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的异域书写及其困境

内容提要：

　　从早年《香港的情与爱》《歌星日本来》，到近期《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小说书写的场域跨越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并涉及日本、新加坡等异域。然而，尽管场域转换，其笔下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的差异性存在却不甚明显，甚至其文化内涵之差异亦被掏空。这些作品践行着王安忆小说一以贯之的世俗生活理念和主观叙事模式，超拔于日常生活经验和个人创作理念的创造性书写依然匮乏。究其原因，王安忆始终以俯视视角和过客心态观照异域，于是异域被处理成为一个个雷同的“奇观”和沉默的“他者”。

关键词：

　　王安忆 异域书写 困境

　　在读者普遍对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产生某种审美疲劳和阅读倦怠之后，欣喜地看到她在最新出版的《红豆生南国》1中将文学描写的场景转向了异域，实现了其小说叙述场域的某种突破。该小说集共收入三部中篇小说，《乡关处处》是上海移民的故事，较之以往的上海保姆书写，故事里的钟点工多了些异质成分;《红豆生南国》是香港移民的故事，比起早前《香港的情与爱》中的香港书写，有了更加踏实的在地融入感;最令人惊奇的是《向西，向西，向南》，这篇美国新移民的故事不仅讲述了两个完全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如何分别从福建青田和上海一路西行先后到达德国柏林、美国纽约、最后聚首在圣迭戈的漂泊人生，而且透过她们的跌宕人生展现了近30年来中国、尤其是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传奇历程，同时也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她们在海外的安身立命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又让人充满狐疑：王安忆把她的上海故事搬到了美国吗?一直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城”里的陈玉洁、徐美棠们的生活，一路西行中的异域景观和生存场景较之中国又有何不同?严重受制于个人经验和写作观念的王安忆还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什么新的质素?

一、异域的“物质中国”构建

　　很明显，《向西，向西，向南》是一篇毫无违和感的中国式异域书写。无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景，甚至人物的饮食、交往，都完全是中国式的。与其说这是王安忆小说在异域书写方面的突破，倒不如说她在异域构建了一个“物质中国”的镜像。而这个异域的“物质中国”，包含以下元素：中餐馆、中国大厦、中国书店、中国人，更重要的还有这些中国人所携带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以及通过他们的故事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增长。当然，叙述者最推崇的是“中餐馆里的家常饮食”“中国大厦里的居家生活”“中国书店里四面八方的中国人”以及念念不忘的中国的上海。故事开始于1990年代柏林库当大街的一家中餐馆，结束于美国西南部、靠近墨西哥的圣迭戈小城，地点还是中餐馆;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先后居留过汉堡、纽约等地，但其活动的地点不是中餐馆就是中国城。以至于看见中餐馆的牌子就觉得安心，听见侍者高声叫喊“老板娘，有中国人”就觉得亲切，而当那碗熟悉的中国什锦面端上来的时候，则俨然回到故乡。中国城分明是一个“小小的中国”， “过日子的劲头一股脑冒出来，中国式的日子，乱哄哄，热腾腾，与使领馆的中国式不同，那是官派的，这里却是坊间社会”，这是典型的王安忆笔下的“居家”生活，也是她一直以来最为推崇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异域的“中国大厦”里，仿佛从来没有离开中国：“陈玉洁在一股饭菜的气味中醒来，恍惚以为是在公司的食堂里——饭点到了，窗户板推上去，大锅，小炒，米饭，面食，热气蒸腾，汹涌澎湃。”而“中国大厦的餐厅，中午不开张，少数几个客人，就直接到后面厨房，锅灶边上，盛饭盛菜，倒有几分居家的气氛。这一日，大师傅的媳妇从山西老家来探亲，下厨帮忙，做的是家乡饭猫耳朵。揉得十分劲道的面，揪成手指头大小的薄片，下在汤里。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青芦笋、紫茄子、白山药，切成片，上下翻滚。大海碗，灶台上一字排开，老陈醋胡椒面，任意添。这一餐饭呀，吃得汗泪交流，痛快，亲热”。简直不能比这里的描写更中国，更上海，更王安忆了，人们似乎又看到了熟极而流的王安忆“日常生活”书写，看到了王安忆对“居家”气氛的不厌其烦的重复赞美。而这一碗“猫耳朵”恐怕也是王安忆的最爱，它同时还以“揪片”的名字大致不差地出现在该小说集的另一篇小说《乡关何处》中。仅就饮食而言，王安忆的书写和思考仿佛并没有离开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和无法做到让她笔下的人物进入真正的异域——从浮表异域生活方式的接受到深入的异域文化的汇通。

