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年广西文学写真、审美与铭史

　　百年广西，豪杰辈出，风起云涌;百年广西文学，作家如林，繁花似锦。曾经的“南蛮”之地，曾经的沧海桑田，曾经的新文学先行者梁宗岱、胡明树、周钢鸣，曾经的桂林抗战文学，曾经开放进取的岭南现代文化，曾经的凤子、梁羽生、黄谷柳，曾经的《刘三姐》、曾经的韦其麟的《百鸟衣》、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曾经的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乃至今日的田耳、黄咏梅、凡一平、光盘、映川、朱山坡、李约热、陶丽群……凡此种种，浩浩荡荡，一一结集于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刘铁群主持编著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1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这是百年之业，这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记得两年前，黄伟林教授曾与我提过此构想并邀我同行。我惊喜道：您的学术野心够大啊，这是大事伟业，需要下功夫打磨。我一个坐班族哪来的这么多时间，深知兹事体大，深怕拖累团队，便婉拒了。没料到，黄伟林带着他的团队做出来了。2018年，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7种文体分类分卷选编，每卷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10年一小辑，每部(篇)作品附录作家简介、作品信息、创作评论、作品点评、文学史评价、作者自述等多种信息，以洋洋7卷12册《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如今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扩充到广西百年文学，以此致敬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成立70年献礼，为一个个广西文学现象、文学个体，写真、审美、铭史，为百年广西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当可彪炳广西文化史册。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文学根性与文学传统，作家从足下的土地出发，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种地理的文学自觉，终会以其独特性与世界文学对话。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文学创作，就是广西地域文化与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一方面，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人文地理上，地处偏僻，北回归线横贯广西的生机与繁茂，加之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两广同属岭南，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以开放进取而独领风骚，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概括：“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五四新文学，到40年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的，现代文明较早在岭南生根发芽及至壮大，拥有自己的兼容并包和开放进取。诸如广西近代西江、珠江几大水道咽喉，进来，出去，世界被打开时便是开放，便有广西的新旧桂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桂林抗战文化城等等。凡此种种，便形成了广西百年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自己文学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或民族特性、异质幻魅，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纵观全书，《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较好地厘清百年广西的文学脉络，可以看到文学与时代同行的历史脉络，也可以看到各文体自身的发展与自我创造、自我更新。大系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代表性。选编的作家作品不少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名家名篇，如《长篇小说卷》收入黄谷柳的《虾球传》、艾芜的《山野》、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继树的《桂系演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中篇小说卷》选入司马文森的《南线》、华山的《鸡毛信》、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短篇小说卷》中王鲁彦的《我们的喇叭》、白先勇的《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花桥荣记》、李英敏的《椰风蕉雨》、李栋和王云高的《彩云归》、陈建功的《迷乱的星空》《飘逝的花头巾》等，《散文卷》《诗歌卷》更是名家荟萃：梁宗岱、王力、严杰人、胡明树、周钢鸣、林焕平、艾青、黄药眠、秦似、陆地(壮族)、阳太阳、彭燕郊、曾敏之(仫佬族)、李英敏(京族)、苗延秀(侗族)、莎红(壮族)、包玉堂(仫佬族)、韦其麟(壮族)、凌渡(壮族)等等，《戏剧卷》选入欧阳予倩在桂林创作的《梁红玉》《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桂林夜话》、孟超的《被淘汰的人们》、陈迩东的《鬼》、集体创作的《刘三姐》、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梅帅元的《羽人梦》，还有张仁胜、常剑钧的《哪嗬咿嗬嗨》等，而有些新秀的作品还有待时间检验，但都属有审美个性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广西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

