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应对时代大考

　　如果把时代看作一场大考，文艺有没有交出以及交出怎样的答卷，是文学史和艺术史要描述的内容，也是文艺理论要研究的课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分解成若干子问题。比如，文艺的功能是什么?时代是不是一场大考?怎么准确提炼时代精神?文艺和时代是什么关系?文艺要不要及时反映时代?怎么评判文艺对时代的艺术表达?每一个子问题都不小，也复杂，其中，文艺的功能是本源性问题。

时代的文学书写要及时且有效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书写便没有历史。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史料文字，二是文学文字。前者构成历史认知的框架和骨骼，后者构成框架和骨骼下的血肉和细节。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时代认真的观察者和准确的书写者，会在历史的大框架下展开对现实的想象和构建。人类社会经历的苦难、进步和勇气，都应该收进作家的视野。但事实上，我们能看到，作家能写出来，以后能流传后世者，万无其一。这是为什么?不是作家不努力，写作是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从素材到文本，需要消化，需要重建，还需要机缘，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要给文学以时间。

　　阿列克谢耶维奇2012年出版的非虚构文本《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是关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一线证人的笔录。汶川大地震十年后，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问世，成为“灾难和救赎”的见证。《云中记》是一首抒情长诗，也是一部精神信史，写出了人类面对自然灾难的体认和精神自救。《云中记》写作的启发至少有三。第一，对历史和现实重大事件的书写，艺术表现力永远是第一位，艺术表现方式完全可以多样化。《云中记》没有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甚至也不是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它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更像一部心灵史，属于现代派的阵营。但它可信，有感染力，令人震撼，有效地打开了关于灾后重建的认识路径。艺术超越了现实，是有创造性的艺术表现。第二，建立在对人和现实的关系基础上的诗性乃至神性的书写，彻底征服了读者。这种书写饱含文化体认。文化体认，考验作家的哲学思想力和历史认知力。小说具有鲜亮的单纯。故事简单，人物少，但凝结在主要人物身上的诗性和神性是光点，照进了读者的心灵。第三，未经思考的经验不是经验，未经想象的经验不是文学。小说捍卫的经验是具有想象力和审美价值的经验。未经思考和想象，用平庸的形式匆忙表达，是对珍贵的时代经验的浪费。写出疗治人心、见证时代的作品，文学的功能和艺术的审美才会同步，才能向经典靠近。

　　关于时代的文学书写，要及时，更要有效表达。所以只有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才可能产生有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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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观和辩证法。这两者都是思想方式，是认知和理解时代的前提。历史观和历史思维需要自觉训练。历史观是长线，是大局观。大局意识决定现实态度。文学不仅要告诉读者你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还要告诉读者许多人看到的世界的样子。历史观决定作品能走多远。每个具体的创作主体都有具体的文化背景，即成长背景。超越个体的成长局限，超越经验局限，建立历史思维和整体观，会把个体的文化景深拉长，广角加大。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现实不只是一堆素材，而是认识世界的起点和依据。把人和事放在历史的维度下观察，格局和视野才能得到拓展，重点和本质才能显山露水。通过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也就会理解纷繁复杂的现实本身。当代文学界“40后”和“50后”的共同点是具有历史思维和历史经验，这也使他们的作品识别性较高。而“80后”和“90后”的普遍特点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面宽，网络文学写作表现出的知识量可证。但现实经验匮乏，历史思维欠缺，这些都成为新青年写作的短板。

　　建立历史思维，强调观察事物要有历史底色。讲究辩证思维，强调观察事物要全面而不是片面，要本质而不是表象。要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把握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关键是建立整体观和总体观，包括对时间的整体观和空间的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要看清历史发展的大势，要及时记录时代现实的大事、要事、大转折和大变化，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主流和核心，把握真实趋势。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历史中的人，时代中的人，都对时代负有责任。这也是我们今天反复提作家柳青的原因。《创业史》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同时期最好的，但它的认识价值独一无二、出类拔萃。柳青以一个记者对于历史变化的敏感，以一个作家对于文字记录的责任，抓住了陕西农村和农民的这个局部，提炼出普遍存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用鲜活的形象、文学的语言写出来，并传播开来。对当时的农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深度介入社会生活，是柳青和《创业史》为文学带来的光荣。现实主义创作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突出，陕西作家继承柳青传统，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贾平凹的《废都》、陈彦的《装台》，虽侧重不同，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都有新的发现。包括以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高呼“文学干预生活”。文学能否干预生活，取决于文学自身。文学能传时代之声，能领时代之先，才能在时代生活中拥有话语权。

