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发展报告

内容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业的关键词。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特色是回顾、梳理、总结70年来传记文学创作概况和研究发展历史脉络，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提出问题，展望未来;与此同时，研究界深耕细作传统传记研究话题，开拓挖掘新的研究领域，呈现值得肯定的发展态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时代，与时代精神、时代之中人的故事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繁荣景象，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无法为传记创作予以符合其自身特色和发展的全面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支撑。这是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陈年旧疾。2019年的成绩虽可圈可点，但研究明显滞后现状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中国传记文学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曾经创造过《史记》这样辉煌灿烂的高峰。如今，在全面发展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和加强传记文学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传记文学理论体系显得愈发重要。

关键词：

　　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作家传记;传记批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业的关键词。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特色是回顾、梳理、总结70年来传记文学创作概况和研究发展历史脉络，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提出问题，展望未来;与此同时，研究界深耕细作传统传记研究话题，开拓挖掘新的研究领域，呈现值得肯定的发展态势。2019年全年发表论文与2018年基本持平，亦在400篇以上，专著出版至少有四部[1]。整体上看，虽有些成绩，但依然掩盖不住传记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众多问题，择其要者简列如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收获最丰，出现了一些高质量学术论文，其中作家传记研究、传记史料整理与研究尤为突出，但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宽;传记理论研究出现几篇一新耳目的好文，但整体基础依然薄弱，无法有效有力支撑快速多元发展的传记创作;古代传记研究成绩平平，选题偏窄，论题偏小，数量偏少，人才后继乏人，需要加强和拓展;外国传记研究质量相对可观，选题有突破，学术性强，但所涉及领域依然较为狭窄，多集中在作家传记研究方面;传记电影研究数量和质量能保持一个正常水准，但突破不大、高质量论文难觅，缺乏理论高度上的分析和把握;传记批评最为薄弱，以此为志业的批评家寥若晨星，作品质量亟待加强，人才队伍亟需培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时代，与时代精神、时代之中人的故事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繁荣景象，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主要问题有：学科归类不明确，研究团队后继乏人，学术成果分散不成规模，不能为传记创作给予更加全面而有效的支撑和指导，这是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陈年旧疾。2019年所呈现出来的各类问题，并不全是新近产生的，大多则是多年累积老问题之具体化、个案化。

　　从学科内部划分来看，传记文学研究应至少包含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外国传记文学研究、传记电影研究五部分。本报告主体部分将按此学科分支逐一考察。同时，鉴于“传记批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报告特将之单列出来，与“会议活动”合并为一节予以述评。

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一树春风千万枝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中国古来有之。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就已出现传记文学萌芽，《离骚》以及诸子散文中已涌现传记文学因素，《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传著作初步孕育传记文学雏形[2];汉代开始，史传文学走向成熟，而《史记》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高峰时代的到来。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漫长的2000多年历史时期内，传记的发展及其成就虽不及汉代，不过也产生了大量传记作品。这些传记文体多样，名目繁多，影响深远，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但是“传记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这时期开始传记文学才真正脱离史学而归属于文学范畴。“传记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胡适从西方引进并大力提倡[3]。虽后来也有“传叙文学”(朱东润提出)、“新传记”(孙毓棠提出)等命名，但“传记文学”作为区别于古代传记的一种新概念并由此而自立为一统发展至今，学界依然喜欢沿用“传记文学”这一统称。

　　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实践之路：先拿来，后建设;先实验，后纠偏。几乎与传记文学创作同步，传记学也随即兴起，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理论探讨有效展开并取得一些成果也发生于20世纪前40年间[4]。这也是一个“西学东渐”并与中国现代语境发生内在关联的必然结果：经由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孙毓棠等学者引进或理论阐释，并经林语堂、沈从文、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谢冰莹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实践，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由此创生并自立为一科而发展至今。不过，其中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即从理论角度探讨“传记”或“传记文学”的概念内涵或本体意义，只是在涉及到学科归属或具体文体实践时被纳入预定议题;相关研究并非从虚到虚，而是从实到虚，而且只在实践中遇阻或遭困时才被予以展开。这种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的理论革新之路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弊端。优点是不设定条条框框，研究人员发挥空间大;弊端是缺乏成熟而稳定的传统，文体特质、学科归属、核心理念等与传记文学体系息息相关的基本要素一直模棱两可。这不仅致使理论探讨严重滞后于创作实际，而且发展至今成了大而无当、一锅煮式的巨型文类，乃至让后来者无所适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记文学理论(含批评)研究是相当重要而且迫切需要有所突破的重大课题。

　　我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向来薄弱，本年度亦然。相比较而言，带有一定理论探索趋向并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文体或方法论上的探讨。代表作有孟晖的《“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李贺的《“先贤传记”与方志的关系探究——兼论方志的学科归属》[5]、赵炳祥的《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6]、谢尚发的《这是文学年谱还是作家传记》[7]、张立群和赵硕合写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 “地域性”问题初探 》[8]、斯日的《“凡事经自己之口说出来永远都是诗” ——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9]、侯雨佳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10]、田可文的《音乐家“生命史”的历史表述》[11]、王芳的《传记视域中的“分阶段写作”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研究》[12]、廖一的《口述传记的恢弘乐章——满族口语说部的口述传记文学特点初探》[13]、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杂文学”的在场与缺席》[14]等。孟晖的《“传记式批评”研究》以大量现代传记作家文本为例，对“传记式批评”的内涵、外延以及诸多有关问题进行界定、分析，是一部专注于理论阐释和文本细读的学术专著。张立群和赵硕合写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 “地域性”问题初探》提出了一个很具理论性的传记学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传记中的“地域性”内涵或意义的生成与呈现问题。由于传记书写主客观因素、传记作者身份、传记数量、作家文学史地位、具体出版等众多外因和内因的制约，中国现当代传记有关“地域性”的表达必然有其复杂性和因之而形成的在修辞向度与风格上的多元性。这些问题尤需理清，其意义不可漠视，即如作者所言“现当代作家传记‘地域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现当代作家传记的阅读、研究和应用，并以此可以簇新现代传记理论的生长点”。斯日的《“凡事经自己之口说出来永远都是诗” ——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从对“文类属性困境是传记研究的根本命题”的认定出发，以鲁迅自传性叙述散文《朝花夕拾》为例，结合中外传记文学理论，深入探讨文学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侧重讨论传主已有文学文本对传记写作的潜在影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复杂形态。斯文不仅涉及传记写作中的真实性、虚构性、传记作家与前文本之间的“间性关系”等看似常见实则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诸如“文类属性困境”、“前文学文本可否作为传记写作的材料”等亟待廓清但又不宜一刀切的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再次讨论和论析。谢尚发的《这是文学年谱还是作家传记》本来是一篇书评，阐述《张炜研究资料长编》的编纂思想和叙述风格，但提出了一个很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议题，即在当代文学研究亦发生“史料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对所谓文献资料、文学年谱，作家传记有必要作理论上的界定或区分吗?很显然，伴随作家传记、史料整理、文献归集的大规模展开，所谓“作家传记”该是一个怎样的文体形态和学科归属?谢文提出的这一议题，不仅是一个实操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廖一的《口述传记的恢弘乐章——满族口语说部的口述传记文学特点初探》以“满族口语说部”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其生成、流传、本体特点(形式口述性、传承单一性、功能教化性)、审美风格(悲凉、崇高)、语言风格(清新自然、瑰丽神奇)，并对“口述传记文学”这种文类作了理论上的阐释。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杂文学”的在场与缺席》在谈及“杂文体”时对传、传记、自传、报告文学的文体归属及艺术特质有独到阐释，他将发生于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有代表性的传记作品悉数列举并予以学理化解读，实乃本年度现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篇理论性极强的论文。另外，马洛丹的《作家传记的理论之花——评〈作为一种体裁的作家传记〉》[15]是一篇书评，围绕“作家传记”这一文体“评”中有述，述中有论，亦给人以不少启迪。张蕴艳的《精神史脉络中狄尔泰对李长之传记批评之影响》[16]虽是对李长之传记批评影响的研究，但该文所提出的“传记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文类，有关“传记批评”的文类特征、学科职责、发展史、批评方法，等等，都理应得到充分研究，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相当孱弱。张文着力点虽不在文体或本体阐释，但作为本年度少数几篇提及“传记批评”并有所阐释的文章，其填补空白的意义当不可漠视。李德辉的《论行记的内涵、范畴、体系、职能》[17]专论“行记”这类带有突出传记学特征的古代文类，也颇值得关注。

