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学的“四联弹”与“逆生长”

　　亚热带季风、热带季风、高原山地，这些相互冲撞的名词，共同指代了云南。夏季有西南风自印度洋遥遥地吹拂而来，带来了云蒸霞蔚和七彩缤纷;冬季少雨多风，高原向太阳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云南有红土，衬以蓝天、白云和变幻莫测的光线，构成了壮丽的云南自然景观。我一边触摸着《四联弹》这部由段爱松、陈鹏、和晓梅和雷杰龙作品构成的独特的小说选集，一边浮想联翩，如上的画面从脑海翻滚而来，栩栩如生。趁此机会，我想与四位小说家一起探讨，地域与空间视角如何为我们看待在地文化提供生动的启发和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

　　其实无论中西，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地域文化对于人的精神和文化想象的能力和面貌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浪漫主义先驱史达尔夫人以南北分界设计法国文学，泰纳进一步把环境作为文学生产的根源之一，这是西方较早对于文学的物候性溯源。孟德斯鸠则更进一步，其万世名著《论法的精神》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那么，地大物博的华夏文化，可能比西方更早归纳出地域意识产生作用的规律。比如，《楚辞》与南方地域文化的关系最迟到刘勰就有了明确的阐释。魏晋至唐初，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逐渐形成系统认知。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文章中，就呈现了地域文化的观念体系，乃至于地理史观一时间蔚然成风。而主动的想象性建构也开创了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强劲的江浙学风、燕赵悲歌、湘湖学派、孔孟之道等思想不断为地方文脉提供着有力支撑。区域文学的生产和文学对于个人及家国的主动建构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云南文学的状态，云南的生态、民俗、历史，是合力夯实了它丰厚的文学多样性土壤。

　　云南的文化是兼容驳杂的，佛道等宗教在这里展开的不仅仅是竞争，还有辩论和相互融合。少数民族原始信仰和风俗也是独特的精神文化财富，不断成为提醒般的回声。这些文化样貌叠加层垒，就积淀为了云南红土地一般瑰丽的地质层。然而，我们不能对于地域文化的持久蓄氧能力盲目乐观。客观说来，云南的昆明其实是一个热闹所在，并非文学边地，尤其是在西南联大文化群和五六十年代军旅作家群的影响下，云南承载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峰，也是社会主义文化边疆的重要构成板块。从我们进入现代性开始，新文学也同时散播开来，云南文学自然也就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种传统。改革开放后，高高隆起的云贵高原和其他地区一样，面对着商品经济时代的欢欣和焦虑。不过，当城市生活高度一致，田园乡土命运模糊，作为普遍性的“人”的难题就摆荡于存在之思和欲求之重两极。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文化多样性似乎难以找到其物质依托。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云南的在地性和本土化更难以成为一种可见且可知的存在。因此，不断尝试着在孤独岛屿般生存状态下独具个性的自我心灵，兼顾宽泛的文化共性，就成为了难题。由此观之，集子内的四个小说文本也就颇可见出选者的苦心和眼光。

　　云南文化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但这种神秘色彩曾经只能充当配角，因为20世纪文学主潮是刚毅和宏大的，浪漫、鬼蜮的神奇魅力只能是时不时复活一下。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崇高洁净感在浮躁的当下还能否保持自尊自恃，文学的神秘色彩如何进行严肃探讨?

　　段爱松的《罪赎》给了我们一个认真的答案。在《罪赎》中，各个器官和组织从生命中剥离，独立展开叙述。被害者的肉体逐渐与凶手的头脑融为一体，一起接受审判。这令人心惊的坠落、变形，展示的是对自我的揭露。段爱松将一般意义上的“罪”上升到普适的生存状态。罪责和救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件事。罪责只是为了罪恶担负心灵的纠缠和现世的报复，救赎首先声明的是，没有可以置身事外的无辜。既要在人性的白上面找出黑来，为无罪之罪感到痛苦，却又要从黑底下榨出真正的白色。古滇国神话传说中的家族命运和神兽都包含在这部驳杂的小说中，我的理解是，历史有自身的罪恶，却要用每一具肉身来承受罪与罚的果实，在方生方死之间，人的意识最后存在的价值，若不是有绝对的先锋姿态，断然完不成这样的探索。

　　段爱松在“晋虚城”内策笔驰骋，勾画出纵深的精神版图。在救赎意义上，段爱松的文学先锋姿态却有古典的意涵，有巴尔扎克的野心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良心，其书写思想的幽微，读者非不凝神屏息而无法抵达。这让我想起来段爱松的长篇小说《金缕曲》的繁复华美和缤纷摇曳。

　　与段爱松深奥诡谲的风格相反，陈鹏的小说则饱含了直接的生活经验和个人趣味。陈鹏是八面来风的奇才：有炽热的文学理想，也有刚健硬朗的运动员风格，还有颇为现代的组织交际能力。他很有些海明威气质，执行能力超强，足球场上考验的正是与人正面交锋、短兵相接的勇武之力。因此他的写作风格也是充沛饱满又坚硬质朴。

