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迹夏代，解读中华文明密码

　　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夏，是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是真实的存在，却湮灭于数千年的时光中。

　　夏，作为中国王朝的开端，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但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和像甲骨文一样的自证文字材料，通过考古发掘来证实为信史显得尤为重要。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寻找“夏”的踪迹。经过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奋斗，“夏”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探索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龙头”支撑

　　“中原地区是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中心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围绕夏文化考古研究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仍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和目标。”1月9日至10日，在洛阳偃师举行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年工作总结交流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二里头遗址是该项目最重要的支撑遗址，在此召开会议可以就二里头遗址的最新发现进行现场交流与论证。

　　正如刘海旺所言，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夏文化探索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遗物最丰富且等级最高、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最先进、时代特征最明显、性质最明确的都邑遗址之一。他认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被商文化继承的历史进程，应以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为中心、关键和参照系。同时，要加强对夏文化范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新砦遗址及早商遗址的考古研究，更全面地揭示它们与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的承继关系。此外，要以古代文献记载为线索，加强对济源原城遗址、巩义稍柴遗址等夏文化核心区遗址以及周边区域的考古探查工作，以探索和实证夏代广域王权的势力范围及“禹征三苗”“后羿代夏”等文献记载中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一直持续不断地给世人惊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说，新发现的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以及最新抢救性发掘的4座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对认识早期国家都邑的布局结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以及经济形态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为其他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的布局探索提供了参考。

　　稽古中原厚土，夏文化研究结硕果

　　2020年，为寻找夏代遗存、拓展对夏文化的新认识，我省二里头、王城岗、瓦店、新砦、稍柴5处遗址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关键发掘项目。

　　同时，古城寨、东赵、花地嘴、蒲城店、四岭、南寨、原城7处遗址被纳入备选项目，此外还有淮阳时庄、叶县余庄、孟州禹寺3处配合基本建设的遗址。

　　前来参加“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年工作总结交流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文化研究工程组组长陈星灿指出，夏文化研究要抓住“龙头遗址”，也就是寻找大遗址、发掘大遗址，因此重启稍柴遗址、东下冯遗址发掘的决定是正确的。

　　正如开启“考古盲盒”一样，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2020年，配合基本建设的淮阳时庄、叶县余庄、孟州禹寺3处遗址均取得了重要新发现：淮阳时庄遗址发掘出土了28座夏代早期“粮仓”遗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食仓城”；叶县余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具有鲜明的礼制色彩；孟州禹寺遗址内壕、外壕均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而距王城岗大城不远、东北方向的战国城址中出土的印有“阳城”“阳城仓器”戳记的陶器，证明至迟到东周时，在王城岗一带，存在被称为“阳城”的城市。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这是王城岗大城为禹都“阳城”的重要旁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介绍，此次重新启动发掘王城岗遗址，在大城内东北部发现了接近闭合的沟状堆积，主体内涵为二里岗文化和东周遗存，相较于此前的发现而言将大城内的文化面貌向着“夏文化”推进了一步。大范围夯土基址的确认，一方面证明大城中北部是生活居住区，且极有可能是贵族生活区，推进了对大城内部功能分区的认识；另一方面佐证王城岗大城在颍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环嵩山地区“雏形国家组织”的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丰硕的田野考古成果，我省在夏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是一大亮点，许宏、赵海涛、刘海旺等专家学者发表了《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展望》等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全方位保障，夯实考古专业人才队伍基础

　　在陈星灿看来，发掘遗址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学科结合，要做到精细发掘，发掘与报告整理要同步进行。李伯谦同样认为，通过学科间的融合，将多种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夏朝的存在年代、活动地域、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可能呈现在公众面前。

　　文字记载越少，越要靠物质材料说话、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和交叉方法。“随着考古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越来越紧密，今后夏文化研究领域需要加强跨学科研究能力，夯实考古人才队伍和学科能力基础，培养一批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备田野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梁法伟说。

　　令人振奋的是，2020年9月28日，经河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挂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并核增事业编制30名，以进一步加强夏文化研究。

　　此举引得国内文博同行羡慕不已。这主要得益于从党中央到地方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与着力建设，曾经“冷门”“小众”的考古学在我省已然成了颇受关注的一门“显学”。

　　2020年，省委专门下发通知，成立“中共河南省委加快推进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专班”，省领导牵头，由省直宣传、文旅、文物、财政、发改、教育等部门和洛阳、郑州、安阳、许昌等地市委、市政府组成，每月开一次例会，协调解决夏文化研究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省文物局先后批复夏文化基础研究项目19个；省财政除正常的省级保护经费之外，专门拿出2000万元支持这些夏文化基础研究项目和石窟寺保护项目；省委宣传部协调省社科院将部分夏文化综合研究项目纳入省社科基金，增强研究课题吸引力……从政策到资金，再到培养壮大考古队伍，各级各部门为夏文化考古研究做好全方位的保障工作。

　　刘海旺说，下一步，将重点激发科研活力，继续做好夏文化相关重大考古课题研究，力争使夏文化考古学探索早日取得重大学术突破，为五千年中华文明、探索中国国家起源提供实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作者：温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