　　“传记文学”的跨学科属性已是定论，虽类似“传叙文学是文学，然而同时也是史，这是史和文学中间的产物”[18]这种认知或界定已成常识，但在其具体实践层面上远非文、史之论所能一劳永逸地予以框定。尤其随着现代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领域内部分支学科的大发展，其在理论或方法论上的互鉴互通也就势在必行。一方面，纵向上的继承与创新不可或缺，即要面向中国古代传记理论与创作吸取经验：“现代传记文学是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传记文学，尤其是《史记》描写人物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对《史记》等史传文学名著的创作经验进行研究总结，是建立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之需要，更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实践之需要。”[19]另一方面，横向上对西方现代传记理论与创作经验以及在此影响下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学科中有益成果的借鉴，也都不可或缺。因此，在本年度，除上述侧重传记文体理论的研究外，其他人文学科中以传记方法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有绍介的必要。王芳的《传记视域中的“分阶段写作”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讨论如何解决毛泽东传记写作中的“分阶段写作”所带来的弊端问题，是以“方法论”为研究对象的代表作。赵炳祥的《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主要是从分析林耀华的一篇文章入手，并以此为例深入探讨传记法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该文还提出了“传记法三角”(谱系法、个人生命史、社会生命论的合称)这一新概念。赵文本是一篇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术论文，但其借鉴传记学方法以助力本课题研究的做法给人以深刻启迪——既然同为人文学科分支，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或方法论更新为何不大胆借鉴来自邻近学科的理论成果或方法呢?其他如侯雨佳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主要阐述“集体传记方法”的发展过程、应用情况、困难与局限，田可文的《音乐家“生命史”的历史表述》主要探讨“生命史”理论和方法运用于音乐史(含人物传记)写作中的可能性[20]，马皑和宋业臻的《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方法思考》[21]主要研究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方法，等等，其成果都可“拿来”并为“我”所参考或借用。列举并绍介上述几篇论文，只是想明示一个朴实的道理，即任何学科若要发展，都不能故步自封，纵向或横向上的“拿来”与创新都是有必要的。

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今年花胜去年红

　　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是传记研究学术大家庭中最枝繁叶茂的一枝，其中针对作家传记的研究独领风骚，不仅其学者队伍最为庞大，研究成果亦最为可观。这种现象的生成，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传记文学归属于文学，知人论世，知人论文，作为作家生平史料的传记作品自然备受关注;二是相比其他类型传记，作家传记尤其是现代作家传记的创作最为繁荣，这与大多数传记家的人文学科学者身份分不开;三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趋向“史料转向”的一个必然结果。从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实况来看，无论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大家，还是以张爱玲、萧红、赵树理、丁玲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名家，其传记数量都已相当可观。其中有些经典作家的传记已不是几部，而是动辄数十部，甚至上百部。根据统计，截止2019年，国内外鲁迅传记已达百部以上[22]，郁达夫传记已有九十多部[23]。在整个学科体系中，作品研究是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类。传记文学研究亦然。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依然承续往年学术热点，以现代作家传记为研究对象，其成果也呈现橙黄橘绿的繁荣景象。

　　一、版本或文本演变史及其相关话题研究。著名作家大都有多部传记，而由于这些传记在思想倾向、修辞向度、文体风格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因此针对其文本演变史或叙事方式、策略的研究，成为传记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向度。本年度，鲁迅、沈从文、丁玲、张爱玲、萧红、郁达夫、赵树理、路遥等经典作家的传记(包括自传)颇受学者们关注，相关研究论文质量亦高，也代表了本年度此类研究的学术高度。张立群的《“郁达夫传”的历史与现实——兼及现代作家传记的形态演变》[24]、张元珂的《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25]、孙萍萍的《还原平凡世界里真实的路遥——三本路遥传记的比较阅读》[26]、樊芳芳的《赵树理传记比较研究》[27]可为代表。张立群的《“郁达夫传”的历史与现实》从对基本的史料整理做起，既有对独立个案文本或版本的细致研究，也有对版本演变史的综合考察，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写作经验，从而将关于“郁达夫传记”的研究推向学理化高度。张元珂的《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全文长达两万字，不仅从版本学角度系统梳理、考察鲁迅传记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演变史——侧重对各个时期、不同地区(大陆、港澳台、海外)有代表性的版本予以考证或研究，而且从文本角度细致考察其异文演变史及其文学史意义，并由此而上升到对鲁迅写作经验的总结层面。每个时期的鲁迅传写作都各有特点。张文以对鲁迅传创作史的梳理为线索，以对历史脉络、作家构成、典型文本的解读为重心，全面总结鲁迅传创作中的经验得失，并旁及考察内含于其中的文人精神变迁史，也从现代传记学理论与实践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各时期鲁迅传作者在文体上的实践状况，以为当代鲁迅传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两篇论文集传记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于一体，都先从外部研究开始，即普遍致力于梳理和考察传记版本形态和版本谱系，继而转入文本研究，从而不仅从不同角度解读作者和文本、文本和文本、文本和时代的或隐或现的内在关系，也试图从“传记写作”本身出发深入探讨“作家传记”的文体形态、写作经验等深层命题，其理论与方法也对推进同类研究提供了崭新经验。此外，孙萍萍的论文通过对厚夫版、张艳茜版、航宇版路遥传记各自特色的阐释，继而分析这些传记对路遥研究的贡献。樊芳芳的论文以戴光中版和杨占平版赵树理传记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各自在传主形象塑造、作品阐释和对传主认识上的差异，从而为推动赵树理研究提供有益经验。这两篇论文也各有特色，遗憾之处在于相关内容都未充分展开。在硕士、博士论文中，姜咏微的《丁玲传记叙事研究》、张丽的《萧红传记研究》、刘芳枝的《丁玲传记写作研究》三篇论文[28]都注重梳理传记写作史，并将之置于具体语境中详细考察传主在不同文本中的形象。三位作者都侧重语言学意义上的文本解读，通过不同传记文本的异文梳理，既而从差异中考察传主形象变迁，研究不同文本的艺术特质以及不足之处。