　　建构一个“物质中国”的镜像，并致力于异域的“中国生活”体系建构，王安忆不仅让她笔下的人物住进有居家气氛的“中国大厦”，吃着“欢腾”的“什锦面”或者“猫耳朵”，还让她笔下的人物莫名其妙地出入于作为中国人集散地的“中国书店”。从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性来说，无论是做贸易的上海公司职员陈玉洁，还是来自福建青田的偷渡客、中餐馆老板娘徐美棠，都没有太多可能迈进一家中国书店，然而陈玉洁去了，只是为了让书店老板——一个香港基督徒潘博士成为故事的第三主人公——由此可见王安忆主观叙事权力之一斑。但从另一种可能来说，王安忆又不忍心放掉任何一个能够彰显中国字样的景观和素材。换句话说，在建构了中国空间之后，在中国饮食的满足之余，还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灌注其中，于是，不管是否必须和需要，王安忆以强悍的叙述将“中国书店”的文化象征意蕴焊接在了陈玉洁和徐美棠的异域生活中，也赋予这个莫名冒出的香港“富二代”“游僧”式人物潘博士以某种中国文化符号的价值和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厦”就是一个建立在异域的微缩版“物质中国”模型：住在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方言在此交流：东三省、云贵川、江浙、山陕、闽广、两湖，最终又汇合成北方语系的普通话，跟中国内地任何一所城市简直没有差别。到了小说第三部分，王安忆干脆把叙事场景直接搬回上海，毫无顾忌地回到了她个人最钟爱、读者心领神会却已高度厌倦的上海书写：“他们都是上海普通人家，一条街上的邻居，就读同一所小学，又在‘文革’中划地段分进同一所中学，是本地市民典型的婚配形式。中学毕业一个去崇明农场，一个留在上海分配工作，分得很好，在外贸局——照今天话说，就是办公室小妹。”彻底回到那个乐此不疲的上海知青人物模版。

　　甚至，她连读者最熟悉的上海住房紧张问题也没舍得放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住房的紧张，全世界闻名，由此生出多少悲剧和喜剧。他们原是在公婆房间里隔出一条做婚房，两人上学各自住学校宿舍的几年里，丈夫的兄弟住进他们的房间并且生下孩子。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私人生活都是在周末和节假的宿舍，他或者她的同屋回家，让出空间，供他们享用。”这种“祥林嫂”式的重复已经让读者忍俊不禁，但叙述者却完全意识不到，而且收不住，接下来又开始婆婆妈妈地讲到上海人、宁波人在淮海路中心地段过日子的精细与泼辣：什么绿豆芽，要摘两头;鱼，只吃鳃上瓜子大小两片肉;豆腐是要去皮的。穿衣服也很麻烦，如此没完没了，简直不知道要将读者带到哪里去。

　　到此为止，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异域的故事。当然，小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异域书写，总归还没忘记要有点异域景观和情调：“汉堡这地方，阴晴无定，云开日出时，眼前一派明媚，坐在湖畔，柳丝婆娑，微波荡漾，水面点点白帆，真仿佛仙境。转瞬间，天空沉暗，树丛密闭，湖中的天鹅呱呱地叫，鸽群呼啦啦盖顶而来，像是鹞鹰，豆大的雨点砸下……”还有著名的威廉斯堡大桥：“列车轰隆隆驶过，整座桥梁都在跳跃。太阳忽钻破云层，大放光明，雾气下沉，沃拉博特湾、曼哈顿桥、布鲁克林桥，一下子浮托起来，水鸟飞翔。只转瞬之间，云层闭合，光线收起，景物又退下了，仿佛海市蜃楼。”这样的景象描写且不说与中国没有什么截然不同，他们彼此之间也极度相似以至难以区分。再如，美国中下城的老酒店：狭小、逼仄的房间，自点早餐。不过是更欧洲化，代表着新大陆居民来源地的历史。最后来到新泽西的酒店：真正的北美式标准间，遍布全中国、直贯县镇级的酒店模式就来自于它。宽敞明亮，自助式早餐。但这只是酒店餐馆而已，游客们住在酒店里，陈玉洁也一直住各种酒店，但徐美棠不可能这样。事实上，频繁更换的酒店和作为点缀的异域风光只是典型的走马观花的游客视野中的异域，再次证明了王安忆异域书写中的游客视角和过客心态。

