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与1929年的《沪江年刊》
《沪江(大学)年刊》是民国时期沪江大学的一份重要刊物,英文名The Shanghai。它创办于1915年,1951年停刊,初为英文版,至1923年发行第8卷时改为中英文并刻出版。该刊由四年级学生组成的年刊社负责主编,每年临近毕业时印制,相当于今天的毕业纪念册。主要刊载的内容包括名人题词、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校内团体、教职员工、毕业生的照片与介绍,各院系的办学情况,以及学校大事记,班级历史,学生文艺作品、广告等。
年刊编辑者每年都会邀请社会名流题词,序言则由校长或本校师长撰写。如1926年吕思勉就曾应学生之请,为《沪江年刊》第11卷(又题作《沪江丙寅年刊》)撰写序言。1929年出版的《沪江年刊》(又题作《沪江民十八年刊》)第14卷卷首刊有两篇序言,第一篇由樊正康撰,第二篇的作者署“苏梅”。此苏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苏雪林。苏雪林曾执教于沪江大学,已为学界所共知。但苏雪林为《沪江年刊》作序一事,却未见沈晖编著的《苏雪林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记载。
苏雪林的序写于1929年3月13日,系文言体,现抄录如下:
沪江大学民十八年刊将付梓,主其事者索序于余,余自念就职未久,所知于沪大者不深,仅能就感触所至,以二言赠沪大,聊以代序。
一曰保持严肃之校风于不坠也。沪大校风,素称严肃,学生出入,必持通告,食宿自修,皆有定程,男女同学之制,行之数年,未闻有一偭规越矩之事,功课虽严,考试时未闻有作弊之习,诸生游息之余,惟肆力于学,口哦手披无停晷,图书馆人常满焉。本校成绩卓然有声于时,谓非校风严肃之所赐,又乌乎可?或有病其不自由者,余曰嘻!自由亦易言乎?自五四运动起,青年或误解自由二字之真义,于是无理叫嚣,为言论之自由,破坏道德,为行动之自由,蔑孔踣耶而犹不足,至鄙弃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孔德之言为不足道,为思想之自由。奸人乘机利用,学风更败坏不可收拾,罢课驱长之事,日有所闻,学生学于校中数年,徒养成暴厉恣肆之性质,学问则茫无所得,卒业后不能置身智识竞争之社会,悔亦晚矣。德国大哲倭伊铿主精神教育论,于学校之秩序,管理三致意焉;尝曰“家庭学校,弛缓与无约束,最有碍于一切善良人格之发育,无教之儿童虽若自由,然其意识中亦未尝不隐约怨父母教师之放弃其责任,盖知身体之放纵乃精神之害也。”中国今日青年,大都不明自由之旨,闻此当亦恍然。
二曰运动之更宜注意也。本校学生素注意体育,运动场中常见健儿数十,驰骋其间,故每届竞赛会,本校辄夺锦标以归。社会争以为荣。余以为今日之中国提倡学术,固当急之务,而体育尤刻不容缓。余固反对以武力侵陵其他民族为帝国主义者之所为,然国于大地,又乌可无自卫之武力。武力之涵义甚广,国民体力者实一切武力之基础也。驱数万文弱书生以临战,虽有利锐坚炮,无所用之。欧美日本之青年于击剑,驰马,蹴鞠,角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练习无虚日,故其民莫不魁伟奇杰,耐劳任重,战则足以制胜于疆场,平日则殷勤工作,克尽国民之义务。且国民体育之发达与否,一国文化之盛衰系焉。西洋学者成名率在老年,彼中所谓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政治家,皆皤然老翁也。吾华人资质之聪颖与白种等,肄业大学,试或冠其曹。数年之后,功课繁渐,体力渐不胜,非呕血死,则辍学归。中国留学东西洋者,前后无虑数万,而真能成学以归者,寥寥而已。虽社会空气不足酝酿学术,然其于学者之体魄岂无关哉。本校学生对于体育虽云注重,然其范围尚不甚广,譬如军式操,精神即甚萎靡,故余言之如此。
余所欲言者甚多,以篇幅有限,暂止于此,欲尽言则请俟之异日。
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三日苏梅序