　　二、以传记学方法研究现代作家或作品。简单来说，传记学方法即从对作家传记材料的细致梳理和充分了解出发来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传记学方法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种，很早就在中外文学研究中被予以实践并取得了卓越成果。无论中国古代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还是现代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批评范式、文学的外部研究法，无论法国批评家圣佩韦的认识：“从作家的个人条件去解释作品，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29]，还是今人的理解：“传记研究法主要是将作品结合作者的人生历程来实践的一种比照式的研究，通过考证作家的传记材料与时代背景之后，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人格风范去推断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精神轨迹”[30]，都无不表明以传记研究法展开对作家或作品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向度。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随着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全方位展开，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种的“传记学方法”也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本年度代表作主要有：江涛的《“行走”与“边地”书写中的精神旅程——传记研究法视域下的张承志论》、丁文的《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地点传记学的可能性》、张一帆的《作为“传记文学”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丁茜菡的《济渡自身意愿下的自我建构——〈从文自传〉之书写选择》[31]。其中，江涛以传记研究方法研究张承志的经历、精神、思想和其文本(作品)之间的共生关系，自是给人以良多启发。丁文则提出“地点传记学”概念，并以此考察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特质。张一帆另辟蹊径，对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作出新阐释，认为“作为新文学的文体家,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书中有意实践了新文学历程中前所未见的、被其称为‘传记文学’的特定文体”。张文的分析和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即它对我们再次认知发展期内“传记文学”内涵与形态的复杂与多元又一次提供了典型例证。在硕士论文中，无论刘晴宇从“心理传记学”角度对张爱玲某些带有突出个性特征行为的考察(《张爱玲亲密关系的心理传记学研究》)[32]，向吉发带有突出传记学特色的有关沈从文“乡下人”身份建构的专门研究(《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建构》)[33]，还是王诗琪专门对《从文自传》中的“沈从文”形象及其互文关系的细致解读(《〈从文自传〉中的自我书写研究》)[34]，都堪称别开生面，给人以良多启迪。

　　三、对现当代传记中鲁迅和三毛作家形象的考察也是一大亮点。丰杰的《论21世纪传记文学中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和《1978年以来文学史与传记对鲁迅形象的重构》[35]细致梳理鲁迅传记中的“鲁迅形象”变迁：前文从“主体性与人物形象的可塑性”、“女性视角”、“鲁迅与同时期社会各界名人之间的交游”三个维度介入，综论鲁迅传记中“鲁迅”的建构过程及形象特征;后文侧重研究1978年后鲁迅形象的三个变化[36]，从而勾勒出四十年间鲁迅传记写作观念的变迁及传记中“鲁迅”形象的变化。张洁茹的《三毛传记现象研究》[37]以对三毛传记的梳理为主线，不仅阐释三毛传记现象的内涵及表现，分析三毛传记现象的成因，还反思和总结三毛传记现象所折射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三毛因其非同寻常的文学才华、旅行生涯和爱情经历而一直备受读者喜爱，其传记自然也因之而“水涨船高”，但传记中的“三毛”和真实的三毛有何区别，读者、出版社如何影响了“三毛传记”的写作与传播，三毛传记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造成什么后果，等等，如何从学理上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研判，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学术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文还涉及如何处理传记真实和传记虚构的问题，如何在传记写作与读者接受之间构建新型读写关系问题，似正是对上述问题所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回答。作为一篇硕士论文，从选题、构思到成文都能做到内部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并能从中推导出让人顿觉新颖、深刻的观点，可以说在三毛研究领域有重要开拓价值。

　　四、现代传记文学史研究方面亦有重要收获。张立群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当代化”逻辑及其历史呈现》[38]以内在于“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中的“当代化”逻辑为论题，从诗人传记写作的背景(历史的“制约”、写作的“滞后”)、特殊境况(“求全”意识、“晚近”趋势与经典化)、基本走向、整体评估等几方面对之详加研析，既有“史”的勾勒， 又有“个案”的阐释，既不乏史识，又落实于实践，充分显示了作者认知、把握当代诗人传记发展史时敏锐的史学意识。陈含英、俞樟华的《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从“传记形式多样化”、“传主选择广泛化”、“自传创作普遍化”、“传记思想个性化”、“传记语言通俗化”、“传记译介全面化”、“传记理论系统化”共七部分对现代传记文学的整体创作成就作了系统梳理。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微缩版的现代传记史。许菁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侧重从主题、内容到形式方面考察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认为“中国现代传记的问世，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全方位展开;现代传记为精英人物立传,促进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蒙;现代传记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记载历史,促进了后人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因此,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呼应与致敬”。[39]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传记文学”，与作为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新文化运动”，彼此间互证的“间性关系”，不仅将有助于重新打开历史之门，也为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提供新可能。王彦霞的《1990年以来中国作家自传文学创作研究》[40]和郭久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传文学概观》[41]都以“作家自传”为研究对象：王文共五章，分别从“发生语境”、“精神特质”、“文本表征”、“艺术追求”、“创作反思”五部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自传”作出系统梳理、考察、阐释。这篇论文以史代论，既有对传记史的梳理与论析，又有对个案文本的细致解读，既有对创作得失的总结，又有对“作家自传”未来发展可能的探寻;郭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间轴，以对代表政治家、作家学人、影视明星、企业家、普通百姓中的九部优秀自传的细致解读为重点，以此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记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五、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卓著。任何时候，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都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或者说，史料整理与研究是否系统、完善，是标志一个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本年度，包括日记、书信、期刊、版本在内的传记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成果尤其喜人。俞樟华等编撰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上、下)是一部集文献性、工具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编年体现代传记史料合集。该著以“年”为单位将包括传记评论、单篇传记、传记著作、卒于本年的传记作家在内的资料分别进行编目、归集，并在每一板块中不时辅以“按语”，以对相关条目予以说明或阐释，从而对1911—1949年间中国传记发展历史和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载。作为目前国内首部编年体资料汇编类大型工具书，其对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张立群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该著不仅对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现代东北作家传记写作中的史料运用情况作了系统考察，还从“史料学”角度对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予以深入探讨，其价值和意义当不可低估。陈含英、俞扬、俞樟华合写的《论民国期刊对现代传记文学的贡献》[42]在史料搜集和考证上下了一番功夫，既而从史料和史料建构的历史语境出发，归纳和总结民国时期重要期刊对现代传记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创新传记发表形式，策划传记选题并主动出击约稿，大力发表“小人物”的传记作品，以及及时发表传记理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观点如何，而在史料整理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梁庆标的《“有情”之画笔——试论沈从文后期书信》[43]梳理并研究沈从文的后期书信，从中阐释出新意，即作者所言：“书信也是沈从文文学人生之‘美学与哲学’的重要体现，概而言之便是：以从容与静观的姿态，刻绘出一幅幅‘有情’‘有艺’之画，处处散发出‘柔和’的心性之美。”1949年后，沈从文转入服饰研究领域外，还移情于书信中，借以逃避政治纷争。梁文以其后期书信为研究对象，自是抓住了后期沈从文研究的又一切入点。张立群的《“萧红传”的文献史料问题论析——以类型化和历史化为线索》[44]把“萧红传”写作中的“史料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提出来予以探究，无论从写法上还是从立论上，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已出版的“萧红传”在史料上各有何优点和缺陷?如何看待和利用作为史料来源的“萧红传”?如何发掘和利用尚未被纳入“萧红传”写作视野的史料?在史料运用方面，贯穿“萧红传”写作始终的核心理念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亟待弄清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陈思的《〈名人传记〉对传记文学空间的探索》所论话题有三：如何策划选题，如何拓展“名人”范围，如何设置栏目。关于《名人传记》杂志的栏目策划、传播效力、作者结构、读者构成，以及对当代传记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等方面，这篇论文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不过，陈思的这篇文章论析仅限于综述层面，其深层问题有待展开。从整体上来看，关于人物期刊与传记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学界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应予足够重视[45]。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此景虽平淡，人间何处寻