二、“物质中国”镜像及其文化自信

　　故此，王安忆的异域书写没有超越普通游客的观感和觉知。叙述者根本不愿就此撒手，更不用说让叙述旁逸斜出，旋即又回到了布鲁克林的“中国餐馆”：看见中国字样“牛铃”，有一些新鲜的情调，但招牌底下的门面，却是唐人街的旧俗，红灯笼，绿窗棂，翘檐上的黄琉璃瓦，日晒风吹，再蒙上油垢，显得灰暗，紧接着就赞美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气息”及其“透露出温饱的人生”。无论怎样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哲理，如果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唠叨上几遍，最优美的也会成为最令人厌倦的;最深刻的恐怕也会成为最令人乏味的。

　　不仅如此，就连这小说里的婚丧嫁娶也是完全中国式的：“美棠的家在布鲁克林福建人集居的街区，不晓得是哪一代的唐山客过海到这里，买下地皮，翻造房屋，出租给同乡人。纵横的街巷，墙上用中文和注音写着：同安道、南平道、泉州道……”这不禁让人怀疑这并非异域，不仅触目皆是中国人，而且其行为举止、生活方式都几乎完全沿用着中国模式和中国思维。难道王安忆的异域书写仅仅就是为了讲述“中国故事”吗?莫非王安忆为了走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行列而有意将异域塑造为另一个“中国”?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安忆并非要写异域，她只是换个角度写中国。

　　既然如此，她看到的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呢?果然，在曼哈顿她想到的依然是中国，而且是举世闻名的上海浦东，“越过哈德逊河看曼哈顿，不过上海浦东与浦西的距离”。这是何等的熟悉和自信!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人将上海称作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如今，她将美国比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之所以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于“近十年内，中国的人力物力，犹如水银泻地，充盈每一寸空间。大到并购企业，小至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圈发卡，工业有中型机械，农业有果蔬植种，几乎无一遗漏”。这犹如中国走向世界的宣言。

　　而这种高高在上的俯视的异域观照视角，早在1990年代《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中就开始了，无论香港，还是美国，都成为她笔下沉默的“被征服者”。然后叙述者又回到了中国餐馆，购买老店，开张新店，华埠从曼哈顿飞跃皇后区法拉盛，迅速扩大，中国市场已然占领纽约。于是，中国符号和中国力量所向披靡，无处不在。对于中国力量的张扬和对于异域的有意忽略恰恰显示了某种内在的不自信，或者说恰恰回避了最为真实的细节存在。因为，那被回避了的一切成为永久的沉默者，失去了所有的发言权，沦为被遮蔽的空白地带或者暗黑区域。

　　一般来说，异域书写应当包含异域故事、异域人物、异域风情、异域文化，观照异域的视角以及异域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等要素，异域书写的要点也在于以上各要素之“异”。对于王安忆来说，从早年的《香港的情与爱》《歌星日本来》《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新加坡人》《一家之主》，到近期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文学书写的场域跨越了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墨西哥和美国，但在其小说人物身上很难发现空间场域之差异，历史时间之差异，甚至于连文化内涵之差异也被掏空，语言表达更没有差异，反反复复就是那些熟极而流的精致的主观叙事话语。除了不同的人物名字和不同的城市名称，似乎都在言说着某种世俗的追求，物质的利益，功利的权衡，理性的分析，以及对于生活的利益最大化的妥协，甚至几乎等同于生活本身。无论人物跨越到哪里，都离不开上海的影子，都携带着上海背景和上海经验——而且是外地移民二代的上海。作为小说，其应该有的故事的曲折，叙事的冒险甚至断裂，多重的精神向度，未及言明的隐喻和象征意义等逸出生活常态的创造，却都罕见。

