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摘要：

　　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关键词：

　　歌谣运动;《歌谣》周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民俗学

　　关于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钟敬文先生对歌谣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歌谣运动的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对顾颉刚、董作宾等学者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文宝、张紫晨，对歌谣运动的历史有清晰的梳理。洪长泰和赵世瑜，则深入探讨了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等人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拓荒中国民俗研究领域而做出的重要贡献，“眼光向下的革命”已成为民俗学经典的论说。施爱东，对于顾颉刚对中国民俗学奠基性的贡献及传说研究历史演进法理论运用的得失给与了精辟的评价，使人一新耳目。此外，201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歌谣运动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以《歌谣》周刊为中心，阐述一百年前歌谣运动发生的文化渊源及其带来的中国学术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转向，从而说明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学术贡献。

一、歌谣运动的三个文化来源

　　《歌谣》周刊的创立，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是西方新学术传播和中国古代采诗观风的政教传统接续传承的产物。归纳起来，歌谣运动的文化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特别是新史学的影响。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倡导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欧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促进了民俗学的兴起，赫尔德民族主义、芬兰的民族主义、进化论的民俗研究、德法二国的文化地理和文化传播理论的兴起，德国的比较语言学的神话研究，都倡导关注民众的学问，特别注重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文化地理、区域社会的研究，促进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产生，民间的歌谣、图像、账簿、宗教审判所的档案、民间生产工具，等等，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当然，欧美新史学的发展如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由经史之学向社会史的转向也有深刻的影响。

　　《歌谣》周刊刊载的文章《英国搜集歌谣的运动》提到：在19世纪的上半世纪，学界对于乡间歌者所唱的歌没有特别的注意，在英国第一个注意到乡间的歌谣的人是卜罗德吴(Rev John Braodwood)，1843年他出版了一个集子，其中共有16首歌，开启了英国采集歌谣的运动。1898年英国歌谣学会建立，“当初是打算作为民俗学会一部分”，这对中国的歌谣运动无疑也产生了影响。另外，在《歌谣》周刊1923年第18号刊载的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民歌(Ballad)》一文，也介绍了丹麦、苏格兰、法国和德国在16世纪以来的歌谣采集运动。

　　《歌谣》运动的参与者多数都受到了意大利学者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的《北京的儿歌》(Pekinese Rhymes)的影响。胡适在《歌谣研究的一个比较的方法》曾转录了这本书收录的部分歌谣。《歌谣》周刊刊登的《台湾的歌谣序》提到：研究中国近代歌谣的书，当时所知道的有四本，一是意大利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二是荷德兰的《孺子歌图》，三是平则清七的《台湾的歌谣》，四是文讷的《中国的俗歌》。这四部中国歌谣选集，有三部出自欧美作者之手。韦大列在《北京的儿歌》序言中说：“虽然我是初次编辑这种北京儿歌集，但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获益。因为：1、在这些简练的词句和段落中所蕴含的珍宝几乎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2、读者可从中清楚窥得中国民众生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3、读者还可悟出，真正的诗歌很大可能在中国民歌中觅得源头。”这与《歌谣》周刊发刊词标举的宗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得到普遍的传播，日本民俗学的兴起也较中国早，其民俗学研究对中国也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周作人在日本求学期间，包括安德鲁•朗、弗雷泽(James Frazer)与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在内的一系列民俗学者著作，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从赫尔德到格林兄弟等德国浪漫主义“文化在民间”的思想，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五四学人中，周作人较早地以儿童文学的视角向中国学界译介了日本童谣研究的成果和理论。他于1922年翻译的日本柳泽健的《儿童的世界(论童谣)》一文，就指出儿童不是未长成的大人，儿童有自己独特的心理世界，童谣和儿歌反映出“儿童的世界里所独具的色彩、音响与光线”。周作人还翻译过日本白鸟省吾的《新民谣与古民谣》。这也可以看作是西学影响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一个变奏。

　　第二个是受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理论到“民间去”观点的影响。俄国民粹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赫尔岑等民粹主义代表性人物号召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是1919年开始的，还在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早些的时候，李大钊就已经成为俄国民粹派理论的赞同者。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所发表的思想观点，曾给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强烈印象。响应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其团员就包括《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

　　第三个方面，歌谣运动的还受到中国古代歌谣搜辑传统的影响。歌谣周刊的作者，都曾经谈到受明代冯梦龙《山歌》《桂枝儿》、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杜文澜《古谣谚》的影响。这与我国古代采诗观风的政教传统有关。这虽然是先秦典制的遗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孕育着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民俗意识”的萌芽。