第14卷《沪江年刊》由吴继忠总编辑,苏雪林被聘为中文顾问,约出刊于1929年6月底。在本卷中文部的记载栏目下,登有署名奚均礽的一篇《沪江春秋》,实际相当于刘湛恩(沪江大学首位华人校长)担任校长一年来的校内大事记。其中明确记载,1928年9月13日沪江举行秋季开学典礼,刘校长发表讲话。训话完毕,刘氏向学生介绍新聘教授,有桂质庭博士、苏雪林女士等。第40至51页为教职人员介绍,其中第47页刊载了苏雪林的照片与中英文简介,中文内容为“苏梅 国文教员”。据此可知,自1928年9月始,苏雪林被沪江大学聘为国文教员,离职时间未见明确记载,大概是1929年暑假前。据《长编》显示,1927年7月苏雪林随丈夫回沪工作,“回沪不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六叔苏继庼,介绍她至上海沪江大学担任国文教员”,1928年谱文则记有“是年暑假前,因不满意沪江大学浮华的学风,遂与沪江大学解聘,居家专心《棘心》的写作”。这就将苏雪林任教沪江大学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与史实是显然不符的。苏雪林为《沪江年刊》所作之序,系目前所见苏雪林在沪江大学校报校刊上发表的唯一文字,因而成为了解苏雪林与沪江大学关系的第一手文献。
在序言中,苏雪林主要就沪江大学的现状谈了两点想法,一是希望沪大能继续保持严肃的校风;二是提醒青年学子注重体育运动,加强身体锻炼。她首先从自己就职后的见闻出发,称扬了沪江的严肃校风,正是得益于校风严肃,沪江才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接着,苏雪林批评了“五四”以来某些青年对“自由”的误解,由此指出不顾道德、蔑视真理并非自由的真义,并引用德国哲学家倭伊铿(今译作“鲁道尔夫·欧肯”或“鲁道夫·奥伊肯”)的观点,认为学校与家长如对受教育者放纵不管、毫无约束,只会利少弊多。沪江大学的体育教学一直有声有色,该校运动员经常在各种比赛项目中夺得锦标。苏雪林对此表示欣赏,但建议进一步扩大体育范围,如应重视军式操项目。她认为中国需要提倡学术,更需发展体育事业。在将欧美日本和中国的青年进行对比之后,她强调良好的体魄不仅有益于工作,而且关乎一国的武力,而中国学术的贫弱,自然与学者体魄的不够强健亦有关系。作为一位国文老师,苏雪林却选择大谈体育,既反映了她对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视,又与她“自幼便富有尚武精神”有关。
总之,这则序言反映了身为教育工作者的苏雪林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不单有助于我们丰富对苏雪林的认识,同时对研究沪江大学校史亦不无参考价值。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长编》中提到苏雪林离开沪江的理由是“因不满意沪江大学浮华的学风”,这就与序言中赞扬沪大学风“素称严肃”不免有所扞格,除非苏雪林乃正话反说,语藏玄机。然而依据有关文献,沪江大学自刘湛恩担任校长后确实校风良好,颇负时誉。试举一例,著名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928年春曾应刘湛恩之邀前往沪大演讲、参观,对学校环境印象深刻。不久他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4月22日第3卷第23期上发表《男女同学的沪江大学》(署编者)一文,大力称赞沪江的校风纯正,图书馆里“男女同学随意坐着展卷研学,异常自然,人数虽拥满,而万籁俱寂,如入深山”,尤其嘉许“沪大男女同学自然的高尚的风气之难能可贵”。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苏雪林希望沪大“保持严肃之校风”是发自肺腑的言论,苏氏最终离开沪江大学应出于多种原因。《长编》中提供的说法未注出处,即使来源于苏雪林的晚年回忆录,可靠性也是要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