　　作为一个非同一般的勤奋写作的作家，王安忆一篇接一篇飞快地创作出来的作品，竟然是如此地雷同和乏味，换个名字，换个地点，又是一个新的故事，如此循环往复，就算是漂洋过海，也还是上海弄堂里的柴米油盐和世俗人生。显见，王安忆所感兴趣的并非异域，她笔下的人物满世界里行走，只为寻找那点中国痕迹和中国味道，一旦寻到便岁月静好，寻不到便永世漂泊。这样的文化心态当然并非王安忆独有，也难怪在她写下那么多异域题材的作品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异域，她的异域行走并非为了走出去，而是为了返归，书写也是如此，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重温。在这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显示令人难以索解的固执和毫无警惕的优越感。那么，这种固守一隅的文化优先性从何而来?这种始终如一的身份优越感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三、过客式移民及其文化认同

　　正如早年的《歌星日本来》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我爱比尔》跟美国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向西，向西，向南》也跟德国、美国没有多大关系，不仅异域景观中的“异”的存在凤毛麟角，而且其中的移民跟异国也没有多少关联——不管他们在异国生活多久，他们仍然说中国话，吃中国餐，住唐人街，相遇的也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记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味蕾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是中国味道的。与其说他们移民到了异国，倒不如说他们把中国搬到了异邦。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是个好故事，“十六岁从家乡出来，我今年四十六，整三十年，半个甲子。两人面对面，没有其他人，生出一股推心置腹的气氛。陈玉洁说：我比你长四岁，半百。对面人说：还以为我长你呢，真后生!谢了夸奖，心里推算回去，七十年代初，正是革命时期，国门紧闭，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有什么通道出来?”再相遇时，“显然，福建人还年轻，看起来是出劳力的人;又比如，为什么从柏林来到纽约布鲁克林?但又觉得这些疑问已经有解，这样一个女人，可能制造任何传奇”。可惜王安忆放弃了这些异域打拼的曲折，放弃了无数种有可能发生的奇异故事，走上另一条她最熟悉和拿手的、最安全最省心的、也是最平庸的女主人陈玉洁和小三纠缠的婚姻家庭故事套路。

　　但是，无论是陈玉洁还是徐美棠，“异乡异地，她去了来，来了去，无论住多久，都是在过路，她没有朋友”，既不愿意融入，也没有能力融入，保持一种非正常的拒绝融入世界的态度，只能做一个不甚了了的过客，一切完全凭借个人的感知和好恶来判断：“布鲁克林是个闹哄哄、乱糟糟的地方，整个纽约就是个闹哄哄、乱糟糟的地方，所有人同时说话，为使自己的声音听得见，不得不吊着嗓门，你高过我，我高过他，他再高过你，最后谁也听不见谁。”但当后厨里的排风扇打开，“呼呼响，油锅哔哔炸开，葱花的气味就传过来，有一股居家的安宁。店堂里的暗将空间四合，人在里面，甚至是温馨的。”她立刻认为“布鲁克林是个不坏的地方”，就因为这一股“噼里啪啦”的中国气息，就因为这葱油混合的味道，就因为这自我感觉良好的居家的安宁和温馨。不仅老调重弹，而且固守着偏狭单一的文化认同。

　　匆匆的异国他乡过客，暧昧的传统文化认同，王安忆勾画出的是这些新移民暧昧不明的形象。无论陈玉洁还是徐美棠，她们对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观照和认知都以过客身份为参照，而“过客”视角早在《香港的情与爱》中的主人公老魏和逢佳身上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体现。尽管他们在香港相遇，并完成了各自个人利益和诉求的交换，尽管老魏一再声称自己最爱香港，比那些香港人还爱香港，但无论老魏还是叙述者，都没有兴趣真正深入到香港生存的内里，香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于幻觉中的“他者”。过客只需要利用“他者”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从而完成某种利益交换，因此不必也不需要更多地了解它，正因为它能提供这种便利，所以他们会更加爱它。