　　陈鹏的《绝杀》，距离日常鸡毛蒜皮的生活最为接近，他提供的也是很实在的世俗人性的偏离和拨正道路。足球队精神支柱的前锋为了几千块的婚戒，放弃了运动员的职业操守，这是奔跑少年对于世俗生活的一次妥协，但这段弯路却带来了全面的崩盘，不仅腿部受伤、队友反目、妻子离去，还失去了用奔跑证明自己的几年光阴。在生活的打压中，这位早衰的中年人溃散得一败涂地，卑琐、平凡。人不可能完全实现道德律，因为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就是这一矛盾的表达。这种挣扎和失败，却一次次地，成为我们生活的真相。但他不仅仅是当代性问题中的浮萍一般的个人，同时也是启蒙运动中被赋予灵性的“人”，至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拾捡道德尊严的努力。作为一个处处被掣肘的凡俗人，他只能用流血和受伤的方式对自我道德进行象征性的赎买。这种情绪是宗教信仰的前身，但女性(哪怕仅仅是来路可疑的、不“清白”的)的出现却充当了那个上帝的角色。她注视着他，让他承认自己的卑劣和懦弱，也要由她来见证自己的重生。陈鹏对生活的正面强攻，就像他的运动员体魄那样强大而勇猛，也是他的小说成为“途中的镜子”的司汤达般描绘生活的最佳写照。

　　“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向前”，我高度认同歌德的见解。女作家和男作家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异，但女作家写的善与美、情和爱，似乎更为隽永，这并不是软弱的东西，相反它柔软却恒久有力。我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时候就注意到和晓梅的小说，她的小说最棒的地方就是开头的第一段，永远都确定了一个吸引人的语调，并预设了一个美妙的叙述过程。她一直擅长写情，写女性细腻的生命感应力，而且多建立在东巴文化背景之中。比如《宾玛拉焚烧的心》就通过一个女祭司家族的命运，来探索人性与神性，关心最细微的自然颤动，呈现出博大的关怀。在短篇小说《连长的耳朵》里，和晓梅所书写的是那场几十年前的边疆战争。不需要具体番号、任务和时间地点，因为我们看见的是精密化和数据化的战争，对于家园和尊严的无声吞噬。军事档案里的寥寥数语如何能够掩盖每一个亲历者的心情和真实的细节。历史，尤其是战争历史，在一部分时候提供了战略性的依据，另一些时候，则是安放在人性深处的显微镜。和晓梅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和段爱松的一样，都是典型的寄寓于云南，却意在普遍的人类性，这就是和晓梅的高度。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对伏盖公寓进行了无比详尽的描绘，但和晓梅面对历史，显然选了一条小径，她专注于微弱的声音和色彩，显示的是大历史的细节，苍翠欲滴的丛林和玉坠，映照的是碧血丹心和人类情感，斑鸠的鸣叫声声入耳，留给我持久的人世繁茂的印象。因此，和晓梅所抵达的地方，是所有杰出作家汇聚的应许之地。

　　说古道今的雷杰龙看上去是一个谦虚的写作者。我认为作家和写作者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但有着姿态上的差别。在今天，作家的身份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姿态的设计和建构，但雷杰龙却很谨慎，几乎是贴地而行，这样的叙事姿态让人感到一种真实的皈依感。他的这篇《斗鸡》运用了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形式古老得和叙述人贾昌一样沧桑。他没有考虑那个困扰着1980年代后几乎所有作家的问题，如何在形式上进行一点反转，也不想架空历史，建立一个自己的叙事王国。这篇小说，用斗鸡和鸡倌的际遇勾画盛唐的转折，把潦草的史料敷衍成详细的故事，和我近年来的历史小说趣味十分一致。因此，我不揣冒昧地以己度人，这样理解他的写作。我本人也写过《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等历史题材小说。在我看来，时间的距离，能让我看到更多真相，这个真相当然可见于历史学家的研究中，但我认为，小说才是历史表达的最好形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是几千年的定律。而我也愿意尊重那种历经风沙的伦理规则。对具体的“个人”而言，时代是强大的他者，文化传统也是。所以最重要的是寻找自己愿意皈依的那个坐标，然后在较为固定的标准里，去磨练写作者个人的认识和语言能力。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小说显然也是当代小说，而雷杰龙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一体裁的绝佳文本。

　　四位云南小说家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文小说的成就和希望。其实在《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战略性地理著作中，就清晰地呈现了边地的政治和文化潜能。而云南这片土地是多有丰富的矿藏，不断补给其他类型文化并且与之形成微妙的平衡的美妙之地。云南的作家，因为已经身在边境线，反而能够回身来拥抱所有的生长的可能。我很佩服他们写出了杰作，也希望见证他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构建出我们瑰丽的文学想象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