　　《国语•晋语》记载：“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汉书》中也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西汉武帝刘彻认识到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当然，先秦汉魏时期采察歌谣是出于巩固和改善统治的目的，并非基于重视民众文化的角度。但民间歌谣一旦进入士人的视野，它那浑然天成、朴质动人的光辉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染力。正如清代学者刘毓松所说的那样：“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对民歌的仿作历代不乏其人，但“不论历代文人的仿作怎样圆熟老到，都没有民众口头创作的真正的民间作品质朴和自然。”然而，这毕竟开启了中国古代士人对民间歌谣的关注，可以看作是歌谣运动的历史远因。

二、歌谣运动的三个学科导向

　　《歌谣》周刊发刊词，集中阐发了歌谣运动的宗旨：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當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汇编与选录即是这两方面豫定的结果的名目。

　　《歌谣》周刊的第一个学科导向是文学的，特别是对新诗学的实践和探索。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还第一个肯定了歌谣的文学价值：“庙堂的文学固然可以研究，但朝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歌谣》周刊的使命是响应新文化运动改良文学的思潮，为中国创造清新、自然、通俗的新诗和为平民文学提供借鉴的资料。“说到歌谣本身，他是最朴质不过的”，“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当时征集歌谣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编印《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两本书”，其初心是为新文学搜集活泼的材料，为新诗寻找一项新的文学源泉。

　　在征集歌谣这一点上，《歌谣》周刊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北京大学自1918年2月到1922年12月四年多共征集到22省的歌谣二三千首，《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其中的148首。相比之下，《歌谣周刊》创刊后仅两年半便征得歌谣13339首，发表歌谣2226首。人们认为，歌谣是民众情感的产物，又是民众的吟咏品，所以歌谣就是诗。人们研究歌谣，见歌谣音节、颜色、神情配合的美，和别的好诗一样，以研究诗的态度，研究歌谣。胡适在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这可以说是给歌谣运动文学性导向的一种说明。

　　第二是民俗学的导向。歌谣运动通过一系列歌谣采集、民俗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实践，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

　　《歌谣》周刊“编辑最出力的”的常惠先生，是一位具有民俗学自觉意识的学者。他讲：“由此看来，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儿、弹词、小说，较比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的多……我们就从此努力研究‘民俗学’(Folk-lore)罢!”在他的努力下，《歌谣》周刊在两年半内，刊发了不少民俗学性质的论文。比如，《歌谣中的家庭问题》《歌谣与妇女》《歌谣中的姑娘》《歌谣中的舅母和继母》《医事用的歌谣》《言语的禁忌》《广州的禁忌语》《性欲“母题”在原始诗歌中的位置》《母歌实验谈》《关于鸦片烟的民间作品》《歌谣与名物》《歌谣和民意》《表达民意的歌谣》《看见她(专号)》《东岳庙(专号)》《北京的“腊八粥”(专号)》等等，都是通过歌谣探讨中国近代的家庭关系、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关系、民众心理、民间信仰和习俗等，涉及到民俗学多个方面的研究。

　　歌谣《看见她》，最早见于韦大列的《北京的儿歌》，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通过前期的搜集，搜集到了45种不同的异文。董作宾根据这45首《看见她》，于《歌谣周刊》第62、63、64期连载了他对“看见她”母题研究的长文——《一首歌谣的整理研究的尝试》。在文中，“董作宾把所有《看见她》的流传地区标在地图上，发现这首儿歌的传播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而行的，尤其是水便于陆。北方主要是沿着黄河流域走，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南方主要是沿着长江流域走，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看见她》必须押‘a’韵，因此大凡不讲官话的地区，这首儿歌就无法流传，比如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地的‘她’字不押‘a’韵，就没有这首儿歌”。此文娴熟地运用历史地理学、音韵学和歌谣的母题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了这首歌谣的产生、传播和演变的基本途径，并分析了蕴含其中的民众心理、服饰特征、饮食习俗和民谣的审美意趣，文笔幽默流畅，堪称一篇歌谣研究的范式性论文。

　　第三是历史学的导向。主要是通过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研究，奠定了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古史的传说”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这是他研究孟姜女故事一个总结。书中通过史料考察故事横向的地理分布、交流程度和演变内容，并揭示出孟姜女故事传播地域的扩展顺序。顾氏总结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和传说演变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顾颉刚系统提炼出古史辨派的核心思想，即“层累的造成古史的传说”，这可以说是《歌谣》运动对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三、歌谣运动的三个研究方法