　　自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诞生以来，学界也一直尝试重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体系，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共识：一、明确“传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属性，即将之从史学分支脱离而归入文学研究范畴[46]，并以此理念尝试对古代各类诸多形式的传记文本重新进行研判、归类和阐释;二、按照“传记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时间，即以五四运动为分界，将之前的称为古代传记文学，之后的称为现当代传记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传记文学这个提法是学者们依据现代传记理念及其文类归属而施予的一种命名。在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除“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等常见命名外，“中国传记文学”、“中国传记理论”、“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打通古代与现代学科壁垒的学科命名由此而陆续生成。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即在韩兆琦、陈兰村、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等学者开创性实践下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其标志就是，不仅出现多篇重量级论文，还出版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专著[47]，传记文学尤其是古代传记文学研究良好局面也就此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古代传记研究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期。不过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所谓“小年”与“大年”经常交替出现，而且“小年”出现频率远多于“大年”。2019年古代传记研究应属于“小年”：论文数量不多，选题偏窄，论题偏小，理论较弱。本年度，总结起来值得关注的有四点：

　　一、出现一部专著，即邱江宁、唐云芝合著的《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该著是对王晖、虞集、欧阳玄、黄溍四位元代作家传记所作的个案研究，同时也对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创作的整体特征和贡献作了系统考察。

　　二、有关古代传记文体的探讨。古代传记或古代传记文学这个提法缺乏严谨的理论依据，古文在文体上因“杂”而有多重学科归属。这为后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可能。李贺的《“先贤传记”与方志的关系探究——兼论方志的学科归属》[48]阐释“先贤传记”与方志彼此在内容、体例以及认知观念上的同与不同，从而得出结论：“基于‘先贤传记’的成书年代和方志的发展演变，不能笼统地将二者等量齐观。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志与‘先贤传记’的异同，把‘先贤传记’当作方志中人物志或者说人物志中‘先贤’一门的发端之一尚可接受，但不能在‘先贤传记’与方志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毛均祥的《立场、理念与文体：余靖〈志〉〈碑〉〈传〉研究——兼论欧阳修神道碑铭的写作特征》[49]侧重研究三则志、碑、传中的北宋名臣余靖形象，并对这三种传记的文体特质予以阐释。毛文既研究历史人物，又关注文体，其实践给人以重要启迪，即在中国古代包括志、碑、传、铭在内的众多带有传记学特征的文献，其价值和意义都有待学界予以再做开掘或阐释。

　　三、针对古代经典传记作品或某部典籍中传记文的研究，不仅在已通过答辩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佳作频传，而且在国内重要期刊论文中也有不俗体现。代表作有史佳欣的《〈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研究》、徐开光的《宋元时期吕夷简的传记谱系与形象变迁》、姜可塑的《〈明史〉医者传记文本研究》、张正博的《蒋士铨〈忠雅堂文集〉传记文研究》[50]。史文研究议题有四个，即《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创作成就、理论贡献、经典形成原因、对后世创作的影响。本年度以《史记》为选题或与之相关联的论文有60多篇，但史文的关键词为“传记文学”，并在此维度上展开论析，当是其引人瞩目之处，其余论文大部分属于史学范畴。徐文先从12种历史文献整理、考证与阐释做起，既而研究吕夷简在传记中的形象变迁：“怀忠”形象→进一步修正后的“怀忠”形象→“怀忠”与奸邪并存的两种形象→官修国史与南宋理学化两种吕夷简形象的叠影,最后得出结论：“吕夷简传记演变谱系及其呈现的形象变迁,不但反映宋元时期传记书写背后政治文化的曲折变化,而且为理解宋代本朝史还原出更加贴切的历史情境。”徐文在史学与文学之间，探究传记中吕夷简形象的文学内涵和历史意义，对于揭示传记书写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呈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风貌，都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至于其他两篇：姜文研究《明史》中的医者形象、张文研究《忠雅堂文集》中的传记文也都各有侧重，可圈可点。另外，夏德靠的《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51]、陈悦和孙雪霞的《试析〈史记〉人物传记的叙事艺术——以〈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例》[52]、赵程的《试析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的文本肌理结构》[53]、冯雅茹的《论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接受》[54]、孔云云的《刺客形象在史传文学中的塑造》[55]、谢志勇和付桂花的《末世回响：晚唐传记文学创作述论》[56]、段巧玲的《小议〈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57]、高飞燕和曹辛华的《论南社诸子传记散文的特点和意义》[58]等论文亦多有亮点。夏文、赵文、段文、高文侧重文体艺术，冯文聚焦阅读与传播效果，孔文论析“刺客形象”，谢文总结一个时段的创作，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古代传记研究的常见议题。

　　四、在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鄂舒昕的《四库馆臣传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为范围》[59]很有价值。“四库馆”、“四库馆臣”、“四库全书”都是响当当的名称。鄂文以对《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所收一百六十人的传记资料的整理(考据)与精研做起，并从中研究其与《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关联，分析它们在《四库全书》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于本领域内的其他论文，鄂文带有文献学考据性性质，有史有料，论有所据，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硕士论文。庞国雄的《关于〈闽川名士录〉洪迈跋文的几个问题》[60]主要研究《闽川名士录》[61]的成书时间以及书目、体例、内容等版本形态，也是一篇偏于史料考证与评析的文章。

外国传记文学研究：一枝红杏出墙来

　　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来说，20世纪前40年和后20年是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纵观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动因，两者有一个共性，即均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影响。随着“西学东渐”而输入的启蒙思想影响的扩大，对西方传记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也被提上重要日程。这也是弃旧就新、“拿来”并为我“所用”策略的必然结果。如此以来，20世纪前40年中，在西方启蒙思想和新传记热影响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开始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背景下，传记文学迎来历史发展机遇：内部受益于反思、回顾、总结历史潮流，外部得益于当时西方各种文艺思想的集中涌入。90年代初期，针对外国传记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研究也就逐渐进入预“热”阶段。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传记文学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特征愈加鲜明，其一个表征是传记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良好外语知识背景的学者。他们从西方现代传记学和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传记文学，从而给传记文学研究带来新面貌。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其标志性事件。这给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带来两个显赫变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西式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带有突出西方理论印记的学术成果大有“一统江山”之势。这种现象到了21世纪初更是成为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特征，并西方传记文学研究一时成为显学，一个最直观的明证即是，21世纪前近20年传记研究论文和著作大多都围绕西方传记文学研究而展开。此外，欧美之外的其他地域如亚洲、澳洲、非洲的传记文学研究也逐渐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9年，外国传记文学研究依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果。中外传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为一大热门。高校向来是传记理论和传记史研究的重镇。高校研究生作为新生力量，其论文选题及成果发表情况则在事实上不仅已成为表征当下传记理论或传记史研究的风向标，也显示了该研究话题所呈现的新状况和所能达及的新高度。有关中外名著互译，特别是外国传记名作翻译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其中既有从语境理论、叙事学、接受理论出发，针对传记文学转译理论或实践的研究，比如：刘欣瑶的《语境理论视角下的传记翻译——以〈玛丽·罗兰森被俘与被释的叙事〉为例》、闫盖的《叙事学视角下的传记文学翻译——以〈才智过人〉为例》、李冰岩的《传记类文本翻译实践报告——以〈女王的母亲〉(节选)为例》、郭洋阳的《期待规范指导下传记文学的汉译研究——以〈教育改变人生〉为例》[62]，也有从目的论、翻译行为理论等具体角度出发，对某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中译理论或实践的研究，比如，宋宋的《目的论指导下〈乔治·卢卡斯：人生〉翻译实践报告》、孙小荔的《翻译行为理论指导下〈卢卡斯传〉(节选)汉译实践报告》[63]，而针对某部作品具体翻译过程和经验的总结则是最为常见的实践形态，比如张力文的 《〈真实的玛丽·托德·林肯〉(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李莉云的《〈伊丽莎白王太后〉(第二十一章)汉译实践报告》和田亚娜的《人物自传〈我的外交笔记〉翻译实践报告》[64]。不仅如此，还有针对同一部作品中不同章节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比如付皓媛的《传记小说〈行李箱里的日记〉(节选)汉译实践报告》和魏婉莹的《传记体小说〈行李箱里的日记〉第十九章节选翻译报告》[65]。此外，徐蕊的《历史传记类文本英译中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再现——〈美国土著居民的历史〉的翻译实践报告》[66]具体研究历史传记在英译中如何保持“真实性”和“文学性”问题，王杰的《传记类文本中文学性在翻译中的再现——〈翻滚之旅〉(第一至五章)的翻译实践报告》[67]聚焦翻译行为与原文本文学性的互依互生问题，邢英鑫的《交际翻译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丘吉尔传〉为例》[68]专门研究作为翻译策略的“交际翻译”如何应用的问题，也都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旨在解决具体应用问题的学术论文。上述论文作者大都为专攻外语专业的研究生，其研究对于推进中外传记名著的语际互译与交流都是大有裨益的。

