加读者对大自然瞬息万变的感受,增强了人们对利用科学技术应付危机的信心。这样,即便大地眩目地燃烧,月球冲出轨道,人类也能借助理性的力量逃出毁灭。当“密集叙事”也不能纾解作者心中高速运行的创作风暴时,“时间跳跃”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典型的刘慈欣式的“时间跳跃”,就是在叙事过程中留下大量的时间空缺。小说在强烈的情感叙事中突然中断,故事直接进入遥远的未来。《地球大炮》和《诗云》中,这种“跳跃”少则几十年,多则千万载。强烈的时间迁移不但给作者一个脱离文本时间顺序将未来发展呈现到读者面前的机会,更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历史感。

  其次,在人物方面,刘慈欣的小说继承了古典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规律,即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普通人,他们一定要在社会的变革中被推向改变世界的舞台;同时,他也对人物进行了更新,这种更新表现在设计独到的一系列“抽象人物”上。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经区分出扁平人物和圆满人物,但刘慈欣的作品中,一些看似扁平、实则充满功能性的人物,给小说理论增添了讨论的素材。比如《吞食者》中无名氏出场,我个人认为,这种抽象本身,作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设计,代表了一种隐含的对科学本质的抽象。

  另外在情感线索方面,科幻小说中,通过描述美好的爱情来衬托故事,加强读者对未来的憧憬感,几乎成了一个基本程式,有情人终成眷属仿佛永恒地停留在人们的理想世界之中。刘慈欣对此进行了全面改变。在他的小说中,爱情永远和无奈联系着。当爱情与理想、国家发生冲突时,许多人物都选择了后者。《带上她的眼睛》中,女主人公虽然面对永远被封闭在地心深处的残酷现实,但仍然展示出动人心魄的大义和大勇;《地球大炮》里,几代主人公的命运都与献身有关。在他的作品中,科学的诗意永远是一种基本情调,在这一点上,刘慈欣与古典主义科幻中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内核达成了一致。

  除了男女关系,刘慈欣还挖掘出一个古典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关联,并将它赋予新的价值。这就是父子关系。对于多数仍然处于青春期或“青春晚期”的科幻读者来讲,父子关系的确不如男女关系那么引人入胜。但在刘慈欣的笔下,父子关系的某种坚强感,却成了与男女关系相对抗的一种力量的体现。父子关系既是一种血缘的延续,表达人生的延续和感情的延续,更是一种事业的延续,科学和宇宙所代表的力量的延续。这样父子关系的主题,在小说《地球大炮》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讨论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必须要重点讨论《三体》三部曲。这个系列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特征的集大成者,也是他获得国际影响的最重要的作品。有关《三体》在国内外已经有连篇累牍的论文、评论、专辑进行分析,这些分析集中在小说中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观念、个体跟群体的关系、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科技时代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等几个层次。

  人道主义与人性观念应该说是《三体》系列的核心内容。这个内容突出表现在《三体II:黑暗森林》里面。小说中面对宇宙中是否存在生命,这些生命是否会主动联系我们作出了一种有意义的推测,那就为了自身的生存,物种之间必须隐藏自己,才能保全未来。这种隐藏,包含着欺骗、强权和诡计,更包含着智慧、道德和某种存在的法则。黑暗森林是不是真的外星人隐藏自己的计谋并不重要,但理解这种存在的性质,讨论这种存在的各种社会学心理学问题,对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却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些商业公司,特别是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甚至从小说中获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竞争的法则,这一点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

  如果说人道主义问题作为人类自身哲学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思考,那么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也凸显出许多重构的必要性。小说中的社会历史时间漫长,在大多数时间里面,民族国家都还存在。而种群、国家等的存在,阶层差别的存在,决定了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和选择。到底应该群体优先还是个体优先?这个问题也贯穿了全书。一些国外读者认为,恰恰是这个问题上他们看到了东西方科幻作品的差别所在。

  在上述问题被解决之后,人类作为整体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就显现出来。生物到底为什么存在于宇宙?智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宇宙真的一成不变还是早晚有一天会迷途知返,折回原初?把人放在宇宙尺度上看,生活的价值是否会改变?《三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部科幻小说,《三体》的哲学思考全部被隐含在作者对当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现实之后的。刘慈欣喜欢谈论人类正在走向“奇点”的问题。所谓奇点指的是一种技术、社会或历史本身走向拐点的转变。当我们拥有了虚拟现实、电子娱乐、太空电梯、生物工程、纳米制造、人工智能之后,我们的社会是否会发生这种改变?当小说中密集的科技创新消除了人类的运动极限、思想极限、生命极限的时候,当外星人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三体》提供了一种有关未来的思维演练。

  回归科幻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刘慈欣怎样反叛了中国科幻小说从科普走向纯文学的整个通路。他用自己有说服力的写作,重新回到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科幻的科普美学,但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80年代开始的科幻小说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新的观念。在处理科学内容方面,刘慈欣创造了集成化的方法,让许多过去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构思跟他独创的新的构思集成发展,导致了科幻作品中密集的认知起伏。为了让长篇小说的结构更加丰富,他尝试了文体融合,让童话、电子游戏等文本跟科幻小说有机结合,这既体现在小说中的三体游戏和云天明童话,也体现在具有“通关”风格的情节上面。故事中潜入故事,大小构造之间相互映射,消除了长篇小说的单调感。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在故事中留下许多蜂窝状的空隙,这些空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间,一些同人小说由此诞生。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三体》的主人公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小说这种强烈的中国关切又融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挥之不去的世界情怀。自始至终,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渴望和平,渴望新知,渴望文明的升级,渴望自己的文明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更多贡献。

  在《三体I》获得雨果奖之后,国外科幻界对刘慈欣特别重视。目前,他的科幻小说已经出版了十九种文字的不同版本。2018年,美国科幻小说专业理论杂志《科幻研究》编辑了“刘慈欣研究专号”。2019年,他的短篇小说在日本科幻星云赏短篇小说奖项中获奖。在国外读者的眼中,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被认为带有强烈的苏俄文学风格,这跟他喜欢苏俄文学具有重要的联系。刘慈欣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他喜欢《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等作品,所谓的苏俄风格,可能是从对这些作品有点吸纳后演化而来。除此之外,国外读者还会对刘慈欣小说产生某种怀旧感。这是因为他的小说跟今天西方国家的主要作品创作方式已经大相径庭。在当代西方科幻小说中,集中在赛博世界的呈现。因为信息技术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科学与玄想之间的界限,因此吸血鬼、超能力、民间故事等都融入了科幻小说。对比这样的作品,刘慈欣那种对较真科学原理,看重主客体差异的表达,让他们觉得回到了久已忘怀的黄金时代。

  在刘慈欣的带动下,中国科幻小说发展进入了新一轮高潮。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获得了美国科幻小说雨果奖。中国人反复获奖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目前,一大批新秀作家踊跃地创作了大量新的作品,在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小说星云奖之外,中国科协每年还会主办中国科幻大会,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组织主导的科幻活动定期举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2019年年初,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和《疯狂外星人》同时上演,前者破纪录地创造了46.55亿累计票房收入,一举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票房冠军。这些成功导致了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实践已经走出小说,进入电影空间。2018年美国亚瑟.克拉克基金会授予刘慈欣“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以表彰他在科幻领域中的贡献。

  刘慈欣在科幻创作之余,还写作了大量杂文、书评、科普评论等,这些被收入《刘慈欣谈科幻》和《最糟的宇宙和最好的地球》两本著作。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著作了解到,刘慈欣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具有超前于时代视野的深刻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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