　　二是广阔的文学史视野。百年人文广西杂花生树，能够在史与识的时空坐标中发现亮点并进行选编，既立足广西，又要有中国百年社会与文学的整体性胸怀，编者以对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关怀，在宏观背景上进行选编，按文体分类，尽可能以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详实的史料还原百年广西文学，比如《史料卷》入选标准是广西作者以研究广西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的评论文章，同时收入以桂林文坛为评说对象的纪实性文章，力求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纹理，而其中评论大家、广西百色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谈诗》《论崇高》《试论直觉与表现》等，既令我们领略到中国现代第一位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家的美学建树，又读到他对作家作品精准超凡的论述。此外，大系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还担负着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黄伟林的团队正是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以及文献版本的汇校中，有不少可贵的新的发现。如《诗歌卷》对广西容县人欧查的新发现，这位就读复旦大学，留日归来的左联女诗人，不仅诗作脱俗，1933年在上海还创办了《现代妇女》杂志，鲁迅曾书赠《酉午秋偶成》诗一首，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戏剧卷》中发掘出抗战桂林文化城的哈庸凡、朱门弦，及其对传统戏剧改良的贡献;大系还发现并找到广西戏剧老人莎色，这位值得书写又被长期遗忘的编剧，正是1965年总政话剧团公演的轰动一时的名剧《南方来信》的第一作者，时任广西话剧团演员。他们还新发现广西文学先贤胡明树的多个笔名(徐善源、徐力衡)和新作，诸如种种。总之，编著者在历史情景中重新发现与丰富了文学史的朴素描述，努力于文学的经典化，体现了编著者对“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追求。当然，面对百年史料，也难免遗珠。

　　三是文学的多样性。编者坚持既选编本土广西作家作品，又选入移居他乡乃至海外的桂籍作家，以及在广西生活工作3年以上的外乡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既是艾芜、彭燕郊、骆宾基、司马文森等人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又留下茅盾、巴金、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骆宾基等人在桂林创作的优秀作品，可惜后面几位大家在桂林生活不足3年，而令选编者扼腕断臂。还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佛西等人影响深远的戏剧。还有少小离家，或成名后远至他乡的梁羽生、白先勇、罗孚、陈建功、聂震宁、林白、杨克、陈谦等。编者还坚持吸纳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品，无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或现实主义或浪漫唯美或魔幻荒诞，等等。而文后还附录发表过的不同批评个性的相关评论，以显示丰繁而多元的艺术个性。这样大格局的选本，无疑为广西百年文学的经典选本，又是研究广西百年文学的一份珍贵的史料，颇具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与伟林教授诤友32年，他比我高明，内外兼修，永远以著名的微笑立于不败之地，这明显的精神印记使他成为人气文学评论家。一是他谦谦君子的儒雅外表，总以诚恳与智慧的微笑示人，是位上善之君。评论家陈晓明评说他是个“俊逸生动的南方文人”，其做人作文完美地把“精明强干与闲散淡泊两种迥异气质结合一体”，使之批评自带文人格调。而且他的勤勉敬业，有口皆碑。二是，伟林教授的批评文字一如他所言：“有人的感情、人的才华、人的体验、人的格调、人的见识”，他实践着法郎士“文学批评是灵魂在作品中的探险”，追求王国维的“有人之境”。10年前他发表《有难度的批评》，如是论说我的文学批评是“有人之境”的批评。于我，既是鼓励也是共勉;于他，就有些惺惺相惜了。因为我们的批评写作不约而同地追求学理与灵性、哲思与诗性，追求有“人气”的批评之境，不同一地，却殊途同归。

　　还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比《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更注意火候，也多了些打磨。我们知道学院远离文学现场，难以准确描述与表达文学现象，单靠搜索网络，结果是永远与真正的文学隔了一堵墙，《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多少带有这个欠缺。伟林教授照单全收了我这番意见，召集团队尽可能做了修订弥补，显示了一个优秀学者应有的情怀与风范，真正做到学问中有“人”、有“文”、有“精神”。

　　黄伟林是壮族子孙，他以一颗赤子之心，穿越百年广西的文学时空，以灵魂发掘真知灼见，一如他30年坚持不懈深耕广西文学，如今又带领团队构筑《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的人文境界，力求与广西百年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知文著史，金针度人，实属不易。他在大系总导言中深情写到：“从1919年到2019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历程。广西曾经是新文学初期的化外之地，也曾经扮演抗战文化的前沿角色。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广西文学与时俱进的步履逐渐从容……当我们回眸百年广西文学，也不妨将广西文学的繁荣之路比喻为长征。随着新文学又一个百年的开启，文学的至境也将成为文学桂军的胸中成竹。”

　　于是，便有了硕果《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系成竹在胸地展示了百年广西文学的风貌，带着鲜明的历史踪迹、美学风格和经典化过程，便具有了纪念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