　　除外国传记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为最大热门之外，本年度针对外国传记研究的聚焦点还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洛奇传记小说”的研究成为亮点。蔡志全的《英美传记小说的文类困境与突围——以戴维·洛奇传记小说为例》也侧重讨论文体归属问题。“传记小说”是“传记”与“小说”杂糅而成的产物吗?它在文体上集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于一体，那么，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何在?作为“生命书写”的新文体，其生命力在哪?传记学要素如何体现，或者说，作为参与叙事的基本要素，其在小说中有何“能动性”?蔡文探讨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的文体特征，实际上也是一个可以引发深层讨论的理论命题。此外，蔡志全的另两篇论文《论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的自反性》[69]和《戴维·洛奇传记小说中的“作者的回归”》也同样值得关注[70]：前者谈洛奇传记小说的“自反性”，后者谈小说中的“作者要素”，实际上也对我国传记写作(特别是传记领域内的“先锋派”写作)给予理论与实践上的启发。除了蔡志全上述三篇论文外，本年度还有两位学者撰文探讨洛奇传记小说的艺术特质。陈文玉的《热内特副文本理论视角下的戴维·洛奇〈作者，作者〉与〈风流才子〉中的内文本(英文)》以副文本理论研究戴维·洛奇两部传记体小说的形式意义，侧重分析内文本的特殊功能和杂糅叙事的风格;花月梅的《是小说还是传记?——戴维·洛奇〈作者，作者〉》[71]直接辨析《作者，作者》的文体归属。这五篇学术论文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传记体小说的文体形态，反观我国当前此类小说创作，提供了一次中西比对、艺术互鉴、平等交流的机遇。

　　其次，在选题上有所突破。郑春光的《“必需的文学”——论非裔奴隶自传叙事的功用》[72]研究非裔奴隶自传的创作意图、功用效果，涉及种族、人权、政治、非裔离散文学等宏大话题，是一篇重要论文。徐晓宇的《致命的42岁——探究果戈理之谜的新线索》重在探究“果戈理之谜”：“果戈理死于42岁,这一年龄在《施蓬卡》《狂人日记》及《鼻子》三部小说中反复出现,都与主角的婚恋相关。而婚恋要素在作家的创作中具有一贯而独特的模式,即爱情、婚姻等于毁灭,男主角陷入其中非死即疯,必须及时逃离。与创作相对,作家终身未婚,爱情对其来说是毁灭的力量。因而42岁、爱情婚姻、毁灭死亡三要素或许在作家心里形成关联,影响了作家一生。”[73]按此理路及结论，无论是否合乎实际，其带有心理传记学理路的考据或推断倒颇值得细读。同理，张文茹与崔亚霄的《以传记游——以莫理循旅华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为例》所研究的莫理循及其《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也都颇有趣味。童岭的《天可汗的光与影——费子智、谷川道雄撰唐太宗传记两种之研究》对两种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的唐太宗传记作对比研究，即“通过分析他们的传记描写结构、手法，特别是选取具体事件的叙述方式，来探求欧美及日本对于唐帝国鼎盛期的缔造者——‘天可汗’唐太宗的描写、构造、想象的异同之处，以及他们写作思想之时代烙印、学术背景及相关深层次理路”[74]。童文的价值主要有两点：因为这两个版本都尚未被译介过，故具有史料价值;因这两本传记的作者分别为英国人、日本人，故对其传记的绍介与研究，自有其重要意义。

　　此外，马娜的《人物传记的叙事策略——评戴尔·卡耐基著〈林肯传〉》[75]从叙事策略角度阐释《林肯传》，亦多有看点。

　　最后，关于“作家传记”文体特质的研究亦有收获。贾莹的《纳博科夫的传记实验——“作家传记”的诗性历史与艺术真实》所论话题看似老生常谈(比如艺术真实、虚构)，但关键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重提纳博科夫及其“传记实验”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其一反常态对“作家传记”这一文类所作出的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这对学界再次认知或讨论一些悬而未决的传记学命题，比如，可否以及如何利用作家作品作为传记素材，诗歌、小说、文学评传等文体形式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引入传记文体实践中方能有效，以“以诗性的方式再现作家个人史”有何限度或规约，等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传记电影研究：无心插柳柳成荫

　　传记人物、传记事实可以借助电影艺术得以表现。这种艺术门类之间的互通性，使得彼此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互鉴成为可能。所以，有关“传记电影”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亦有必要纳入考察视野。本年度以“传记电影”为研究对象或间接涉及这一话题的文章总量有三十多篇。其中绝大部分为针对中外单部电影作品的阐释类文章。《鲁迅》《萧红》《黄金时代》《汉娜·阿伦特》《钢琴家》《当幸福来敲门》等中外传记电影成为热门选题;萧红、主旋律、人物电影、现实题材、真实性，成为本年度传记电影研究的几个常见关键词。

　　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一、“萧红”是本年度传记电影研究的第一关键词[76]。萧红以及传记电影《黄金时代》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选题，单从“传记电影”角度展开论析的文章就有：韩彬的《论〈黄金时代〉的影像化传记叙事策略》、常昕的《电影〈黄金时代〉的“间离化”表现手法解读》、豆耀君的《论传记电影〈黄金时代〉对萧红形象的新塑造》、杨石华的《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媒介书写——基于〈汉娜·阿伦特〉和〈黄金时代〉的比较》、闫泓琪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评析传记电影〈萧红〉与〈黄金时代〉》[77]。这五篇论文分别从叙事策略、表现手法、形象塑造、媒介书写、主题表达方面对《黄金时代》展开多角度研究，涉及电影艺术的方方面面。卢桢的《传记电影与文学空间的再造》虽不直接以《黄金时代》为直接论题，但针对《黄》所作出的论析——分析了《黄》的实验特征(“间离”效果、碎片化叙述空间、大量引入文学原文)、消费陷阱[78]，并从当前传记电影普遍转向(“电影心灵化”)的背景出发，不仅批评其堆砌原始素材的做法，还以此为例为当代“传记电影”发展把脉——却也显示出了其不凡识见。

　　二、有关“人物电影”话题。现实题材、平民英雄、人物真实性等等成为本年度热议的话题。比如，宁敬武的《红白黄：人物传记电影创作的三度探索》和饶曙光、李敬泽、宁敬武的《为好人故事探寻新的生长点——由电影〈黄玫瑰〉谈人物传记电影的类型探索》[79]是创作谈：前者是作者拍片或写剧经验的创作谈，中心议题是谈论如何创作或执导“平民英雄”题材电影以及如何寻求主旋律电影创作突破问题;后者是导演、学者、评论家围绕同一部或同一类型电影所展开的对话，涉及主旋律电影、电影人物塑造等话题。袁孝民的《试论现实主义题材中英模人物的塑造——电影〈我是医生〉创作谈》[80]以“如何塑造英模人物”为中心话题，所谈也都是一些实际问题。严红兰和熊丽的《国产英模传记电影的突破之作——评江西名人传记电影〈信仰者〉》[81]谈《信仰者》如何在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叙事模式、视听语言等方面取得的突破。严珊珊的《“一带一路”电影拓荒 看冼星海在阿拉木图》[82]从“合拍片”角度谈《音乐家》在我国人物传记电影史上的意义。