　　相较于《香港的情与爱》中人物的“飞行状态”，《向西，向西，向南》的主人公已然落地，但没有生根：“说到这里，他就正色道：不要考虑钱，钱不是问题。话里有一股豪气。他们这一路对话，都是有豪气的。倒退十年二十年，做梦都做不到。是啊，钱不再是问题，可也是个问题，就像上了发条，开关启动，自行运作，以级数增长，令人不安。想这世界上任何物质的总量都有限度，哪经得起如此递进生产。她有时会提议关闭生意，不要再赚了，一个人一辈子究竟能用多少钱?丈夫的回答是，你以为我们是净赚?不是，我们是和世界通货膨胀赛跑，趁脚力好，多领先几步，等脚力弱下来，就少落后几步。”这就是陈玉洁和她的丈夫的世界观，无可遏抑的对金钱的企慕和攫取，并将中国人“有钱”的自信张扬到极点。尤其当他们准备在美国买房时，反反复复盘算计量，最终还是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调和路数：“难免感到庆幸，几回折转关头，都没出错招，尚还有歪打正着处。”简直就是投机分子的窃喜。等到政治危机出现，明哲保身的哲学立竿见影：“做隐身人，继续保持暧昧，留在模糊地带。”仍然充分利用了异域所提供给他们的种种安全可能和保护措施。

　　就连16岁偷渡到德国、然后到美国，先在餐馆打工、然后经营餐馆的徐美棠都切身感受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对面人倾过身子，耳语般说：到处是我们的人。她不由得也倾过身子，压低声音：真的吗?对面人点头：不止佛罗伦萨，罗马、巴黎、里昂、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她怦然心动：柏林?是的，到处是我们的人。哦!她说。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女人向她招手，示意靠拢，这样，就头碰头了。你知道，全世界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谁手里?她回答：美国。不!女人摇头否决，犹太人。嗯?她离开些，看着对面人，那人狡黠地眨眨眼，说：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这对话听起来非常神奇，但又很诡异。“到处是我们的人”，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为什么又特别提到了“温州人”?“温州人”和“我们”是什么关系?毫无疑问，来自福建青田的打工者徐美棠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温州人”，她和陈玉洁完全不同。那么，陈玉洁呢?这个被阻断在外有家难回的正牌妻子又算什么呢?丈夫另有小三，她实际上已经被抛弃，女儿也很少搭理她，除了暂时的物质上的安慰，除了后来徐美棠给予她的友谊，她什么都没有。

　　尽管她们什么都不算，什么都没有，但是她们对于异域文化却有着不约而同的共同藐视：洋人难以理解。当什锦面端上来，两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女人立刻有了无尽的话语的来源，但奇怪的是，她们说出来的居然是：“德国人很奇怪，脑筋有毛病，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种人类。”小说屡屡借徐美棠之口，表达对于异域人群的歧见，充满了满满的民族歧视和几近盲目愚蠢的自信。女人说温州菜系在外国打不开，洋人只认那几样：酸辣汤、咕咾肉、宫保鸡丁、春卷，由此断定美国人脑子有病!由此一致认定洋人是一种奇怪的人类，没有口福，从小到大，就吃那些炸鸡，烤牛排，煎三文鱼，无论什么肉，都要做成一块一块，用手抓得起来，然后再添加调料，所谓“沙司”翻来覆去也只是那几味。于是，不仅判定德国人、美国人，所有的洋人的脑子都有病。有趣的是，小说里居然连一个真正的外国人都没有出现，全部是华人，就这样完成了对洋人的缺席审判。身处异域，她们不仅没有思考饮食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更没有反思到她们自身的饮食习惯，这种可怜可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不仅导致了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蔑视，而且显示并放大了自身的浅薄无知、妄自尊大以及固执己见。