　　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培根固本，才有“正能量”一说。“正能量”也体现了文学的宣泄、疗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西方基督教中的奉献牺牲，都是人性中尊贵的一面，具有较大的感染力和共情力，引人向往。优秀的作品，在写时代和生活重重矛盾的同时，一定会写出人性中的光亮，哪怕是微弱的光点。列夫•托尔斯泰被誉为19世纪世界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基于其作品中的积极力量。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作家梁晓声，2018年出版的《人世间》可以说是一部向列夫•托尔斯泰致敬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半个多历史时期平民生活经验的宏阔记录细致可信，小说对于平民子弟形象的塑造，既清晰透彻地写出人性的层次和矛盾，更饱含深情地写出时光机里人性的尊严和坚持，写出人类文明的底气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发展和奋斗，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时代精神。周秉义的勇气和大义，周秉昆的坚韧和仁善，都是这几十年的人世间发生的真相和真理，由此写出爱和正义的动人价值。周秉义和周秉昆这两个人物，是《人世间》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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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力和表达力。这两者都是艺术和技术方式，特别重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讲的道理对于写作永远不过时。文艺创作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时，产生了公共性。公共性是文艺的重要属性。公共性的产生，表现为传播力，有赖于文学性。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期里，报刊网络上各种形态的文艺创作开始活跃起来。正如奥斯维辛之后要不要写诗——一个曾经看似历史的纸面上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为现实。大家都在议论，不少是激愤和情绪化的表达。其实这个时候，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艺界，需要激情投入，也需要理性和理论的探讨。

　　这是一场时代的大考，所有纸面上的理论研究，归根结底要有还原到现实生活层面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在公共灾难面前，公共艺术能够形成一种团结力量——为亡者及消逝的祈福和缅怀;对生者的激励和宽慰，公民灾难意识的集体觉醒，公共意识内在与外在的社会和文化价值都不容忽视。”文章合为时而著，文学是时代和生活的镜子，也是时代和生活的推进器。从历史书写、凝聚力量的角度来说，我们鼓励同代人的记录，“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同代人的书写相对可信。从文艺的功能来说，提倡及时和在场写作。但这个“及时”和“在场”，站在历史的角度指“同时代”或“同一时期”，而不一定是“同一时刻”。面对时代，面对具体的时代，从记录时代精神刻度的角度，文学创作有内在规律，不追求急就章。快和慢是创作的相对时效，与品质不是绝对挂钩的，与个体的消化、积累有关，也与文体有关。比如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和以及时记录见长的报告文学，面对突发性事件，反应通常比小说要快，这是文体特点。汶川大地震期间，产生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不乏好作品，这对于及时记录信息、沟通疗治十分必要。

　　“灾难频发引起的生存反思及预警威胁，灾后受伤心灵的抚慰和家园的重建、灾难中的温情守望和人道弘扬、为共同的灾难记忆的悲悯叹息，种种情绪都是灾难中冲撞出来的创作灵感。艺术家在灵感的闪现间探寻一个公共问题和审美价值之间的黄金比例。”这个黄金比例，关系到我们的书写是否匹配正在发生的重大灾难。时代精神和文学表达有时间差，是技术问题。时代精神和文学表达有纬度差，是认知问题。文艺是人类自觉的精神创造，以人为原点，从人和文艺的关系起步，历史地科学地客观地探讨文艺的形态和功能十分必要。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形成了一个人的文艺观。特别赞成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在《捍卫想象》中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在今日新学术的旋风中，文学研究要研究通识教育的价值。通识教育包括历史教育、哲学教育、审美教育，等等。审美教育，也是一种感受力和想象力的教育。通识教育最终培养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力。在关于时代精神和文学表达的关系中，文学的认知意义和精神意义压倒了其字面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要重申文艺的功能的必要性。

　　至于字面意义和表达力，当然也特别重要，它们是帮助认知意义和精神意义走得更远的双腿。文学回应时代关切天经地义。面对时代的大考，文学不能缺席，不能失言，也不能胡扯、瞎掰。经得起时间检验是经典作品的门槛，也是文学创作的纯正追求。由文字垒起的精神大厦，记录了时代的风貌与灵魂，思想内涵、文化积累和艺术创新应该成为衡量其艺术表达的基本维度。关于时代的书写，可能有千万条路径，但无论哪条路径，都务必要妥善处理及时表达和有效表达的关系。文字是呈堂证供，切勿漫不经心，或者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