　　三、围绕“传记电影”诸命题所展开的常规研究主要有卢桢的《传记电影与文学空间的再造》、张晓嫣的《国产传记电影的回溯性叙事透察》、周倩雯的《表演框架视域下的传记电影研究》、卢婕的《传记电影与经典化建构——以狄金森传记电影〈宁静的热情〉为例》、严红兰的《中美传记电影异同探析——以电影〈八大山人〉与〈渴望生活(梵高传)〉》为例》、樊露露的《“史传传统”与中国传记电影的民族文化特性》、李佩的《〈火箭人〉与传记类歌舞电影的人物表达方法》[83]。这七篇论文分别从文类互文、回溯性叙事、“表演框架”理论、电影经典化、国别语境、传统渊源、人物塑造等方面深入研究“传记电影”的艺术特质，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尤其卢文和周文打破学科壁垒，将文学和电影学理论融为一体，一个提出“文学空间”再造问题，一个论析如何实现传记电影由“文本性”转向“表演性”的理论问题，其所思所论很具建设性。

　　四、针对中外传记电影名作的研究以及对最新传记电影作品的跟踪评论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这些文章多见于《现代传记研究》《传记文学》《电影文学》《电影评介》等期刊。其中，《传记文学》的“传记课堂”栏目刊发的文章因多以对最新上映的传记电影的及时跟踪与阐释而引人关注[84]。

传记批评与会议活动：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传记批评的关注对象主要是最新作品、创作现象。其中，对当前作品予以跟踪并及时阐释、推介，当是首要职能。在传记创作方面，包括今年在内，我国传记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一个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不仅为尚健在的各行业英模甚至普通人立传，为各个时期的作家立传且数量惊人，还为某个村庄、工厂或城市立传[85];不仅传记丛书出版成为热点，而且屡屡出现动辄十几部甚至上百部的传记写作工程[86];不仅出现了新史料派写作、非虚构写作、心理传记写作、“地点传记学”等新样式，还有第二人称讲述、“隐恶”与“虚美”的失衡问题、当代诗人传记写作的“当代逻辑”问题[87]、传记写作的“中国化”问题等最新艺术问题……这一系列“新变”都有待批评家予以及时阐释。然而，由于传记批评家的失位或介入力孱弱，上述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传记批评家在场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档口得以凸显。实际上，传记批评一直最为薄弱。更多时候，所谓评论多为偶尔一试的兼职行为。在此背景下，传记批评显得相当尴尬，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从业者少，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文章数量少，而且多为绍介性的“说明文”——这种情况在本年度并未改观多少。在当前，加强批评队伍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且迫在眉睫。

　　本年度有三种评论风格或样式的文章倒颇值一说：

　　一、学院派的学理化论析风格。这类批评文章的作者多为高校教师或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精于文本细读，善于理论阐释，对一部传记的解读与评介也易于在知识传播层面上被读者所接受。代表论文有王布新的《空间诗学视角下的生命叙事——论房伟的〈王小波传〉》、邹建军的《传记的文学性、学术性与可能性——读〈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融真实性、典型性、可读性于一体——以〈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为例》、赵焕婷的《文学作品与传主命运——评黄昌勇〈王实味传〉》、全展的《〈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的立体美》、刘力源的《朱东润：为中国文学打开一条出路》[88]等。这类文章针对最新出版的传记作品进行评论，融传记批评与学理阐释于一体，是推进优秀传记作品迈入经典化通道的重要推手。房伟的《王小波传》、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季进和曾攀的《乐黛云传》、章雪峰的《中国出版家·章锡琛》都是近年来出现的优秀传记，从评论家的选题和阐释力度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及时而有针对性的。其中如赵焕亭这类其本人就是以传记研究为志业的学者或评论家，在从事高校教学和科研之余，以其学识所展开的对于最新传记作品的阐释与推介，就比一般泛泛而谈者多了一些实际的传播效力。而如全展这类学者从专业角度评介《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刘力源评论朱东润及其传记学贡献，自是对学术共同体内部同行著作的及时呼应或对学科奠基者、建设者们的再评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传记批评所要担负的一个重要职责。

　　二、相对自由而轻松的报章体。这类文章多出自媒体从业者或同行作家之手，不拘一格，风格多样，重感性体悟，轻知识总结。文章多见于《文艺报》《文汇报》《中国艺术报》等行业报刊上。学报或专业学术期刊有着严格的审稿流程和规范要求，故发表周期很慢，而这类报纸对论文的要求相对宽松，故所刊文章风格就更为多样，当然质量也参差不齐。不过，有个性、有才识的评论家反而更容易借助此类平台脱颖而出。无论像王充闾的《小说式的真实传记——读〈烽火少年行·林声传〉》、雷雨的《别致诗意的城市传记》、张陵的《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厚重之作——读吴因易长篇传记文学〈唐之诗祖——陈子昂传〉》这类读札式和推介型的文章，还是像刘江滨的《作者爱上了传主》、全展《〈自传与写作〉是抄袭剽窃之作》[89]这类带有极强个性风格或论辩性的文章，在本年度传记文学批评领域内都有着较好的标识度。而在《传记文学》“中国思想肖像”和“专题”栏目中，有些评论文章如邱华栋的《阿来的虚构与非虚构》(2019年第1期)、斯日的《时间的厚度以及传记的魅力》(2019年第10期)、杨正润的《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当代传记的繁荣》(2019年第10期)等都各有特色，字里行间带有情感，可读性也强。

　　三、以集体名义组织的对话体或专业研究者撰写的综述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业的关键词。为配合国庆70周年这一大事，传记文学界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1.以会谈方式组织各方专家回顾70年创作和研究成就。比如《传记文学》推出《传记文学七十年十人谈》专题，桑逢康、陈兰村、陈漱渝、杨正润、韩石山、忽培元、何建明、王丽、全展、梁庆标共十位传记文学界作家和学者参与讨论。谈话方式自由轻松，不设角度和范畴，结合各自创作、研究和对70年传记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尽可就其成就与不足畅所欲言。这类谈话更多具有纪念意义，是对一个学科或创作领域的阶段性回望与总结。2.行业内的专业研究者撰写综述类文章。比如，李炳银撰写《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创作：中国文学新隆起的山峦》[90]、全展撰写《新中国70年传记文学创作：立天地之心 传民族之魂》[91]、王成军推出《七十年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名家名作点评》[92]。这类文章多以对传记史的梳理和成就总结而凸显其特殊意义。

　　除上述三类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期刊媒体自身在传记批评方面有所贡献。其中颇值得称赞并予以推广的是《传记文学》开设“传记书坊”栏目一事。这是目前国内首家设置专栏并由专人负责筛选和推介最新传记著作的期刊。每期推出三部最新出版的传记，每本书都有推介文字。这个栏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所选传记著作大都是当年出版的新著。比如:阿来的《攀登者》、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冈崎雄儿的《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华牧的《创华为：任正非传》;二、这些文字并非全是图书简介，既有内容概述，也有简评，实乃微缩型的评论短文。关注出版界的前沿信息，及时跟踪、筛选优秀传记著作，既作必要的绍介或阐释，又在传记读者与传记批评之间嫁接沟通的桥梁，其栏目设置以及主持人黎金飞的整理工作都是功德无量的。虽然《全国新书目》[93]、中国人物传记网、网易云读书、中国图书出版数据库、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官网、中国传记网排行榜(京东主办)等各大媒体也陆续推介国内外的传记作品，但都没有《传记文学》做得专业而有品位。与之相比，要么仅仅只是罗列书目，要么是纯粹的商业广告之促销行为，其专业建设与评论引导的作用都不如《传记文学》有效。从这个角度看，类似“传记书坊”这样的栏目作为成功经验，值得其他期刊平台借鉴或推广。

