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凌云：与友追忆唐湜先生

　　今年是“九叶”诗人唐湜先生诞辰100周年，纵观唐湜先生的一生，是曲折、颠簸的一生。他1952年赴北京教书，后入中国剧协参加《戏剧报》的工作，是他人生大喜大悲的开始，他在北京与许多文化名家有过亲密交往，但到了1957年被定为“右派”押送到了黑龙江劳改……旧历年前，我与唐湜先生的儿子唐彦中到北京拜访了几位他的诗友或诗友子女，既是为了寻找唐湜先生的文稿、书信等，也想听听他们记忆中的唐湜先生，从而进一步认识这位诗人的人生和成就。

　　金黄的树叶垂挂在红褐色的围墙上，在风中飒飒作响。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荷清苑，拜访99岁高龄的诗人郑敏先生。唐湜与郑敏都属于“九叶”诗派，另外还有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叶”诗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郑敏先生是“九叶”派中惟一健在的、创作生命最长的诗人，是中国诗坛的一棵世纪之树。

　　郑敏先生的女儿童蔚给我们开了门，老人家苍颜华发，身穿大红羽绒服，坐在沙发椅上慈祥地微笑，身后的柜子上摆放着她丈夫童诗白的遗像，童先生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属于“创系”的专家。

　　1939年，19岁的郑敏考进了西南联大，写下了第一首诗歌《晚会》，此后便一直笔耕不辍。1949年5月，29岁的唐湜在温州为在美国留学的郑敏写下了评论《郑敏静夜里的祈祷》，他评论联大的三位诗人：“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也最丰富。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丰富、跳跃，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

　　郑敏先生回忆，1979年中国文学的空气开始回暖，使得诗人们也活跃起来，那一年，“九叶”诗人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曹辛之家中，那次是郑敏和唐湜第一次相见。1980年，“九叶”诗人第二次聚会，是在陈敬容家里，他们共同讨论出版一本诗歌合集，取什么书名大家各抒己见，辛笛说：“我们九个人，总不能称自己为九朵花吧?”后来商定为《九叶集》，袁可嘉为诗集写序，唐湜和陈敬容对序言进行加工和补充。《九叶集》于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郑敏先生说：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歌落后于世界潮流，我们那时都还年轻，怀着一颗跳荡的诗心，大家都在写诗，也读彼此的诗，大家诗的风格和对诗的观点接近，又都比较了解外国文学，而且明显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大家的心愿都是好的，在创作中继承民族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技法。当时创作的处境很不容易，我们慢慢地往前走，比较困难，但还是坚决地走下去，让我们的诗歌靠近或跟上世界潮流。唐湜先生的文字一向很考究，创作的经验比较多，把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得好，有“新古典主义”的意味，在十四行诗创作上，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的创作一直在路上，始终尝试着往前走。一个国家，不仅自然科学要跟上世界潮流，人文科学也要跟上世界潮流，不要认为自己有古典文化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国古代优秀诗歌的传统、忽略汉语诗歌的特点。

　　告辞的时候，郑敏先生留我们吃饭，我们被她的热情与可爱逗笑了，老人家亲切、温和、谦逊，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她热爱的文学事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明亮而美好的精神通道。

　　“九叶”诗人陈敬容先生的大女儿沙灵娜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们头顶暖暖的阳光，来到她位于海淀区西苑的寓所。现年78岁的沙灵娜脸色红润，一头银发，她的丈夫陈振寰也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陪同我们一起，在那充满西式风格的客厅里交谈了起来。

　　陈敬容先生是现代抒情诗人，“她的诗是人生遭际和情感发展的纪年”(蓝棣之语)，唐湜也曾直言：“陈敬容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女诗人。”谈起唐湜先生，沙灵娜说，跟年轻时的唐湜先生见过一面，印象中那时他长得非常周正。他不仅写诗，在诗歌理论上也做得很多，写了许多诗评，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古典诗歌理论比较全面，新诗理论不成系统，他的《意度集》对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沙灵娜1979年离开北京去读书，后来也极少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说，印象中妈妈和唐湜先生是彼此最亲密的挚友，妈妈比唐先生大3岁，喜欢叫唐先生“唐胖子”，就像姐弟一样。唐先生特别看重妈妈的诗歌，写过多篇评论，妈妈的古典文学功底好，讲究节律，注重用韵。

　　据唐湜先生的书稿，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的臧克家先生家中，那是1946年春天，同在的还有曹辛之。1978年的一个秋日，唐湜、唐祈、曹辛之约到陈敬容位于北京宣武门西大街16号楼的寓所里相会，大家开心不已，照相留念，后来唐湜每次赴京都去看望她。据唐彦中了解，唐湜与陈敬容在晚年时书信来往频繁,1989年10月20日，她给唐湜的信中说：“精神极差，晚间很早就得上床睡觉……”这也许是陈敬容写下的最后一封信，18天后的11月8日，她因患肺炎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岁。唐湜先生听到消息后写下：“她这一生可经历了多少个悲剧，尝过了多少爱的与生命的苦果，也经历过多少年诗的艺术的悲剧。”

　　拜访章燕教授之前，我读过她主编的《郑敏文集》和关于辛笛、穆旦诗歌的论文。她的父亲屠岸先生是唐湜先生的好友，她受父亲影响，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方面的研究，她还是郑敏先生的学生。

　　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一见面，我们直奔主题。她说：父亲在《生不逢时——屠岸自述》一书中，有专门一个章节写他与唐湜先生的交往。2003年，唐湜先生的两卷本诗歌集经父亲的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父亲还写了一个序，引用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小精灵丽儿的歌“他的一切都没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变易，化成了富丽新奇的东西”，象征唐湜的诗歌创作，并提出这是“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2003年11月，赴温州参加唐湜先生诗歌创作研讨会当晚，父亲到了唐湜先生家里，与唐先生及夫人深谈。可见他们相交很深。

　　章燕教授说父亲是通过作家李诃介绍认识唐湜先生的。年轻时的唐湜血气方刚，向往革命，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西安的监狱里，与李诃成了狱友，后来都获得释放。1954年，唐湜经李诃介绍到《戏剧报》工作。从1954年到1957年，屠岸与唐湜先生是同事、诗友，又同住在北京芳草地，成了邻居，特别谈得来，对诗很有话题。屠岸因为唐湜先生被打成“右派”而特别内疚，因为唐先生被定为“极右”的三篇文章，都是屠岸发表的。

　　唐彦中接了话题说：父亲1961年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温州，靠变卖家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翌年经人介绍，到“永昆”任临时编剧，开始“江湖生涯”，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在剧团也不能待了，又经人介绍到温州房管局下面的建筑公司做粗活，拌水泥、搬东西、拉板车等。1977年,他的“问题”得到了改正，终于迎来了夕阳一般的日子。

　　章燕说：父亲每次说到唐湜先生就会激动，说他在如此逆境中一直没有放下诗笔，大量的重要诗歌都完成在困厄之中，他的诗并没有悲情的元素，而是把深沉的忧患意识化为对生活的灵光，让人敬佩。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偶尔回家，会见到来北京开会的唐先生到家里来，还给我们带来温州的豆腐干，是南方的小豆腐干，薄薄的，香香的，留给我挺深的印象。父亲曾撰文：“唐湜的所有的痛苦、悲凄、怨愤、焦虑和郁结，都经过了过滤，发生了嬗变，实现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这就是“唐湜现象”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