　　但是，她们已然代表了中国，并依照过客式移民的视点，将异域人全体视为弱智，从而决然地将其他者化，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自我文化身份自豪感和优越感的绝大提升。她们不仅嘲笑外国人的饮食，就连他们的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也没有逃过她们的调侃和谴责：“我和你说，洋人的脑子有毛病，他们相信文书，市政厅的注册，或者教堂里的誓言，戒指换来换去，你愿意我愿意，就不相信眼睛，这是一种有病的人类!”陈玉洁说完，徐美棠附和：“洋人的脑筋很有毛病!”总之，洋人都有问题，她们完美无缺，这就是中国自信?按照这一逻辑，于是青田女人徐美棠得出结论：“按洋人的脑筋，我没有义务”，但是“我们有人心”!突如其然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于焉显现，并被置放于异域文化之上，这种盗亦有道的决绝与《小鲍庄》里的“仁义”思想遥相呼应。但美棠的所谓“人心”、也即东方的“情义”与西方社会的“法理”如此不同，她最终无力确认自己的身份，亦无法拯救自己的爱人。

　　作为一位在文坛活跃了几十年的作家，在几十年之后再次重复自己早年的作品，或者说重复古老的中国仁义观念，且不说国际化背景，这和地球村以及现代化观念是怎样地相去甚远?这只能说明王安忆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乡村，也不了解异域的中国移民，她把《香港的情与爱》中的“恩义”又重复咀嚼了一遍，把《小鲍庄》中的“仁义”又嫁接了一回，但她也知道依靠这个根本救治不了人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更无从谈起。一方面是无限膨胀的来自大国崛起的隐秘自信，一方面是孱弱到稀薄的无法和现代生活方式和理念有效衔接的传统文化观念，徐美棠们居然还能拥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认为各方面都比洋人正常，甚至比洋人更聪明和能干。以种种理由逃出自己的国家来到异域，一边安心享受着那些“有病的”洋人们打造出的良性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一边肤浅地自我矛盾着，矫情地痛苦着，装模作样地回忆着：“打烊以后，坐在厨房灶头边，做两个温州家乡菜，烫一壶日本清酒，电视机里播放着美棠所说‘脑筋有病’的节目，有当无的，半个晚上过去，剩下的便是酣畅的睡眠。”在真实的别人的土地上，在虚幻的自我蒙蔽中，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归宿，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获得了自我心灵和文化身份的最终认同，这该是怎样的虚浮?

　　特别是小说中提到的香港人潘博士，居然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理想：“最适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无际，太阳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线，永不沉没。”“游僧”这种理想化的人物设置及其生活方式，该是怎样一种虚无的想象性存在?他必须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跨域游历的梦想，同时，他在游历中又无所见，因为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不需要融入任何一种文化，更不需要苦苦追索个人的身份属性和认同。“僧”的身份决定了他既需要物质的供求，但又没有物质的欲望，看见一切又无视一切，思量一切又放下一切，最终是心无挂碍，只专注于自我内心的修行。如果这就是王安忆异域书写所提供的移民身份认同的最终答案，这该是怎样一场白日梦和乌托邦想象，其对于当下中国和世界现实的观照又该是怎样的无力?

四、固化的创作模式及其困境

　　综上所述，王安忆在《向西，向西，向南》这篇小说所描绘的异域土地上，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物质中国”的镜像，并经由陈玉洁、徐美棠、香港人潘博士三个分属不同阶层的移民个案的连结表达了一种暧昧不清、虚幻无力的身份认同。从异域书写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除了些许异国风光和景物外，基本没有跟异域发生什么关联。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外国人形象，也不涉及与异域生活和文化的诸多矛盾和关联的展开，“捐肝”事件引发的“人心”之问仅仅意味着相对于《小鲍庄》中“仁义”书写的某种倒退。特别是小说的结尾，过客式移民的身份认同不是主动融入而是选择逃离，都证实了长久以来王安忆写作存在的思想缺失和精神匮乏。

　　一个被评论界长期呵护甚至过分宠爱的作家，很难听到关于自己创作的真实声音，以至于她一直认为这样写下去就是对的，一直这样写下去没有任何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中国镜像”中试图表达的种种中国好声音：制度自信，经济自信，文化自信，大国崛起神话，中产阶级梦想，中华文化复兴等等。但是，拥有这些自信的人物却跑到了国外，而且能够赶上这种机遇的人也是凤毛麟角。陈玉洁的财富积累源于从外贸公司买断工龄、自营进出口，大学毕业分配到政府部门的先生辞职下海，承包体育用品商店赚下第一桶金，然后去南非购买金矿，再调转头向内发展，到山西开矿和炼焦—这种机遇对于中国工薪阶层来说，简直百年不遇，可称得上一部灰姑娘到白雪公主的变身故事，事事赶巧，还得时时赶上，恐怕只有王安忆笔下的这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高度抽象化人物才可以做到。