　　围绕“传记文学”所召开的学术会议或各类文学活动(出版、阅读、传播、评奖等等)，作为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应是传记批评所关注的对象。本年度共有两场影响较大的传记学术会议举办：一场是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国际传记协会亚太分会2019年年会：“亚太文化与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夏威夷大学等国内外50多所知名高校以及多杂志社、出版社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办，会议主题是“亚太文化与传记”，共举办8场主旨演讲、1场圆桌论坛和17场次的分组讨论。另一场是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十六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4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政治家传研究及其他”，共包括4场主旨发言、8场专题发言和1场作家论坛。这两次会议规格比较高，参会人员也多，涉及话题也丰富，不足之处就是，无论会议组织还是会议议题，都缺乏真正的“中国元素”。除这两次会议外，还有三次活动也是一大看点：一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传记写作工作坊”11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开班。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学员们围绕“文学传记写作”这一主题发言并就相关论题展开讨论。这种集学术研讨、经验交流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型活动模式备受业界瞩目;二是为配合70周年国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举办《微微动人——我和祖国话情长》微传记征文活动，共收稿1000篇，从中评出了90篇予以表彰;三是网易云读书特设“人物传记”阅读排行榜，柳润墨的《乔布斯传》、垂青的《穿过漫长的爱情旅程：萧红传》、张丽的《曾国藩传》、岳南的《南渡北归》、白妍的《李嘉诚传》、赵家三郎的《唯心有物：王阳明正传》、任中原的《杜月笙全传》等近几年的畅销书位居前列。征文活动和排行榜活动可充分表明，我国传记从创作到阅读也都是相当活跃，缺陷就是传记批评严重拖后腿。其实，相比于其他文类，传记最易于满足不同人群阅读或消费需求，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结语：路漫漫其修远兮

　　纵观2019年度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发展情况，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收获最丰，出现了不少高质量论文。其中，以版本考据、文本演变史、传记中作家形象为核心议题的作家传记研究，以及以传记史料整理与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尤其多而且质量高。中国现代传记研究成就不凡，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趋向“史料转向”的一个必然结果。强调文学史料的基础地位，促进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势必将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阵地。古代传记研究囿于史料难觅而进展缓慢，现代传记则不然，其文献资料可挖掘空间依然很大。

　　传记文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相对薄弱，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不温不火，虽然相关学者后继乏人是一个客观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体系建设以及古代文化研究相对缓慢是学界常态，因为本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已趋向问题化(学术化)、史料化方向发展，年年高产反而有些不合常规。不过，在如今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包括古代传记理论与传记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显得愈发重要。这对于广大学者们而言，确实任重而道远。

　　外国传记文学研究质量相对可观，但关注面较窄，更是缺乏对具有当下性和世界性问题的敏锐捕捉和研讨。

　　传记电影研究数量和质量都能保持一个正常水准，但突破不大且高质量论文难觅。此种境况对于以研究电影为志业的学者们提出了新挑战。

　　传记批评最为薄弱，无论批评家数量还是作品质量，都尚徘徊于中低水平。作为跟踪并及时阐释当下创作情况的传记批评又非常重要，若缺位或力量达不到，其对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无法产生指导、研判、互促、补充、推动作用。近年来，与之密切关联的期刊平台、研究中心、会议组织等事项建设虽也有起色，但与邻近学科相比其差距依然很大，批评与创作严重不匹配的现象依然是传记研究中突出问题。如果说在文学诸门类中，以小说、诗歌为志业的批评家最多，成果最显赫，那么以散文为志业的批评家则就少之又少，而以传记为志业的评论家，其稀有程度只可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了。

　　人物传记写作是人类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在大历史之外提供了更鲜活的个人化的历史细节，是对大历史的有力补充和丰富。20世纪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记写作发展迅猛，诞生了诸多名篇佳作，传记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类[94]。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伦敦大学教授奈杰尔·汉密尔顿长期从事传记写作与研究，他在近著《传记简史》中述及传记的现状与发展趋向，用“传记的成熟”作为书中一章的标题，认为“传记终于迎来了它的时代”，“在20世纪末，传记走向了西方文化的前沿”，他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传记‘转向’”。由此，汉密尔顿表达了一个基本判断：传记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当代文化与学术研究的重心与热点之一。与传记写作的繁荣成正比，西方的传记研究也进入成熟期。1976年是传记研究专业化、制度化的一个转折点。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理论家、《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利昂·艾德尔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建立了传记研究中心，1977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传记研究刊物《传记：跨学科季刊》。艾德尔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学术研究，使传记研究进入了大学校园和学术殿堂。1985年，在詹姆斯·奥尔尼的支持和帮助下，北美另一个传记研究专业杂志《传记研究》也得以创立，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延续至今。1980年代，传记进入北美最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学会”(MLA)的议题之中。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一批传记学者承袭了20世纪初期由伍尔夫、斯特拉奇、莫洛亚等人开启的“新传记”传统，清理了从约翰生乃至普鲁塔克发端的传记理念;另一方面，又从20世纪西方文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中广泛吸取养分，对传记理论加以发展，传记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西方，传记理论研究日益兴盛，自成一体，与虚构文学批评鼎力相持[95]。

　　与之相比，我国作为曾经诞生过《史记》这样经典传记著作的传记古国，并且至今依然创作繁荣的传记大国，一直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习焉不察的现象：传记研究严重滞后，没能形成与传记写作相匹配的规模和成绩;理论建设不成体系，对传记写作的支撑极其有限。两相对比，国内外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992年，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的出版才填补了我国“还没有一部传记文学史”的空白。虽然之后相继有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1994)、李祥年著《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1995)、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1999)、张新科著《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赵白生著《传记文学理论》(2003)、杨正润著《现代传记学》(2009)等彰显中国传记研究实绩的著作出版，但仍然不能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整体上仍比较薄弱，并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基本史料整理薄弱，工具书编纂进度滞后;二是理论探索不足，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无法对中国传记文学创作予以符合其自身特色和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支撑;三是学科归属不清晰，研究队伍不成规模，相关研究者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研究成果也无法产生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在全面发展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和加强传记文学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传记文学理论体系显得愈发重要。如何推进中国传记“三大体系”建设，我们觉得尤需做到：面向三个维度，即中西、古今、当下;做到三个“务要”，即在中西维度上，务要秉承“拿来主义”;在古今维度上，务要向传统寻根;在当下维度上，务要融合创新;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即以“当下”为中心，积极推动中国传记研究范式由“西方化”向“中国化”转型。从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古今维度上的开拓与建设严重滞后，这对“一个中心”的坚持与推进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注释：

　　[1]截止2020年2月17日，在中国知网上若以“传记”为主题搜索，2019年有466篇，2018年为444篇。故保守估计，全年发文应在400篇以上。其中，高校硕博生至少有59篇以传记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通过答辩，相比于2018年的四十多篇，本年度增量明显，质量较高;《现代传记研究》(第一辑)发表19篇学术论文，《传记文学》在其“传记课堂”栏目发表15篇理论或评论文章，两家期刊作为行业标杆所联袂推出的这34篇文章质量较高，为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山东社会科学》《中山大学学报》等CSSCI期刊亦刊发十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2019年出版学术专著至少4部：俞樟华等编撰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分上、下两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张立群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12月版)、孟晖的《“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10月版)、邱江宁和唐云芝的《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2]参见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3]1914年9月23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一篇题目为《传记文学》的日记，这是中国关于“传记文学”这个概念的第一次出现。