　　歌谣运动吸引了当时中国优秀的学者贡献才华和智慧。这些学者包括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董作宾、容庚、钟敬文、魏建功、常惠、傅振伦，等等。1936年复刊后，又有朱自清、梁实秋、林庚、李长之、台静农、朱光潜、陆侃如、顾随、陈梦家、顾廷龙、杨向奎、陶元珍的加入。另外，它还吸引了各省各地的民间学者广泛参与。概言之，歌谣运动中既有文学家、美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也有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多种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交流汇聚，使得这批学者在歌谣研究中可以自如灵活地采用当时通行于中外的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也使得《歌谣》周刊的文章异彩纷呈，让人有目不暇给之感。

　　钟敬文先生将《歌谣》周刊学者群体的研究的整体方法和风貌特点概括为“科学性”三个字，他认为：“这里所谓科学性，也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科学本身。另是指科学的态度、精神及方法等。这两种，在五四时期都有显著的表现。前者如介绍进来那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述、学说等，后者如运用科学知识去批判旧制度、旧伦理以及直接介绍西方的科学方法等。这些情形，在民俗文化学方面，大体也同样存在。例如关于有些学者继续介绍或应用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童话学的理论(如周作人、沈雁冰等)。又如有些学者运用欧洲意、英、法等国的语言学史的事实以论证中国的俗语(白话)当作为国语和文学用语。又如在歌谣探讨上，学者们常常使用的比较方法及历史方法，就是对国际科学方法的采用。至于收集歌谣、方言，强调采用外国流行的科学方法等就不必一一细举了。”

　　具体到《歌谣》周刊搜集研究歌谣的整体特征而言，有三种方法明显得到比较广泛和突出的应用。

　　一是比较的歌谣研究法。“比较的研究法”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胡适1922年在《努力周刊》30期发表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提出，“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的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胡适认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作者文学技巧的高下和对于母题的见解高低及不同地域人们风俗、语音等方面的差异。对这一方法进行深入阐释的，还有许竹贞的《我今后研究歌谣的方法》。许文倡导的方法包括六个步骤：(一)寻找歌谣材料当文学研究;(二)用科学方法研究(是何处的歌谣?为什么有这首、这歌谣的起源?);(三)狭义的调查比较，先以一县为标准，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具体到乡、村，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渔人的、农人的，山居的，也比较到职业和乡村;(四)广义的调查比较，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和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不同省份、不同职业的、人群的比较;(五)将各处彼此比较后的结果分做同点和异点，把它归纳起来。(六)深究比较后各处同点和异点的究竟。

　　二是传说故事的历史演进研究法。这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系列文章中。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与他的古史研究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即“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试图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古史传说演变的一般规律。胡适从“禹的演进史”中归纳出一个“颠扑不破的”“愈用愈见功效的”演进公式：(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虽然顾颉刚故事研究方法深受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但顾氏以其深厚的史学造诣和考据的功力，做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结合，换言之，也就是实现了实证主义研究的本土化。施爱东认为，尽管顾颉刚不断强调自己只想做个史学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只是其副产品，但正是这些天才的副产品，开始了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的历史纪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

　　三是歌谣资料搜集中的田野调查方法。《歌谣周刊》在《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确定了歌谣征集的几条原则和方法，其中就有“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考虑到要保持歌谣的原生态：“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儿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作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为此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让歌谣采集者借鉴：“德国的曼哈特他到民间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乡间的人就认为他是个地里鬼儿，往往有许多神秘的话对他讲。”

　　对于歌谣的记录方法，《歌谣》周刊也有细致的规定。《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第四项“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写道：“一、字迹宜清楚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三、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四、歌谣性质并无限制，语涉迷信和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以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或国际音标注其音，并详注其义，以便考证。六、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七、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八、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歌谣》周刊发表的专题歌谣，如刘半农的《江阴船歌》、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董作宾的《南阳歌谣》、钟敬文的《潮州婚姻的俗诗》等，无不是实践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的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一新学界的耳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聚集了专业研究队伍，探索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产生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虽然歌谣研究“未能包括民俗学的全部”，歌谣研究的一些方法，也未尽自洽和完善，但在这场运动中歌谣研究的民俗学意义已经得到充分彰显，歌谣“可以代表现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好憎诸情”“一可为历史的资料，二可知人民风俗习惯之沿革及变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歌谣这种“最古老的大众传播方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得以新生，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百年回眸，从歌谣运动中诞育出的中国民俗学经过一百年的洗礼，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其“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前景更令人神往和期待。