　　小说里的这些过客式移民，“异乡异地，她去了来，来了去，无论住多久，都是在过路，她没有朋友”，这种关于自我以外生活的无法融入、无法改变的无力感，说的其实就是创作者自己，那个陷在原地打转、不停地自我重复的焦虑症患者。她所陷入的那个个人经验误区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极度顺利的写作道路，志同道合的文学评论家，优渥无忧的物质生活，属于上海人的精刮算计的利益最大化是她最熟悉也是最擅长书写的。而且叙事语言拉杂拖沓，可是她就是停不下来，不愿意停下来，而且越写越多。因为无论写什么，评论界往往是一片叫好，也难怪她一直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

　　其实，不止一位批评家注意到她写作中的问题。南帆早在1984年就说过：“王安忆的观察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单一的，静止的，而不是追随着生活本身而深入。” 2吴俊较早指出王安忆创作的“瓶颈” 3现象，李静的论文直指王安忆作品存在的“闭合的空间”“单一的意义”及其“精神资源的贫乏” 4，陈晓明也批评王安忆创作“四平八稳，无棱无角” 5，何言宏认为“强迫性的历史遗忘和现实悬置、沉溺于表象的日常幻觉和虽属不无但却相当稀薄的人间情怀，是王安忆最为主要的精神歧途，也是其创作的主要局限”，原因即在于她“狭隘的文学观念”6。甚至非专业人士都暗示她停一停，少写点也好，而她就像是一架停不下来的写作机器。至于王安忆跟创作潮流之间的亦步亦趋关系，可以从其创作的历史脉络来分析。新时期以来，几乎每一场文学潮流她都没有缺席，每一波新的创作理念产生的时候她似乎都要跟进一下，但其创作理念甚少变化，甚至连她自己都说：“我的基本路数一以贯之……我倒不以为自己有变化……” 7创作越到后来，越受制于作者的学养、知识结构以及思考能力。就此而言，王安忆的深度匮乏不仅来自日渐枯竭的生活经验，也源于一如既往固化的创作程式，特别是关于世界认识和思考的某种滞后。

　　王安忆曾经表达过她对世俗琐事书写的非同寻常的喜欢，甚至还把它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无怪她总是对这一类的写作念兹在兹。澎湃新闻曾就美国的华人写作采访王安忆，她说：“美国的华人写作，我也不大好意思去评判，因为承担写作的人的水平是不高的，因为那边的人生存很重要，要做生意，谁会去写作啊?就像哈金这样的人，是用英文写作的……所以凡是在那边比较有名的华人作家，都是用英语写作的。”8不仅整体上贬低了美国的华人写作，而且对其英文写作颇有意见，当记者追问“用英语写作等于算是一种优势”的时候，她居然说：“我是不要走出去的。我觉得他们那么喜欢走出去，是为什么呢?还是承认西方的标准更加有价值嘛。”9中国文学和文化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怎样评价西方标准?时至今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中国文学一直在世界之中。而王安忆也用她的写作证明她曾经走出去了——但走出去的只是身体，而非头脑，而这恰恰也是导致她异域书写困境的原因所在。

注释

　　1 王安忆：《红豆生南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内含三篇小说，《乡关处处》原刊《长江文艺》2017年第5期(上卷)，《红豆生南国》原刊《收获》2017年第1期，《向西，向西，向南》原刊《钟山》2017年第1 期。本文相关引文皆出于此书。

　　2 南帆：《王安忆小说的观察点：一个人物，一种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3 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4 李静：《不冒险的旅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5 陈晓明：《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抑视角——从〈新加坡人〉看王安忆的叙事艺术》，《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6 何言宏：《王安忆的精神局限》，《钟山》2007年第5期。

　　7 王安忆、苏伟贞：《王安忆访谈》，《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

　　8 9 王安忆：《小说不能推到普遍性上，我就想写一种情》，《澎湃新闻》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