　　[4]单篇代表作有郁达夫的《传记文学》和《什么是传记文学》、朱东润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和《传叙文学与人格》、孙毓棠的《论新传记》和《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许寿裳的《谈传记文学》、杨振声的《传记文学的歧途》，等等。作为理论专著，业界公认的代表作有王元的《传记学》、沈嵩华的《传记学概论》、朱东润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李景星的《四史评议》。在当代，理论、史论专著代表作有陈兰村、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王成军的《传记诗学》，辜也平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等。

　　[5]《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6]《社会》2019年第1期。

　　[7]《博览群书》2019年第3期。

　　[8]《传记文学》2019年第8期。

　　[9]《百家评论》2019年第3期。

　　[10]《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28日。

　　[11][20]《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

　　[12]《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

　　[13]《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

　　[14]《文艺研究》2019年第4期。

　　[15]《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

　　[16]《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4期。

　　[17]《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18]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9]陈含英、俞樟华：《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1]《心理科学》2019年第2期

　　[22]参见张元珂：《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传记文学》2019年第5、6期。

　　[23]“近九十年间诞生的由他者所著(含“编著”)的格式“郁达夫传”共计九十种;以郁达夫生前所写自传为基础，后人编辑、整理的“郁达夫自传”约有近十种(不含“日记”和“游记”)。”参见张立群：《“郁达夫传”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2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25]《传记文学》2019年第5、6期。

　　[26]《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7]《今传媒》2019年第10期。

　　[28]分别为扬州大学、阜阳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29][30]转引自江涛：《“行走”与“边地”书写中的精神旅程——传记研究法视域下的张承志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

　　[31]分别发表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32]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33]浙江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34]广州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35]分别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后一篇与秦磊毅合写。这两篇文章和本年度张元珂的《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形成呼应，彼此间在理论思维和观点方面有一定重合处，但后者在史料整理与研究、在以史代论和版本考据方面都为前者所不能及。所以，若将这三篇论文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或考量，相关问题认知与探讨将会更深入、更系统，启迪也更大。

　　[36]即作者所言：“政治鲁迅”逐渐向“凡人鲁迅”转化;现代文学史中叙述鲁迅的部分与鲁迅传两者的关系得到解绑;鲁迅与其他名家的“合传”。

　　[37]喀什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38]《南开诗学》2019年第二辑。

　　[39]许菁频：《“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40]辽宁大学文学院2019年硕士论文。

　　[41]《民办高等教育》2019年第3期。

　　[42][43]《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44]《南都学坛》，2019年第6期。

　　[45]比如：《传记文学》对推进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就颇值得予以系统研究。单就2019年而言，该杂志所刊发史料类文章颇为丰富，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自成一体：一、通过“封面人物”专题，刊发具有时代性、思想性、代表性人物专题文章，内容涉及人物生平、事迹(作品或学术)成就的叙述，叙中带评，呈现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特色，尤其是采用多方面、多角度叙事策略，呈现丰富的史料文献价值;二，通过开设名人书简解读栏目，如茅盾书简解读、佚简里的文学史等栏目，深度挖掘书简背后时代与人物、事件的多重关系，为传记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人物期刊文章在传记史料方面的价值、意义，是传记研究一个有待开拓和加强的方向。

　　[46]早期先行者为“传记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梁启超不但将“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这一说法引入国内，还开始对“传记”进行“新的学术审视”，提出“以人为主”的传记理念;胡适提出“传记的文学”这一概念，并指出其功能：“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朱东润最先把传记文学从史学范畴脱离出来，提出其文学和历史之间独立的学科特质，对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47]如陈兰村、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等。

　　[48]《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49]《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50]分别为长春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理工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52]《文化学刊》2019年第12期。

　　[53]《现代交际》2019年第10期。

　　[54]《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

　　[55]为陕西理工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56]《宜春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57]《文学教育》(下)2019年第5期。

　　[58]《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

　　[59]为天津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0]《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9年第4期。

　　[61]该著作者为黄璞，是专门记录唐代闽地名士之书。有学者认为这是福建第一部人物志。

　　[62]前两篇为兰州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后两篇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北京交通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3]分别为辽宁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4]分别为沈阳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大连外国语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5]两篇都为黑龙江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6][67]大连外国语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8]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69]《五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70]《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6期。

　　[71]《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9期。

　　[72]《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73]徐晓宇：《致命的42岁——探究果戈理之谜的新线索》，《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

　　[74]童岭：《天可汗的光与影——费子智、谷川道雄撰唐太宗传记两种之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75]《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76]中国知网上共有30篇以传记电影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其中有7篇关键词为“萧红”。

　　[77]分别发表于《电影文学》2019年第12期、《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第9期、《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传记文学》2019年第2期、《电影文学》2019年第20期。

　　[78]“所谓‘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可能是一种基于当下消费语境的文化想象，它的历史根基和美学实际，本身还需要更为严谨地调查和考量。如果动辄加以‘黄金’名号，恐怕还潜隐着剧本作者对当下受众‘民国风’想象或是‘民国情怀’的主动投合。”卢桢：《传记电影与文学空间的再造》，《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

　　[79]分别发表于《新世纪剧坛》2019年第4期、《艺术广角》2019年第4期。

　　[80]《电影新作》2019年第5期。

　　[81]《老区建设》2019年第16期。

　　[82]《小康》2019年第36期。

　　[83]分别发表于《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电影文学》2019年第22期、《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电影文学》2019年第20期、《电影文学》2019年第23期。

　　[84]这些文章有：季华越的《成为你生来就要成为的人——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冀心蕾的《痛苦如此持久，快乐如此短暂——评传记电影〈女狙击手〉》、闫泓琪的《谢利博士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评传记电影〈绿皮书〉》、史力竹的《民族精神歌中来——评传记电影〈音乐家〉》和《回首来时路——评传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王雪桦的《她从海上归来——评传记电影〈上海的女儿〉》、张志敏的《坚持是成功华章最美的注脚——评传记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

　　[85]有学者将之称为“泛传记”写作，参见李朝全：《2019年报告文学：聚焦力新时代 萃取淬炼新人物》，《文艺报》2020年2月17日。

　　[86]比如何建明主编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资助的“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这些丛书动辄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规模，都是大工程，其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87]参见张立群：《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当代化”逻辑及其历史呈现》，《南开诗学》2019年第2辑。

　　[88]分别发表于《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一辑、《学术评论》第5期、《普洱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平顶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博览群书》2019年第9期、《文汇报》2019年12月31日。

　　[89]分别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8月6日、《文汇报》2019年7月8日、《文艺报》2019年10月9日、《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4期、《博览群书》2019年第1期。

　　[90]《文艺报》2019年8月14日。

　　[91]《文艺报》2019年11月18日。

　　[92]《传记文学》2019年第11期。

　　[93]该刊由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办。2019年第5期有“人物传记”书目汇编，基本是1月——4月间出版的传记著作。但这个书目汇编得比较乱：也有2018年出版的，而且修订本、再版本、丛书本混杂一起，因此若要筛选本年度新作，需要下一番功夫仔细甄别。

　　[94]到21世纪，这个趋势更是不可阻挡，2018年美国非虚构类图书销售首次超过虚构类图书，其中特朗普等政治人物传记销售遥遥领先，稳居排行榜之首;北京开卷图书公司对国内2015年以来的传记类图书畅销现象所做的分析报告也证明，传记已成为图书市场非常重要的种类，屡屡成为“爆款”类读物。

　　[95]参见梁庆标：《传记时代的来临及其当代启示》，《传记文学》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